|
2005年6-7月和2011年8-9月，我们课题组两度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西藏昌都地区调研。头一次从成都乘车沿川藏线西去，经巴塘、芒康、左贡到昌都。第二次从昌都乘车向东回返，经贡觉、江达、德格到康定。甘孜州和昌都地区以金沙江为界，但都被藏学界视为“康区”的一部分，两岸的藏族居民以“康巴人”著称。2015年初，课题组基于这两次调研撰写的专著以《排除农牧民的发展障碍》为题，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此时翻阅调研中写下的日志，忽觉十年前的见闻录已有历史感，于是选编几篇叙述相对完整的文字与读者分享。 开启康藏研究之门 2005年6月25日星期六，课题组抵达成都，稍作安顿即赶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与成都藏学界的专家座谈。这其中，任新建和杨新民老师的发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任老师有一半藏族血统，母亲出自四川省甘孜州的藏族世家，父亲任乃强先生是中国藏学研究的先驱人物。任老生前多次游历各大藏区，手绘山川地貌、驿道村舍、民居寺院等等，为后人留下了图文并茂的藏区研究文献。任新建老师原先学的是工科，“文革”期间跟随父亲做藏学研究，从此子承父业，在学问上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杨老师也是藏族，藏名索朗多吉，2000年才从甘孜州调入西南民族大学，专门从事藏戏面具和石刻研究。他对家乡感情深厚，每年都要回去做基层调查，自然熟悉甘孜州的情况。他俩的发言有一个共同的重点，就是断言甘孜州在整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趋于边缘化。 其一，甘孜藏族自治州面积大约1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在90万人左右，其中76%是藏族。甘孜这片地方原属1936年建立的西康省，1955年西康省撤销后划归四川省。甘孜州与云南的迪庆州、青海的玉树州和西藏的昌都地区一起称为“康巴地区”，1956~1959年间发生“康巴叛乱”，平叛之后进行了民主改革。此后，当地人民过上了和平稳定的生活，可甘孜州的地位却日渐下降。任、杨二位老师强调，首先是政治经济领导人才大量流失。甘孜州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的大后方，金沙江沿岸甘孜州一侧解放前就有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活动。解放军进西藏的时候，金沙江边的巴塘县有大量青壮年参军随行，其中包含上百名后来成为西藏自治区政府地厅级干部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其次，地域交通枢纽地位丧失。在连结内地和西藏的3条公路中（川藏、滇藏和青藏公路），川藏公路的重要性被后来修通的青藏公路和通航之后的空中运输线所替代。近40年来，川藏公路的路况改善迟缓，公路两旁的地域、特别是甘孜州属地的发展几近停滞。 其二，中央政府重点投资西藏，四川省政府重点投资平原区和旅游区，甘孜州在任何一方面都成了非重点。任、杨二位老师打抱不平，说甘孜州 “靠了一个大省，吃了一个大亏”。 其三，两位老师将甘孜州与四川省内的阿坝州相比，认为甘孜州的经济增长处于弱势。这一是因为环境闭塞。甘孜州1999年才对外开放，而阿坝州早已成为旅游热点。二是难以确立支柱产业。甘孜州除了欠发达的农牧业，在经济领域几乎乏善可陈；阿坝州则除了蓬勃发展的旅游业还有相对强大的水电业。三是交通困难。阿坝州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业发展相互促进，近几年修建了九寨黄龙机场和沥青路面的川九公路。与此相对照，甘孜州有个尚待改造的康定机场却无航线（笔者: 2011年康定机场已启用），更要紧的是多数干线公路尚未用沥青覆盖，雨雪天气严重影响通车。在2001年二郎山隧道竣工之前，州里的干部若乘车来成都开会，正常情况下仅单程就得耗时1-2天，更不消说货运及其它经济文化交流之艰难。2002年，国家拨款30亿元修路，计划3年全州“县县通油路（沥青覆盖的公路）”。可是2003年修的路，2005年有些路面就开始破损，这与公路建设投资不足有很大关系。甘孜州处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山体松软，地理状况复杂，每公里“油路”的预算造价大约为75-80万元人民币。中央政府按照每公里50万元的标准拨款，余者需要地方政府配套。可是甘孜州经济不发达，平均每个县的年财政收入在300万元左右，财政支出却达2000万元，否则难以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行。因此，地方政府非但拿不出配套资金，反倒动用上级政府下拨的各类专项资金用于最紧急的支出，以至于目前每公里“油路” 的实际造价大约只相当于国家拨款额的1/2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