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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本是“人情小说”，舒芜先生的解说，也就不离常理常情，或者说，皆自人情物理中寻注脚。其常识是建基于五四启蒙立场之上的常识。不论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标准，还是从“哀妇人而为之代言”角度对《红楼梦》意义的发现，均分明见出五四的烙印。   黛玉像 一般人的心理，遇喜欢的人、喜欢的书，不免也就想跟人议论，没本事议论，就想听旁人说道。我喜欢上《红楼梦》大概是在十六岁，看得似懂非懂，当然就更想听旁人的高论。可惜那时尚在文革末期，能看到的“红学”著作没几本，颠来倒去看的两本书是《红楼梦》诗词的注释，一本是哈尔滨师院出的，一本则是南京师院出的。都是“编写组”编写，都是非正式出版物。这些书便构成我的《红楼梦》启蒙书，至少诗词大意，还有金陵十二钗的判词之类，就是从这里才有些明白的。 只是读了不免又觉意下未足，我只对其中解释、串讲的部分感兴趣，“封建社会的挽歌”之类，就觉陈义太高：许多我觉得疑惑处这些书不给我解，反以上纲上线的方式在不疑处为我制造出疑惑；我感兴趣的不谈，我毫无所感的却又在大谈特谈。就我而言，这样的遗憾是到80年代初消释的，这时上海古籍社出版了舒芜先生的《说梦录》。说其中的品评分析“正中下怀”有点抬举自己，欣喜、产生共鸣却是真的。这以后读过好些“红学”或准红学的书和文章，从胡适、俞平伯到夏志清、余英时；从脂砚斋、王伯沆等人的评点，到王昆仑、王朝闻、邓云乡、林语堂、张爱玲，还有近年来一些作家的高论。有谈考据的，也有论主题的；有谈思想的，也有论艺术的，还有考释名物的；有“就事论事”的，也有借题发挥的；有严谨的论文，也有随谈。从中得到的满足，各各不一（当然也有不能卒读的），其中有些，我觉得比《说梦录》更深刻缜密，比如余英时的文章，有的更轻松有趣，比如邓云乡的《红楼识小》，但我始终将《说梦录》列在最喜读的红学书之列。起初以为这与个人的阅读经历有关，因为当时好书少而又少，而年轻时喜欢的书因为记忆深刻又联着青春时代的回忆，不免有所偏爱。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出该书 更名为《红楼说梦》 ，又拿起翻看，并无时过境迁之感，我想我因此有理由说，这是一部极好的《红楼》启蒙书。 启蒙是以先觉觉后觉，见识应较普通读者高出一筹，说《红楼说梦》是极好的启蒙书，是从个人阅读的效果去看，作者倒并未以启蒙者自命（虽说虚拟的“青年读者”的屡屡出现不经意间还是透露了作者时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反将自己归入“普通读者”的范畴。自序中拈出的“普通读者”四字，可以解释为一种歉抑的姿态，同时却又是相当自信的选择或拒绝。这里的自信基于这样的信念或是判断：普通读者是文学的归宿，也是裁断作品高下的终极权威。这让我想起英国约翰逊博士的一段话：“我很高兴能与普通读者产生共鸣，因为在所有那些高雅微妙、学究教条之后，一切诗人的荣耀最终要由未受文学偏见腐蚀的常识来决定。”我以为，舒芜先生据以解说《红楼梦》的，正是常识。 如自序中所言，“红学”专家的著作，已经出了很多，今后还会再出，而且应该多起来。但此书的特点，却是作者有意识地回到常识——文学的常识，生活的常识。文学的常识，是说不借助复杂的文学理论，不依傍专门的知识背景，谈论的问题皆从《红楼梦》的直接阅读中来，而非从“红学”的学术史梳理中来。生活的常识，是说关于主题、人物的种种议论有好些是从知人论世中来，别无抽象的原则。《红楼梦》本是“人情小说”，舒芜先生的解说，也就不离常理常情，或者说，皆自人情物理中寻注脚。其实“红学”的问题与普通读者的问题本为一事，只是或因专家之学有其自身逻辑，已然自成系统，或因某些专家钻入“偏题”、“怪题”，久假不归，已忘其本，总之与普通读者的阅读经验相去甚远，无法衔接。舒芜先生的回归常识却使他与读者间有了一个共同的平台，读此书的一大快乐即在于，它并不漠视、取消甚至剥夺你的阅读经验，相反，倒给读者诸多相互参证的机会。 与任何类型的书一样，谈论《红楼》，也有“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关于“怎么说”，作者自己给书的定位是“读后杂谈”，“本编”中的篇什固是文史随笔的路数，“前编”诸篇，近于概论性质，也取了更易于走近读者的对话体，娓娓而谈，平易近人。至于“说什么”，似乎是不消说的，当然是说《红楼梦》。但“红学”（取广义）到今天已是千门万户，撇开版本、作者生平事实的考订（所谓“曹学”）这些相当专业的内容不论，也还有些话题是普通读者也乐与闻的，比如《红楼梦》中涉及的风俗名物（如邓云乡），比如《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如萨孟武），乃至《红楼梦》中的饮食，等等，等等。《红楼梦》原是百宝箱，抽取一点，宇宙之大，苍蝇之微，只要谈得好，便有趣也有益。只是若从统计学上说，读者中的大多数最关情的，恐怕还是《红楼梦》的“本体”而非外围知识。所谓“本体”，指的是书中的情节故事、人物性格、人物命运、细节描写，以及小说的主旨。《红楼说梦》谈论的，正是这些。一部适宜的《红楼梦》启蒙书，当然应该是直奔小说本身而去，奇文共赏，疑义相析，都应是从这里生发。像宝黛吵架的缘由、钗黛诗才学识的高下、宝玉晴雯之间究为何种关系、宝玉为何不喜读书等等，相信都是读者心有所感又很想澄清的。作者按迹索踪，一一细加分解，而且解得入情入理，解得令人信服，在我看来，这就是启蒙书的功用。 我用启蒙书字样，丝毫没有说这书浅显的意思。《红楼说梦》固然不乏赏析色彩，却不是赏析文章的简单汇集，即使“本编”中“就事论事”的短文，也时时显出作者对《红楼》整体把握。“前编”、“余编”则更不用说，碰触到的其实都是“红学”中的大关目，只是作者坚持普通读者的立场，据以谈论者，还是常识。比如“谁解其中味？”，是说《红楼梦》的主题了，作者并不“高屋建瓴”地别求“深解”，只贴着小说本身的理路去索求。从文本中找证据，这本是文学阅读的常识，而这常识正照出了“反映阶级斗争”、“四大家族衰亡”、“封建社会崩溃”之类不寻常高论的破绽。又如“冲破瞒和骗的罗网”一篇，关涉后四十回的真伪劣与评断，相较而言，是更专门的“红学”题目，专门家自有一套繁琐的技术性考证，作者却还是从常识的角度去谈，从文学创作规律的常理常情去推。 常识之为用大矣，有的时候，作者用常识来拒斥、颠覆种种“过度阐释”，将人为复杂化了的问题还原为简单；有的时候，作者则又以常识来纠正由僵硬理论、简单化思维导出的对人物、故事的简单化理解，还其原有的丰富性。作者谈黛玉对袋人准滕妾地位的默认，谈“反派”人物贾雨村的识见，谈贾政的文学修养，意在破除脸谱化，引导读者对人物多侧面的了解，所恃者乃是关于封建社会的常识，是对旧式生活人情物理的洞晓。知人以论世，论世以知人，我想，这就是的。 有一点不可不辨，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常识，不同时代的常识各有不同的背景。舒芜先生的常识显然是以现代意识为背景的，更确切地说，是建基于五四启蒙立场之上的常识。不论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标准，还是从“哀妇人而为之代言”角度对《红楼梦》意义的发现，均分明见出五四的烙印。读过一些旧时的评点，某种意义也可以说是立足于常识的，但与《红楼说梦》中显现的常识却是大异其趣。别的不说，就对“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八字的理解而论，旧式的评点家即或对书中悲情女子赞颂而加怜惜，也不会上升到对整个女性命运处境的哀矜的高度来认识。舒芜先生了然旧的常识，所坚持者却是五四的常识。不妨说，以启蒙的常识烛照旧的常识，在书中乃是一以贯之的。这一点，加上些许的论辩色彩（书中对索隐派王国维的“悲剧说”、胡适的考证以降的各种说法不同程度上均有诘问，但1954年《红楼梦》大讨论以来的种种高论还是构成了隐含的主要对话语境）使该书于沉潜含玩之外，更多了某种严肃性。 当然，有的时候，我也疑惑舒芜先生是否忒严肃了点。记得多年前读《琏、凤的闺房》一篇，里面说闺房中的第一个特点即是淫乱，举偷娶尤二姐，私通鲍二家的和多姑娘的例子之外，又说道：“便是平常夫妻之间，如第八回所写，以及第二十三回贾琏笑问凤姐的一句话，就完全是‘《金瓶梅》式’的。这种淫乱，当然谈不上和谐美满。”这里“真事”隐去，语焉未详，出于对“《金瓶梅》式”的好奇，当时取出《红楼梦》翻到相关处复案。贾琏、凤姐的淫乱，并无疑义，夫妻间的调笑戏语也归为“淫乱”，就觉不免判得严峻了些。说这些并无“解构”之意，事实上我对隐现于全书中的那份严肃有敬意。其实作者不过是顺便一提，文章的重心也不在这里，我只是想起过去读《说梦录》时的情景，闲话一句罢了。 《红楼说梦》（插图本），舒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