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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时，浙江文艺出版社在上海文新大厦举办了“库切小说”研讨会，我对王安忆的发言提出了一点小小的批评，并引发了我对中国作家普遍存在的一个自我意识方面的问题的探讨。我说，中国作家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把自我客观化，把自我设置为另外一个他者来进行对话，更谈不上在内心的自我和作为叙述者或主人公等作品中 的人物的自我之间进行紧张的对话。我觉得库切的优秀在于，他能够把自我设置成一个他者，然后使自己和这个他者形成一种互通或互否的关系。 库切喜欢把自己放到作品中去，包括经历、思想和情感，他在用文字表达情感时，甚至有失控的时候，对他那么冷静而超然的作家来说，这是很让人意外的；但是，他确实很少宣泄情感，而是采取了一种对自我进行鸟瞰或眺望的姿态。他有时为自己感到害羞，有时感到害怕，甚至惊异。他不像现在许多作家那样，热衷于在作品中展示自己、贩卖自我，直接地、所谓原生态地把自我呈现出来；他会把自我掰成两半，一半进入文字，一半留在外边，他让它们相互审视甚至窥视。如，在《青春》这样的自传体小说中，他都不用一般作家习惯于用的第一人称，而是用了第三人称；同样，在他发表诺贝尔奖的受奖辞时，他也一反常规，似乎不愿意抓住这个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时刻和大好舞台，猛烈宣扬自己的主张，而是用第三人称，说了一些《他和他的人》的事，仿佛他自己成了另一个人。其实，这是库切一贯的“伎俩”，他平时在大学里演讲时，哪怕演讲的题目是关于他自己的创作感想，他也会用“他者视角”来谈论自己，好像他谈论的是别的作家。这不仅是由于他羞怯的性格，更是为了防止自己把自己绕进自我的陷阱。他把文字看成镜子，每次写作时，都把这镜子竖立在自己面前，他能看到自己，旁人（读者）也能从镜子看到他的形象；但那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镜像。《青春》就是这样一面镜子，照见了库切年轻时代在伦敦工读时的一段艰难困苦的岁月，同时显露了甚至暴露了他的内心世界。但这不是库切自身的经历本身，而是库切眼中的经历。叙述者的视界更多地是与读者而不是作者的视野相融合。 再比方说，库切和《耻》的主人公南非开普敦大学卢里教授、《八堂课》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考斯特罗以及另一个主要人物非洲作家艾古度之间，也有这种自我和他者化了的自我的关系。同样是大学教授，在南非翻天覆地的革命运动中，库切跟卢里一样，也感受到了来自他者世界的压力，他者世界带着浓重的阴影要来将他吞没，他想反抗，他想逃跑。但库切和卢里有所不同，卢里没有意识到非洲黑人的种种状况或者说心态，是欧洲白人以他者的身份去强加给他们的。南非在作为由白人政权所控制的国家时，是一个处在他者世界里的他者———即在黑非洲的眼光看来，白人文明是他者；但在欧洲中心主义者看来，整个黑非洲都是一个他者；无论是卢里还是库切，都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嫌疑。库切对自己的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是警觉的，而卢里没有那么自觉。所以，我们说，在库切这个自我和卢里这个他者化的自我之间，有缝隙和落差。库切在自我表现上是相当克制的，但白人文明却没有那么克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谓文明之间的冲突，也是一种文明与其他者化的自我之间的冲突———这实际上是这种文明的自我扩张及其后果。有“中心情结”的自我从来不把他者放在眼里，他只认可他者化的自我，或者说，只认可他者与自我一致的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库切一定要设置一个他者化的自我的根本动机。库切对这种功利主义甚至霸权主义的他者化设置也是警惕的。《八堂课》里有两课是专门讲非洲的，即《小说在非洲》和《人文学科在非洲》。《小说在非洲》这一课说，非洲小说吸引欧洲人的是异国情调，但真正风靡的，是经过改写的非洲小说，也就是说，那种所谓的“非洲情调”实际上打上了“欧洲文明”的他者化的印记；没有这种印记的非洲情调是所谓纯粹本土的非洲因素，可能根本出不来。这就是后殖民主义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人文学科在非洲》更尖锐地揭示了这个问题。伊丽莎白试图抛弃欧洲中心主义在非洲的他者化企图，惋惜地指责她姐姐布兰奇，因为后者领导的教会医院让一个非洲黑人做十字架上的耶稣像，即让非洲人接受一个衰落的、没落的、病态的、将死的欧洲形象。但布兰奇反驳说，水深火热中的非洲人民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苦难的形象，这样的形象才会引起他们的共鸣。看来，他者化的自我，还是他者与自我的合谋。库切的理想可能是一条小牛犊的理想，他不无同情和赞赏地说，“一条小牛犊还没有掌握‘在’与‘不在’、‘自我’与‘他者’这些概念。”也就是说，在小牛犊眼里，自我与他者是弥合无间的，因为小牛犊的自我还没有发展或发达到制造他者的地步。这是自我的简单、丰盈、平和而且自足的状态。 库切的自我他者化策略还有另一种方式，那就是在作品中设置两个人物形象，让他们相互成为他者，或者其中某一个是库切的他者化的自我，那么另一个就是他者的他者。我们不妨称之为“双重他者化的策略”。如伊丽莎白和布兰奇是库切的两个他者化的自我，她俩虽然是姐妹关系，但相互间是不融洽的。库切让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自我同时表达自己的观点，实际上是在袒露或暴露自身的矛盾；他徘徊在两者之间，最终姐妹俩不欢而散，库切的自我分裂也没有得到医治。再比方说，《彼得堡的大师》中的主人公陀斯妥也夫斯基和他的养子巴维尔之间也是这种关系。我们可以把巴维尔看作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另一个自我，甚至是库切的另一个自我。库切和陀氏在不断失落和寻找那个自我，循环地把那个自我放进自我意识，并释放出去。如，小说中陀氏说，“我一直在看巴维尔的日记。我读到了我记忆中非常清楚的一件事，从头到尾一直记得很清楚。现在，活生生的，我又通过他人的眼睛重新看到了。”这“他人的眼睛”是巴维尔的眼睛，是一个他者化的自我对自我的观察，这种观察带有记忆和反省的双重成分。 这种双重他者化的策略加强了小说的复调性，使各种声音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也使库切的自我形象变得更加丰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