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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话这种文体发展到今天，是该回过头来总结和梳理的时候了。 笔者以为，来先生的确把书话的范围放得过宽了。毛泽东有一名篇《两个中国之命运》，此文是由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引发出的论辩，文章相当精彩。不过 ，将来编一部《中国现代书话史》，我想不会把它涉及到吧。 唐弢先生的“四个一点”，还是迄今比较完善的表述。“一点事实”，即捡一点即可，不宜甲乙丙丁，铺开来说；“一点掌故”，要有知识性，要鲜为人知，大家都知道，何劳你说；“一点观点”，要有独特见解；“一点抒情”，笔端带情，带有点书卷气。 绝对一点地说，书话不妨越短越好，孙犁的“书衣文录”、甚至像姜德明编的《书衣百影》和《插图拾翠》中的图录说明，百十来字，均可视为书话。 难以界定的“书话” 近日，看到好几篇文章，感叹盛极一时的书话作品，开始“退烧”，成了强弩之末。笔者倒不这么看。作为一种文体，书话的生命力依然强劲，其作品冠不冠“书话”之名并不要紧。举一例：南京近年出了一套10册“六朝松随笔文库”，打开一看，那算得上“正宗”的书话了，据说，这套书还挺畅销。 关于书话的这些议论，引发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书话这种文体发展到今天，是该回过头来总结和梳理的时候了。现代书话从上世纪30年代行世以来，到1963年唐弢《书话》出版，再到今天，书话写作日盛一日，书话作品林林总总、成绩斐然。可是，与此相比，关于书话的学术理论研究却显得十分薄弱。这很奇怪，产生于稍前一二十年的现代小品文、杂文等，其学术理论著述铺天盖地，大部头的论著也不知道有多少。笔者孤陋寡闻，从未见过一本关于研究探讨现代书话的学术专著，只有零星短文偶见于报章，此外见到一些片言只语。姜德明先生的《〈现代书话丛书〉序言》，陈子善、胡从经、倪墨炎等书话作品集的序跋中略有谈及。这种现象，可能有多种原因，其中一条就是关于书话这种文体的界定比较困难。它是一种散文，但不像狭义上的现代散文；它可以说是一种小品文，也有现代杂文的意思；它和书评难以分家，又与书目书序书跋沾亲带故。钟叔河先生是把《知堂序跋》作为《知堂书话》的续集来编的。书话也可以归于文学范围内，也可列入版本目录学范畴。它似乎就是这么一种“四不像”。书话作家们下笔的时候，谁也不会去考虑，我这篇文章算不算书话。等到出书话集子的时候，再依内容排列组合。例如，“书谭偶拾”、“版本丛谈”、“书里风景”、“书外乱弹”等等不同的板块。有些书话集索性以序数一二三四卷来归类。这种现象说明，书话的概念是相当宽泛的。但是，是不是宽到了凡与书有关联的，都属于“书话”圈圈之内呢？《文汇读书周报》曾经刊过来新夏先生《关于“书话”的话》一文。来先生认为，凡是与书有关联的，不论是述说书的本身，还是写由书引发出去的论辩，都可以属于“书话”圈圈之内。来先生在文章最后说，也许我会遭到把书话范围放得过宽的讥评。笔者以为，来先生的确把书话的范围放得过宽了。毛泽东有一名篇《两个中国之命运》，此文是由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引发出的论辩，文章相当精彩。不过，将来编一部《中国现代书话史》（这是有可能的），我想不会把它涉及到吧。 本文抛砖引玉，尽所掌握的材料，先追寻一下现代书话的发展轨迹，然后也对什么是书话发点议论。 现代书话与藏书名家 “书话”这个名称大概是从“诗话”、“词话”、“曲话”演化而来的。诗话萌芽很早，像《西京杂记》中司马相如论作赋，《世说新语》的一些文字，都已是诗话的雏形了。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是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诗话。至明清，诗话作品已浩如烟海。著名的如严羽的《沧浪诗话》、袁枚的《随园诗话》、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词话、曲话是在诗话的影响下发展起来，世传的作品也不少，李渔的《李笠翁曲话》，况周颐的《蕙风词话》，近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都很著名。另外，还有一类侧重于收藏逸闻、版刻递传的掌故，像叶昌炽的《书林清话》；还有一类藏书题跋，读书笔记，像《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藏园群书题记》等。这一类文体，可否称之为古代书话，尽管那时还没有这一说法。 现代书话形成在民国年代。有位周越然，他以编《模范英语读本》出名，从民初到30年代，这本书独占教科书市场20多年。此公还富藏书，曾撰《书书书》一书，这是中国现代书话的早期作品。这本书1944年5月由上海中华日报社出版，印了一千册。然敌伪时期，周越然参加过“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名声不好，写的书也为人们所厌恶。这本《书书书》，流传极少，现在倒成了藏家们寻觅的珍品。姜德明《余时书话》里收有这本书的书影。辽宁教育出版社“书趣文丛”第3辑把《书书书》和周越然的另一本书《六十回忆》合成一书，书名为《书与回忆》。只是此书所谈大都是古籍，提到现代书刊的只有关于阿英的《小说闲谈》。 曹聚仁也较早从事书话写作，1931年《涛声》曾刊过他的《书话四节》等文章。80年代，三联书店出版过他的书话集《书林新话》。叶灵凤也擅长写书话，从30年代开始一直到晚年在香港，一生写了不少耐读的书话文章。与文学翻译家冯亦代先生的书话文章一样，他的书话内容也以外国作家作品为主。三联书店曾编有三册叶灵凤的《读书随笔》，十几年来畅销不衰。 周作人的书话同他的散文一样，冲淡平和，侧重于心得感想，他常常大段大段地抄书，自诩“文抄公”。其实抄书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是看了十册八册难以抄下一段值得下笔的东西，因为这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哪能是断章取义胡乱抄啊，也是非具慧眼不可的。钟叔河先生在1986年编辑出版了一部上下册的《知堂书话》，所收文章，是从周作人三十几部文集中选出来的，没有编年，也没有分类。不久钟叔河先生又编了一本《知堂序跋》，其中也有不少文章可归于书话作品。后来，钟老先生又重编的《知堂书话》，比原版的增加了不少篇目，又分成了七辑，其中第4辑“谈中国新书”和第7辑“谈自己的书”都是围绕现代书写的。 现代著名作家夏衍、俞平伯、叶圣陶、孙犁、李一氓等大家都写有不少书话类的文字。而且各有各的风格，如果撰写中国现代书话史，都是应该细述的。曾看到一则资料，40年代重庆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杨世骥的《文苑谈往》，是关于晚清小说的书话集。可以断言，还有许多书话类的早期作品有待我们去寻找。 现代书话发轫者为郑振铎、阿英。1929年，郑振铎以“西谛”为笔名在《小说月报》第20卷1至5号连续发表了千字文《读书杂记》19则，其中写了《荷马罗诗》、俄小说集《蔚蓝的城》、古籍《琵琶记》，还有《丛书书目汇编》等，文笔清隽，这是早期典型书话。郑振铎藏书中，不少是罕见的珍本。他对古籍研究下过很大功夫，撰写了大量的题跋文字，结集出版两册厚厚的《西谛题跋》。《郑振铎书话》是三联书店出的那套著名的书话之一。上下两册，内容大部分涉及的是古籍。其中谈到访书藏书的一些文字，著名的《访笺杂记》，记述他和鲁迅合编《北平笺谱》，为寻找上好的笺谱，在厂甸笺纸店一家一家奔波的情景，读来真让人感慨万千。阿英也是爱书如命，读他的《城隍庙的书市》、《西门买书记》、《海上买书记》、《苏常买书记》、《汴陵买书记》，可以体味到他奔波书摊的那种酸甜苦辣。阿英于1937年发表了一组《鲁迅书话》，讲述了鲁迅《摩罗诗力说》、《域外小说集》、《阿Q正传》等版本递传情况。1936年发表了《〈红楼梦〉书话》。在他早期的文集《夜航集》、《海市集》、《剑腥集》，都收有不少书话类的文章，如围绕蒋光赤《鸭绿江上》、《哀中国》，丁玲的《母亲》等写下的文字。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阿英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和领导工作。繁忙的会议期间，他一得空就跑琉璃厂、劝业场访书，并与书友郑振铎、李一氓、傅惜华、夏衍论书品画不断，这些都留在他《第一次文代会日记》里了，其中不少都是上好的书话文章。 使现代书话臻于成熟，使现代书话成为众多文体品式中一帜的，应该说是唐弢先生。唐弢先生写书话大约是从1945年开始的，当时陆续发表在《万象》、《文汇报》的副刊《文化街》、《文艺复兴》、《文讯》、《时与文》等报刊上，解放后又写过一些。1962年，唐弢先生将书话结集成书，题名为《书话》，6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80年三联书店新版，题为《晦庵书话》，除了纳进了原《书话》（41篇）的全部篇章外，还辑入了《读余书记》、《诗海一勺》、《译书过眼录》和《书城八记》四组文字。前面的部分主要是谈现代文学书籍的，文章大都只千把字，有的仅二三百字，有的论书刊的版本异同、装帧品相，或者讲述旧闻趣事。文字生动可观。开卷第一篇《守常全集》，记述的是1933年，李大钊同志牺牲六周年时，地下党组织在鲁迅支持下，策划出版李大钊文集，由于反动当局的阻挠，几经周折到1939年4月才出版。此种书世存已很少，唐先生保留的一本也送给了上海博物馆。另外，根据关于《文艺讲座》、《社会科学讲座》、《燕知草》、《冈昆卡》、《山雨》等版本的史料掌故，由此我们知道，《呐喊》种种版本的来龙去脉。《凯绥、阿勒惠支版画集》是鲁迅编印的德国版画集，印数只有103部，而正式发行的只有33部。《域外小说集》虽在1920年曾重版，但书品则远不如前矣。 黄裳大约是中国在世的最后一位传统意义上的藏书家，一生集书不辍。上海“八一三”战起，他同唐弢一起在徐家汇一家旧书店购得大量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的初版毛边本印本，配齐了整套的《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和《国闻周报》，甚至在乱纸堆中翻得了郁达夫《饮食男女在福州》的手稿。《黄裳文集》中留有大量的关于书的文字，但主要还是关于古籍的书话，近年常常在《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和《读书》上刊出“拟书话”，其中有些内容是谈现代书刊的，如谈闻一多诗集《死水》1928年1月的初版本，谈刘半农《瓦釜集》。黄先生说这是唐弢《晦庵书话》的，短小隽永，十分精致。 现代书话与“北姜南胡” 现代书话最大成就者是姜德明先生。他的书话得益于丰富的现代书刊收藏。姜德明20世纪50年代在《人民日报》编副刊，当时报社在王府井，报社附近就是东安市场。那时的东安市场有不少古旧书摊。编稿之余，逛书摊成了主要爱好，也去隆福寺和厂肆。年积月累，收罗了不少新文学珍贵版本书。1965年，“文革”前夕，风声渐紧，先生面对苦心收集来的“毒草”发愁，一狠心，让废品站拉走了一平板车。次年，“文革”狂风起，先生为自己先下手而庆幸。那时连卖书都无门，多少老先生半夜三更偷偷焚书，弄得下水管道堵住被发现。当时姜先生手上还有一些存书，都是前次卖书时舍不得出手而留下，且大多是精品。实在是难于和它们一刀两断，姜先生说：“这真是劣根难除啊”。除了烧掉一些太扎眼的书，像胡风的《棘源草》，还有魏金枝、丁景堂编的《文坛》杂志，因为上面有江青的便装照。其它的他竟一动也没动，做好了迎受任何灾难的准备。相反地，静夜无人时，还抽出几本心爱的旧书来翻翻，好像忘记了外面正是一个火光冲天的疯狂世界。正是这冒险的一挺，为他成为当今现代书刊收藏大家和现代书话大家打下了底子。 “文革”后期，文网稍松，姜先生又开始逛琉璃厂了。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收藏机会，不光是古旧书刊收藏，字画、瓷器、邮票，明清家具，当今有名气的收藏大家，差不多都是从那时开始下手的。姜先生的书话中介绍的现代书刊中的相当一部分，是这个时期收集的。包括林纾、李公朴、周作人、巴金、曹禺、叶圣陶、夏衍的签名本，更可贵的是黄裳、唐弢、萧乾等大家的签名本上还有亲笔题跋。 “我在翻检旧藏书刊时，那焦黄发脆的书页早已经不起反复摩挲，事后往往是落华满地，爱也爱不得，碰也碰不得。书与人一样，彼此都老了。我们相守几十年了，怎么才算个了结？我想最妥善的办法还是选择一些稀见的版本，一一写成书话，亦不枉我们相聚一场。”姜先生的书话集有十余本，《书边草》、《书味集》、《书梦录》、《书廊小品》、《书叶集》、《书摊寻梦》、《书坊归来》、《新文学版本》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余时书话》。此书1992年9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大32，道林纸印，软精装，收书话100篇，每篇题头都有书影。此书几乎篇篇都有史料掌故，读来真是一种享受。 现代书刊收藏，有“北姜南胡”之说，北姜为姜先生，“南胡”即胡从经。胡先生有一枚“书海衔微”藏书印，语出陶渊明诗“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在上学时就热衷于买书藏书。曾在上海静安寺一家名为“诗巢”的旧书店，买到叶圣陶赠戴望舒的签名本《倪焕之》。这是1929年的初版本，布脊烫金精装本。扉页上写着：“望舒先生叶绍均”两行工整的毛笔字，下面还有叶老的名章。逛书店是胡从经的爱好，青春岁月就是在那些纵横交错、书香流溢的邺架中度过的。有一次，他通过书店的熟人进入专供高级干部选书的上海旧书店第四门市部。正在书架间徜徉，恰逢胡乔木来买书，胡乔木以为他是书店伙计，遂要他帮助找一本苏俄作家拉甫列涅夫写的寓言小说《伊特勒共和国》（徐懋庸译本）。胡从经不到两分钟就在书架上找到了，胡乔木向书店负责人说要表扬这位伙计，书店负责人只能“嘿嘿”两声以敷衍，因为这位“伙计”是违规进店的。 历时20年，胡从经积书2万余册。鲁迅、巴金、郁达夫、冰心、叶圣陶等大家的初版本搜罗的相当齐全，一些早期的丛书，如《新潮社丛书》、《乌合丛书》等，均称齐全，一般图书馆也未必能见到了。胡从经还有海外访书的经历，曾在东京神田町一家旧书店觅得李叔同于1906年在日本创刊的中国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国内还不见有收藏。他曾着意搜集“左联”东京分盟的文献。东京分盟是中国作家联盟中的一支劲旅，在30年代上半期十分活跃，为推进与拓展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胡先生写有《“左联”东京分盟文献知见录》一文予以介绍。 胡从经大学毕业后，曾在上海作协研究室工作过，得以当面向巴金、以群、于伶、刘大杰、郭绍虞、师陀、秦瘦鸥等作家学者请教。那儿还有一个资料室，所藏近现代文学期刊甚为齐备，胡从经说自己“浸淫其间，可谓‘老鼠掉进了米缸里’，其乐可知”。后来又当编辑，拜访过唐弢、王元化、赵景深、曹靖华、魏绍昌、钱谷融、黄新波、罗竹风等学者。得天独厚的机遇，仰赖丰富的一手资料，胡从经完成了《榛莽集》、《柘草园》、《胡从经书话》、《创造的欢愉》等书的撰述。胡从经去香港后，依然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已有书稿《香港近现代文学史》。另有一书《香港近现代文学书目》已先行出版，笔者在姜德明先生处得见此书，说是书目，实际上也就是书话集，不知内地什么时候能出版。 当代学者与现代书话 上海的陈子善先生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和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长期以来痴迷于史料研究，自称有“考据癖”，他说：“现代作家的一篇佚文、一首遗诗、一则逸事，现代文学史上一本鲜为人知的著作，一段湮没不彰的史实，往往会引起我的极大兴趣。”所以陈子善第一本书话集取名《捞针集》，取“大海捞针”之意。细翻陈子善书话，可见他探幽发微，钩沉辑逸的功夫，那些被封污垢历史史料，一经他爬梳钻勘，刮垢磨光，便重放光亮。他的关于郁达夫研究的一些文章，如《从郁达夫致蔡元培的佚简说起》、《研究〈沉沦〉的珍贵资料》、《郁达夫与鲁迅的〈故乡〉》、《邓脱路、日新里和〈春风沉醉的晚上〉》、《冯雪峰编〈郁达夫选集〉》等，对我们了解郁达夫这位五四著名作家提供了许多新鲜资料，资料性的东西用书话的形式来写，读来就轻松多了。 倪墨炎是研究鲁迅的，也研究周作人，他的《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名噪一时。他写书话，动手较晚，但成绩不小，这主要得力于他对新文学史料的掌握。他也是当今国内收藏民国书刊成绩最丰硕者之一。特别是一些早期研究鲁迅的书，比如，1926年未名社出版的台静农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1927年北新书局出版的钟敬文编的《鲁迅在广东》，1930年北新书局出版的李何林编《鲁迅论》等。经十余年努力，他大致收齐了民国时期出版的64种有关鲁迅研究的书。根据这些书，倪墨炎先后写出了《鲁迅与书》、《鲁迅革命活动考述》、《鲁迅旧诗浅说》、《鲁迅后期思想研究》、《鲁迅署名宣言与函电辑考》等鲁迅研究专著。在这同时，他也收藏了不少与鲁迅关系密切的作家的书，还注重收藏新文学杂志、报纸副刊，从《新青年》、《晨报副刊》起，数十种之多。长期的积累，丰富的史料，加上娴熟的文笔，使倪墨炎的书话与曹聚仁、叶灵风、唐弢等书话大家一样，深受读者喜爱。所写书话，选材严谨，文笔精到。倪墨炎已出版的书话类书有《现代文坛偶拾》、《现代文坛随录》、《现代文坛散记》、《现代文坛短笺》、《现代文坛灾祸录》等。 进入80年代后期，书话之作大行其道，林林总总，逐一道来势必指不胜屈，下面列举一些。比较早的有，李庆西的《书话与闲话》、陈平原的《书里书外》和《大书小书》，这些书中有不少谈现代书刊的书话文章。比较“正宗”的书话有南京学者徐雁所著《秋禾书话》、《雁斋书灯录》、《沧桑书城》。王稼句《栎居书话》、梁永《雍庐书话》、高信《常荫楼书话》。近年出版的龚明德《昨日书香》、薛冰《金陵书话》、徐重庆《文苑散叶》、徐雁平《书海夜泊》、李福眠《天钥书屋散札》、李学勇《浅酌书海》等。这些书话文章，大都走的是唐弢、姜德明的路子，书话内容大都是现代书刊的掌故轶闻。 香港也有几位值得一说的书话作家，一位是黄俊东，他曾在《明报周刊》开辟书话专栏，十多年笔耕不辍，已有几本书话集问世。在内地出版的有《克亮书话》、《猎书小记》。另一位是林真。1980年唐弢的《晦庵书话》出版后，他为了买这本书，曾坐辆“的士”，跑遍广州所有书店。七年后《林真书话》由中国友谊出版社出了内地版。书只十几万字，却很有些精彩的文字。还有一位杜渐，曾主编《开卷》、《读书良友》两份月刊，喜读书，自号书痴，写有不少书话，集有《书海夜航》（后出了续集），都出过内地版，在香港还出版有《书痴书话》等。文笔独特的董桥先生也时而有书话文章问世，他的《访书小记》、《关于藏书》、《也谈藏书印记》、《谈谈谈书的书》，还有几篇《不是书话》文章。董先生精通英文，生活在不中不西的地方，书话多了些洋味。 今天，一批著名学者，如钟叔和、来新夏、陈漱渝、黄永年等学者，时不时有精彩的书话作品出炉。翻开《读书》、《万象》、《书屋》、《文汇读书周报》、《中华读书报》、《藏书家》，书话文章到处可见。还有各家报纸的副刊，名声大点的如《文汇报》的“笔会”、《新民晚报》的“夜光杯”、《中国青年报》的“开卷”等。辟有“读书版”的报刊已数不胜数。新近创刊的《新京报》还辟了一个“老版本”的栏目。圈内熟悉的还有北京的《出版史料》、上海的《世纪书窗》、江苏的《开卷》、河北的《旧书信息报》、湖北的《书友》、四川编辑的《读书人》。这些都是以书话为主菜的书报了。 我理想中的“书话” 上述可见，书话作为现代散文的一脉，从涓涓细流，已汇成清水一池，可圈可点了。 现代书话既然作为一种文体，那么，应该说，定体虽无，大体则有。这里是不是有一个现代书话的广义和狭义之分。来先生和大部分学者基本上都是从广义上来论述什么是书话的，只是来先生把这个广义也弄得太广了。至于狭义的书话，大致是不离书人书事，注重关于书的掌故、事略。笔者认为，唐弢先生的“四个一点”，还是迄今比较完善的表述。“一点事实”，即捡一点即可，不宜甲乙丙丁，铺开来说；“一点掌故”，要有知识性，要鲜为人知，大家都知道，何劳你说；“一点观点”，要有独特见解；“一点抒情”，笔端带情，带有点书卷气。 这只是一些笼统的看法，下面谈谈，笔者理想中的书话是什么样子的。这或许超出了书话界定的范畴。 一、书话拟是一种怀旧文字，论说的对象主要是现代书刊，钩沉那些渐为人世淡忘而值得一怀的“老版本”。年代稍久远一些，最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书刊。那时段，社会矛盾交错，各种思潮纷杂，笔墨格斗激烈；大家多，鲁迅、胡适，各领风骚；可卷可点的作品多，文人的趣闻逸事多。 二、与古人书跋和书事笔记不同，今人书话的版本目录色彩愈益褪减，注重介绍关于现代书刊的内容、版本、流布和递传状况，掌故类、文献性的。倪墨炎认为，能写书话的书至少要具备两条：一条是比较鲜为人知，人们耳熟能详的书何劳你去写它；二是要有点意思，或在见解上会有所启迪，或在性情上能引起共鸣，或能引发一段史实或一种知识，或很有趣可供人解颐。他说，选择写书话的对象必须慎重，宁缺毋滥。要是不论什么都可以写书话，那跑进图书馆真可以大批生产了。倪先生自己的书话，以及姜德明的《余时书话》、陈子善的《捞针集》、梁永的《雍庐书话》等可为典型。 三、文笔清隽，读来有趣。各位书话家风格不同，作为读者，青菜萝卜，各有所好。书话总是以平淡，朴实为上。笔者最喜读孙犁《耕堂读书记》的文字。 四、篇幅要短小，它不是摆开堂堂正正阵势的学术文章。唐弢的书话、黄裳的“拟书话”、钟叔和的“念楼学短”，三五百字，一笔挥成，读来如呷一口绍兴老酒，满口余香。绝对一点地说，书话不妨越短越好，孙犁的“书衣文录”、甚至像姜德明编的《书衣百影》和《插图拾翠》中的图录说明，百十来字，均可视为书话。浙江嘉兴有家秀州书局，不是出版社，是家书店，老板叫范笑我，编有一种油印的“简讯”，记述文坛近音旧闻，学林逸事，其中不少上好的书话，拟明清小品。 最后，顺便说一句，书话类书刊的装帧要精致，里里外外都要弥漫书卷气息。最好附有图录，《唐弢书话》、姜德明的《余时书话》、王稼句的《栎下居书话》都有图录。封面的设计要讲究，最上乘者是1980版的《唐弢书话》封面，出自钱君之手。三联书店近年再版此书，换了面孔，不知为什么。书话之书的开本要小，理想的是小32开的，如80年代初三联出的黄裳的《珠还记幸》、舒芜的《书与现实》和姜德明的《书味集》等，当然，前两年出的孙犁《劫余十种》最好。有人说现在是读图时代，书话书刊得风气之先，还在越发不可收拾了，近期所见，有《民国书影眼录》、《尘封的珍书异刊》、《书装书话》、《旧书收藏》等，书是越来越精致，只是少了些阿英、唐弢们的亲身亲历，孙犁的入木三分和钟叔和的老辣醇香。   《书话》晦庵著《晦庵书话》唐弢著 北京出版社1962年6月第1版三联书店1980年9月第1版  
《银鱼集》黄裳著《林真说书——文学随笔集》香港林真著
《耕堂读书记》孙犁著《余时书话》姜德明著《天地玄黄——葛剑雄书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