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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染被评论界认为是严肃文学领域最具叛逆性、最完全地实现了个人化写作的代表人物之一，1996年出版的《私人生活》的广泛影响和所引发的激烈争议使陈染成为“私人化写作”的肇始者。久未有新作结集的陈染，近日由作家出版社推出了长篇小说《私人生活》插图经典本，记者近日采访了陈染。  ■陈染简介 1962年生于北京，上个世纪90年代以“个人化写作”“边缘写作”成为中国文坛独树一帜的女作家。曾出版《陈染文丛系列》6卷本：《纸片儿》、《与往事干杯》、《嘴唇里的阳光》、《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私人生活》、《我们能否与生活和解》，以及长篇小说、中短片小说、散文集、谈话录等多种专著。 ■私人生活 为了防止失声叫喊，我们哼唱和倾诉；为了逃避黑暗，我们闭上眼睛。时间和记忆的碎片日积月累地飘落，厚厚地压迫在我的身体上和一切活跃的神经中。它是多么残酷的一只硕鼠啊，每时每刻，它都在身边凋谢、流逝，但我无法阻挡它。许多人曾经用盔甲或者假意来抵挡它，我曾经用一堵围墙、一扇关闭的门窗和一种拒绝的姿态来抗逆，但都无济于事，除了死亡———那一块葬身的石碑可以拒绝它。没有其他的方式…… 真正的艺术都不是一次性的 新京报：《私人生活》1996年出版过，当年反响很大，卖了十几万册。刚刚出版的插图版《私人生活》这本书除了形式不同，装帧精美外，还有什么独特的艺术价值吗？ 陈染：所有真正的艺术都不是一次性的，我们看伯格曼的电影，会反复品味，而且总有新人是第一次看到和听到。 现代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不自然，心理焦虑症、精神抑郁症比任何一个时代的疾病更加加速蔓延，“个人”完全迷失在竞争中不能自拔，彻底地丢失了自己。而《私人生活》这本书从哲学的层面说正是讨论“个人”的存在与位置，讨论了现代人的内心的疏离感、迷失感和不安全感等等焦虑。 新京报：你是不是相信多年过去，《私人生活》还能和读者的内心产生碰撞？ 陈染：我想会有它的新老读者重新拿起这本书，丢掉繁忙，丢掉要征服的对手或“敌人”，让自己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只需一天，甚至一个时辰、一个瞬间，思考一下他“个人”的价值问题，一些纷至沓来的思维碎片会自动地涌来，你会忽然发现你除了是一个竞争者，你依然保存着一个“思想者”的能力，这是一种乐趣，一种幸福。 我只会用脑子写作 新京报：《私人生活》已经成为“个人化写作”、“私人化写作”的标志性作品，你如何看待这些给你的“冠名”？ 陈染：我永远都不会是一个主流作家。多年来，我一直被评论界认为是“严肃文学领域最具叛逆性、最完全地实现了个人化写作的代表人物”，说我的《私人生活》所引发的激烈争议使我成为“私人化写作”的肇始者。评论家是干什么的？就是摆弄出一些新词和新理论让我们来敬仰的！你不服气不行！不过话说回来，作家该怎么写还得怎么写，评论家该怎么论还得怎么论，各干各的，挺好。 新京报：现在学术界兴起一种新的提法“身体写作”，有人认为你和林白是“身体写作”的开辟者，你对这种说法有异议吗？ 陈染：你这可是误导啊！我认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只能用脑子写作。我听说过有人说，谁谁谁的小说，我用脚都比他写得好。这当然是比喻。我还听到过用某器官写作的提法，我真是“佩服”他。另外，还有过“以血代墨”的说法，就是用鲜血、用骨血来写作，那我只能向人家“致敬”了！我丝毫没有贬低“身体写作”和“骨头写作”的意思，这没什么不可以，然而我只会用脑子写作。 另一方面，我觉得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丰富的多层面的，只用某器官看书的人，当然只能看到性；只用感官看书的人，也只能看到身体；只有用思想读书的人，才会既看到鲜活的血肉又看到深层的思考。 每一天如同一张光滑柔软的白纸 新京报：1999年，完成《声声断断》和《不可言说》，之后你似乎新作不多，只发表了一些散文，还有《梦回》、《离异的人》等小说，你对自己目前的状态是不是比较焦虑？ 陈染：我现在基本上顺其自然，没有太多的焦虑和急迫的心理控制着、压迫着。无论是写作还是出版社的工作，每一天对于我，如同一张光滑柔软的白纸，在早晨自然醒来的时刻舒缓地展开，我往上边涂抹什么、怎么涂抹都可以，抑或不着一痕地掀翻过这一页，任凭思绪游刃有余地在日常琐碎中浮游。 当然，我内心深处依然常常存在着若有若无的怅然若失，和隐蔽得连我自己都不易察觉的某种反省。我不惧衰老，更不怕死亡。我反复思量的是，我要如何面对未来几十年漫长而重复的乏味。乏味，这其实才是我们平凡生活的本质！只是，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积极的或者消极的———来对待罢了。 新京报：无论是面对写作，还是面对生活，你认为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陈染：坦白地说，我现在的心理状态和我过去小说里呈现出来的已经不尽相同了，我现在每一天的日子都过得很平常，不压迫自己，更不难为别人。 其实，我们想一想，这辈子没人能压迫你，除了你自己！有时回忆起青春期时候的状态，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觉得太跟自己过不去了，拿来许多人生的重大哲学压榨自己———我是谁？我在哪儿？别人是谁？别人又在哪儿？干嘛要和别人一样？别人和我有何关系？这世界到底是个什么？生还是死？多少岁自杀？用什么方式了结？———太多太多沉重的问题我硬是让二十岁的敏感多思的神经全部担起，而且一分钟也不放过，这似乎成为我的一种生活乐趣。我的青春期就是这样一路跌跌撞撞、歪歪斜斜地走了过来，走的弯路太多了，偏执的东西太多了。我现在依然喜欢“想”，但决不偏执。生活需要遗忘，在遗忘中成长。 新京报：是不是正是因为丧失了这种对抗，才使得你对写作越来越冷静？ 陈染：我现在喜欢用感情这个词。激情是不可靠的。年轻气盛的豪言壮语、海誓山盟，肯定要打折扣。我觉得“感情”比“激情”更深厚，也更牢靠一些。 继续写作的日子还长 新京报：谈到写作和生活你有什么愿望吗？你相信人可以达到“无一物而自得”的境地吗？ 陈染：记得林语堂先生有一个说法，他说人的一生无非就是这么几件事：名、利、色、权、趣。我现在差不多就活一个“趣”字。当然会有一些“趣”之外的事务，但我不太往心里去，也就轻松起来。近来写得少，总想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这很难。我感觉，岁数越大，想说的话越少，经常是想一想之后，觉得不说（写）也罢，算了。 我越来越理解张爱玲晚年只字不写、闭门索居。当然，到今天为止，文学和艺术仍然是我最大的爱好，有时候一个字词的忽然浮现，一个哽咽的句子忽然断住，或者一个单调的深沉的声音忽然滑过，依然会令我激动，令我迷恋，那种感情涌满你全身的血液，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不想靠写作计划过日子，我愿意顺其自然，但我相信我会继续写作，日子还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