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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们对老舍早期（1918年－1924年）的社会生活仍不够了解，而这段生活经历对于研究他的早期小说创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老舍于1918年6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当年7月便被任命为京师公立第十七小学暨国民学校校长。从此，由书斋踏进了复杂的社会，主动或被动地参与社会活动，直接或间接地积累了社会经验。 而当他1924年迈出国门，“被伦敦逼成作家”之时，他的早期社会活动的经历和经验便自然而然地融入小说作品之中。 然而，由于老舍在自述中极少谈到早期的社会活动，即使谈及也大都以幽默诙谐出之，研究者们只能从他的只言片语和极少的档案资料中来猜度他此期的经历，揣摩他当年的思想状态，如此“解谜”出的结论自然缺乏可信度，而当研究者据此来返观老舍的早期小说创作时，其分析或剖析往往有捉襟见肘之窘。 譬如，老舍多次自述曰：他“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只是个“旁观者”，而“看戏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明白演戏的”。于是，有学者便乐于从其“旁观者”的角度立论，用以解释老舍在其早期小说创作中偏离时代主潮的主客观原因。 当然，如果“五四运动”指的只是1919年5月4日火烧赵家楼事件，那么，老舍确实没有“在这个运动里面”；但如果将时间概念稍为扩大一点，哪怕延后半年或一年，那么，就不能轻率地断言老舍始终只是个“旁观者”了。 近来，我们查阅了北京《晨报》等旧报刊，以文化社会学方法还原老舍当年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并进行个案分析，竟意外地发现老舍并非如他所说始终只是个“旁观者”。 1919年12月，北京爆发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公立学校教职员“索薪”风潮，这是“五四”学潮刚刚平息后的又一次规模甚大的社会运动。引起风潮的肇因是当时的军政府为扩充军备而增加军费，积欠各校教育经费达三月之久，教职员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12月初，《晨报》便披露“教育界之薪俸发现（发放现洋）问题”，并透露“北京中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钞票日益跌价，最感苦痛者为各学校教职员，并且薪俸多延至数个月始能发放，故各学校教职员生计之困难几出人意料之外。” 北京各公立学校中，小学教职员的薪金水平最低，校长平均月工资40元左右，教员28元左右，工友甚至不足10元，欠薪数月对其生计影响极大，情绪也最为激烈。12月5日下午，小学教员率先向府院请愿，“呈请将每员十余元之薪水全给现洋，以维持生活，有如不得，请即归耕待命”；专科以上学校紧随其后，“上呈总统请饬教育部将欠薪补发，以后一律全给现洋”，并声称，“如至十日止仍无解决则归耕之说将见实行”。12月12日，小学教职员再次推举白玉林等十人为代表，单独向国务院提交呈文，提出“搭放现金”、“补发薪金”、“免予裁并”等“三大要求”。 在这场“索薪”风潮中，公立小学教职员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其时，老舍正担任着北京公立第十七小学暨国民学校校长，不管他是主动或被动，积极或消极，情愿或不情愿，必被卷入这场群众运动。 风潮扩大后，教育界有识之士认识到全市大中小学校教职员统一行动的重要性，遂发起成立全市公立学校教职员联合会。12月12日下午，各校教职员代表40余人在法政学校召开代表会议，推举马叙伦、王桐龄任“北京公立小学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简称北京公立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下同）正副主席，并通过决议：“（一）决定于本月十五日实行全体停止职务；（二）停止职务后举出纠察员若干名调查各学校是否一致行动；（三）继续执行职务时亦应取一致行动。” 有两件史料可以证实老舍参与了该联合会的工作：其一，北京《晨报》1920年1月刊载的“北京教职员组织公会”消息披露，“北京公立各校教职员联合会系此次因争五项要求所组织者”，并称该联合会“以单位为本位”。换言之，其成员必须能代表各院校，如马叙伦（北大）和王桐龄（高师）等分别是其所在学校教职员联合会的负责人，而小学一般没有教职员联合会，按理只能由校长充任代表。其二，1920年初，北京公立各校教职员联合会召开全体会员大会，选举“北京教职员公会会议委员会”代表，老舍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当选。 北京公立各校教职员有组织的“联合索薪”震动了当局，教育部次长傅岳“得此消息后，颇形恐慌”，当日便邀请联合会代表面谈，口头承诺小学“发现”和专科以上按不同比例“搭现”，但在补发“积欠”等问题上未达成共识，联合会遂宣布全市公立大中小学教职员于12月15日全体罢教，不得满足绝不复课。《宣言》中称：“审议再四，忍无可忍，始有此举”，“以起国人之注意，促政府之反省。”为保证罢课不被政府破坏，联合会派出纠察员12人（小学6人，中学3人，专门以上3人）检查全市罢教情况，结果令人振奋，“公立小学以上六十余校教职员无一人执行职务者”。老舍所在的北京第十七小学当然也无例外地实行了全体罢教，至于他个人的态度是否积极，且待后述。 由于当局毫无诚意，教育部官员甚至有辱及教职员人格的言论，教职员联合会于12月22日发布“二次宣言”，进而提出撤换教育部次长傅岳、教育独立、筹集全国教育基金、指定教育经费及定时发放薪金等五项要求。 1920年1月5日，全体罢课进入第21天，春假在即，年关将届，当局继续虚与逶迤，教职员情绪激奋，社会舆论反映强烈。就在这紧要关头，北京58所公立中、小学校长组成“公立中小学校校长联席会”，再次表示“决定与专门以上校长取一致行动”，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并发布《中小学校长之宣言》，老舍身为小学校长，自当责无旁贷地参加了联席会的工作。 在学生联合会及各界人士的声援下，北京政府国务会议口头承诺满足北京公立各校教职员联合会提出的五项要求，并部分履行了“小学教员一律发给现金，中学八成，专门以上七成”的前约。此次大规模的罢教延至1920年1月12日宣告结束。 此次“索薪”斗争结束后，北京公立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在这个“以单位为本位”的组织基础上，再组织一个以“个人为本位”的“永久性”的机构——“北京各学校教职员公会”——以发展教育事业并为全市教职员谋利益为宗旨。该“公会”的决策机构采取“会议委员会制”，“由小学、中学及专门以上学校三部会员中各举出十一人共三十三人为本会委员会委员，执行本会议决事务，委员会长由委员互选之。” 1920年1月25日，北京公立各校教职员联合会在法律专科学校举行全体大会，有会员800余人出席，北大教授沈士远任临时主席。代表们采用无记名分部投票，其中小学部委员选举结果如下： 小学部委员依次为：王子均、陈英年、耿星江、周绶章、舒庆春、张希曾、孙世庆、赫锐绪、卢秉征、庆哲英、李士奇。得票最多者230，最少者152。 老舍（舒庆春）当选为小学部委员，名列第五，得216票。 长期以来，由于此次选举的历史背景未得深入发掘，研究者往往误以为此次选举为评选优秀校长或教职员的活动，甚至有人断言此次投票结果可以用来证实老舍“担任小学校长期间的政绩”。参看上述大中小学当选者名单，略加思索，其错谬当不言自明。其实，这次选举倒可以视为北京教育界对参与“索薪”斗争人士的民意测验或表彰，被选上的委员当是斗争中表现最积极、最坚定或组织能力卓著者。 老舍就读北京师范学校时绰号为“大将”，具有一定的社会活动组织能力。毕业后，他与7位同班同学同时被京师学务局任命为小学校长，而在“索薪”斗争结束后，仅他一人被推选为小学部委员，足以说明老舍当年在这场斗争的积极表现。以此返观老舍自述，可以说，他并不是个始终徘徊在“五四”时期社会舞台之外的“旁观者”，他有时参与了“演戏”，而且还演得相当不错。 老舍的这番社会生活经历，在其名著《猫城记》中有着投影，尽管由于其时思想观念的折射，使这投影有所变形和扭曲，但更能从中辨析作家与社会历史生活的个性化的联接方式和艺术表现的独特性。注重发掘老舍早期社会生活经历，其重要性也许就在于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