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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作为一种文化隐喻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华读书报 陈蓉霞 参加讨论

    
    苏珊·桑塔格
    记得上世纪80年代,日本电视剧《血疑》曾风靡一时。片中的女主角患上了不治之症———白血病,于是,她的形象平添了一份特有 的柔美、凄楚,赢得了观众的同情之泪。难以想象编导会让这位花季少女患上诸如乳腺癌、子宫癌等疾病。可见,疾病背后有着耐人寻味的文化意蕴、审美指向。《疾病的隐喻》带来的就是对这种文化意蕴的沉思。在书中桑塔格反思并批判了诸如结核病、爱滋病、癌症等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顺便提及,作者本人是一名癌症康复者,想必她对此有着独到的亲身体验。此外,译者还为本书加上了不少有用的注解,从而增加了阅读的信息量。
    在抗生素发明之前,结核病与癌症一样是不治之症,然而,两者却有着截然相反的文化和审美意向。这也许是因为,结核病通常出现在某个特定器官,如肺部,而癌症却可发生在全身任何一个器官;结核病的症状有起有伏,苍白与潮红,亢奋与疲乏交替出现,而癌症带来的却是病情的持续加重;结核病的症状从一开始就公开亮相,咳嗽、发烧直至手帕上的血,毫无遮掩,而癌症却诡异莫测,犹如伺机而动的毒蛇,一旦明显暴露治疗为时已晚;结核病能带来情绪高涨、胃口大增、性欲旺盛,而癌症则使人食欲消退,性欲大减;结核病最终使躯体变成痰、粘液直至血,而癌症却使躯体组织变成无法消除的硬物;最后,结核病加速燃烧了生命,使生命超凡脱俗,使死亡似乎具有了一定的审美意味,而癌症却是残酷地折磨、耗尽生命,癌症带来的死亡一点都不具有“浪漫”色彩。难怪在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中,结核病常常被赋予浪漫主义色彩。诗人拜伦对朋友说:我宁愿死于痨病。因为这种凄美的死法能博得女士们洒上一掬同情之泪。
    不仅如此,癌症还有心理学层面上的负面描述。它被认为与某种心理失调有关,这就是焦虑、沮丧,对情感和性欲的过度压抑等。显然,这样的人格一点都不具可爱之处。癌症源于局部细胞的无限制疯狂增长,因而它象征着无序、失控。癌症还象征了工业文明种下的一枚恶果,表现为环境中致癌因素的存在,营养过剩,不良生活方式等。遗传学研究表明,癌症还与特定的基因有关,这几乎具有宿命论的色彩。不幸撞上此运的癌症患者不由得发出辛酸的质问:为什么是我?而死亡率更高的心脏病患者却不见得会这样质问。言下之意,这是命运的一种不公正嘲弄。可见人们谈癌色变,或干脆讳莫如深,固然与癌症本身的病程有关,但也与它所携带的负面意义有关。不由得想到歌星梅艳芳,她当众承认自己患上子宫颈癌,尽管早有专家告诫这种病的相关因素之一是不洁性生活。这种勇气着实可嘉,因为它是对癌症所有负面隐喻的公然挑战。
    艾滋病是20世纪后期降临的一场灾难,由于它在起源、感染方式、易感人群及病症等方面的特殊性,更使它成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疾病。首先,艾滋病起源于古老、不发达的非洲,它几乎就是对现代西方文明的一种挑战;其次,它的传播方式与性行为、尤其是反常的性行为有关,当它在欧美最初出现时,主要集中于男人的同性恋群体;最后,它的发病过程惨不忍述。理所当然地,艾滋病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是性放纵的结果,是对当今极度享乐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控诉。有意思的是,医学的进步(如避孕手段、抗生素等)曾使得人们无须承担性行为导致的后果,但艾滋病的出现却使得天平又摆向了另一侧。性行为本身是为了及时行乐或孕育生命的,这两者差不多是织就生命意义的经纬,于是,对性的担忧当然使现代人的生活充满了不安全感。想想,血液和体液———本是生命的象征,现在却成了污染的载体。难怪艾滋病承受了如此严厉的道德评判。于是,回归家庭,忠于一夫一妻制,远离异常性行为,杜绝各种恶习(如吸毒等),这些保守主义热衷提倡的说教,终于又赢回了它的价值。但情况的另一面却是,严肃的舆论又拒绝以防范艾滋病之名来推销道德说教。就连教会人士(如保守的特雷莎修女)也反对艾滋病是上帝的惩罚这一说法。在我国,早期曾有爱滋病这一译法,暗指由爱滋生的病,现在已遭废弃,而代之以中性化的说法———艾滋病。作为防范艾滋病的措施,安全套的使用被大张旗鼓地推出,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中立的做法。对艾滋病的这一双重态度,在我看来,正反映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在道德观上的分裂:一方面,是鼓励及时行乐、潇洒走一回的消费观;另一方面,又是提倡拼命工作、远离各种诱惑的伦理观。
    疾病的隐喻提示我们,作为生理学层面上的疾病,它确实是一个自然事件;但在文化层面上,它又从来都是负载着价值判断的。对于前者,合适的语言是医学术语,错误的使用就会导致误诊;对于后者,合适的语言是伦理规范,使用不当,就会使病人承受超出生理范围的负担。以今年刚出现的非典病例为例。不幸的患者被媒体称之为“宋某”等,这至少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它背后暗含了什么,想必读者可自行体会。其实,他们只是社会中的普通成员,为何不能称呼他们是“杨先生”或“魏女士”之类呢?难道他们的人格因患上此病而打了折扣以至只能以这种方式被媒体提及?在此意义上,疾病的隐喻所涉及的不只是一个学术层面上的问题,它就发生在现实生活之中。
    (《疾病的隐喻》,[美]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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