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名：《钢琴师》作者：什皮尔曼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1月 定价：12.00元 有人煞有介事地 讲，“自从犹太人被赶出以色列这块‘伊甸园’而浪迹天涯之后，便一直心怀愤恨，看看十九和二十世纪几个犹太人中先知型人物，这话大约错不到哪里”。论证的理由据说是：弗洛伊德终生清心寡欲而研究性心理，大有坐怀不乱之风，实则不过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写淫书以自娱罢了；小说家卡夫卡长年幽居地洞，是因为被霉烂的资本主义工业技术熏得喘不过气来，只好在一个角落里幽幽地发出一些恶意的诅咒！ 不平则鸣，这个道理也讲得过去，但以上所说，都不过是些道听途说的街头巷议罢了，实在入不得大雅之堂！《钢琴师》自传的传主什皮尔曼与这几位先知同属一宗，比起他们来，苦大仇深得多，但读他的书，反觉得其人温和儒雅，恭谦可掬，看来，关于犹太人的“胡说”大抵都是些不知所谓的谣言！不过，欧洲白人一向有对犹太人施加“毫无目的的残酷”的传统，这些谣言，反倒显出了编造者欲使其“三人成虎”然后“人人得而诛之”的种族中心主义论的“可诛用心”。 钢琴师什皮尔曼的二战回忆录，自然比不得《资本论》犀利深刻，也不及《梦的解析》的鞭辟入里，更不用说比卡夫卡的小说了，不过一薄薄的小册子罢了！不过，正因什皮尔曼与上述伟人同宗的缘故，因为种族主义的谣言而大受迫害，备受种族隔离、家庭破散、九死一生之苦。德意志种族主义者自然不比那些唇枪舌剑的谣言编造者，后者不过是口诛笔伐而已，而前者却是拿着刀子与枪炮的，哪个更厉害，不言自明。什皮尔曼写道：“他们有杀人的癖好：为了比赛，为了执行任务省事，为了练枪法，或为了取乐，他们都可以杀人。他们当着母亲的面杀死她们的孩子，看着母亲绝望的样子还觉得好玩。他们专门枪击人们的腹部，并看着他们活活疼死。有时，几个人让受害者排成一行，从远处朝他们投手榴弹，看谁投得最准。” 这里写的是德国的走狗乌克兰人干的勾当，手法比起他们的主人还野蛮得多——容我插一句，这手段之卑下，活像是南京大屠杀中那两个比赛杀人的日本鬼子！须知，主人们是计划好了，先把犹太人赶进隔离区，再用刀枪一批批送上火车，装进集装箱，然后在集中营有计划地用毒气消灭，这样的“武功”自然“文明”得多。同为犹太人的哈耶克在二战之中就讲，法西斯乃是出于这样一种经济观念，即认为一切都是可由国家计划安排的，看来，不仅经济规划如此，连杀人也显得如此有条不紊，可见，人心也是可以慢慢麻木得有计划杀人！ 与残酷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什皮尔曼的温和。损了别人的牙眼，是决不能宽容的，这是鲁迅先生的遗训，不过，我始终怀疑“怨怨相报何时了”，倒不如心平气和，先冷静下来。 《钢琴师》一书写于1946年，什皮尔曼刚刚虎口余生，却以一种近乎白描和不乏诗意的笔法写下他在二战中的幸存记，没有刻薄的诅咒，没有怒不可遏的愤恨，更没有极端民族主义的宣泄。他，只是平淡无奇地真实记录下他的生还经历，好像这一场刚过去的噩梦发生在别人身上似的。不是什皮尔曼不记得仇恨，这些仇恨他已经写成白纸黑字了，他所要告诉世人的，不是仇恨，而是怜悯与宽恕，这一切，不仅来自于他作为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的教养，更在于他相信人性的卑微。逃生之后，他想道“明天我必须开始新的生活。我的身后除了死亡一无所有，怎么能开始新的生活呢？我从死亡里能汲取什么样的生命力呢？”，什皮尔曼开始寻找他的救命恩人——一个和他一般温和、厌恶战争的德国军官，为孩子们演奏，“为孩子们祈祷，愿他们永远不会经历如此的恐惧和痛苦”。 人类真正的不自由，恰是来自内心的不自由，无论是侵略者也好，受迫害者也好，没有内心自由的人始终生活在敌对的恐怖之中，而没有内心自由的民族则始终只会叫嚣民族主义种族优越论，沦为患上种族主义癌症的民族。 毕生致力于研究二十世纪观念恐怖症的犹太政治哲人伯林总结说，所有这些给二十世纪的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观念，都发源于“爱欧尼亚”的单向度思维——一种打着理性、公正、平等的旗帜而忘却自由、关爱与宽容的狂热，谣言和胡说都来自于此种“致命的自负”，“毫无目的的残酷”也正发源于此，而通往奴役之路上，堆砌的就是这些被单向度思维杀害的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 请以《钢琴师》中那个同样死于战后的集中营、正直且温和的德国军官维尔姆·霍森菲尔德的日记结束这篇文字：“说谎是一切邪恶中最坏的一种。一切凶残的行为都来自说谎。我们一直在被谎言欺骗；公开的舆论一直在被谎言误导。没有一页报纸不包含谎言，无论它是报道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消息还是文化消息。在世界各地，真理总是受到压制；事实总是被扭曲，被曲解成了截然相反的事。这样能有好结果吗？不能，为了张扬人性和自由的人类精神，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那些说谎的人和扭曲真理的人必须死，必须用武力剥夺他们的统治权，然后才能重建更自由、更高尚的人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