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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作家的日记出版了不少，笔者粗粗翻看了一些，总感觉这些日记似乎差了点什么，但又说不出究竟差在哪里。近日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铁凝日记——汉城的事》，又读到了一篇专门称赞这本书的报道，我突然明白这些当代名人的日记为什么会让人感觉到欠缺了。这篇报道的题目非常醒目，曰《〈铁凝日记〉没 有隐私》，里面引了铁凝的一句话：“如果读者想从中了解我的私生活，那可能要失望了。”我充分理解铁凝女士和书评者的初衷，面对书界那种以个人隐私为卖点的浊流，这种姿态也值得尊重。但是我却有一个不能不说的疑惑：从根本上讲，作为个体色彩最为鲜明的日记，如果完全没有了个人的隐私，它还能叫日记吗？ 曾几何时，一本曾被改编过的格言满纸的所谓“日记”已把我们关于日记的概念颠覆了，在相当长时期内，我们都以为日记是这样写的：想出一些大多数人赞同的事情、观点，想不出来，就关心国家、国际大事，抄报纸，再加点评论。等到新时期出版繁荣，接触到了越来越多的近现代人物的日记，我们才知道日记本来就是属于自己的，即使你准备公开出版，也大可不必把诸如小时候尿床之类的尴尬尽数抹去，所以我们在《胡适日记》里看到了少年的他叫局、打茶围，在梁启超的日记里看到了他对筑“方城”的痴迷。 日记里不能完全没有隐私，而所谓“隐私”并非就一定是谁和谁上床之类，个人特定环境下的隐秘心理活动、生活上的琐碎细节也是隐私的一部分。而这种隐私的存在正是日记独到价值的体现，汪曾祺先生看沈从文的日记，读到了一句“看桥上一胖大女人，甚为难过”，汪氏大感兴趣：胖大女人怎么会让沈先生难过呢？我们今天读来也会觉得有意思，因为这样的细节读多了，一代宗师沈从文会在我们眼前生动起来的。 回到《铁凝日记——汉城的事》，这本书当然和铁凝女士的小说一样，充满了智慧、优雅的气息，汉城的历史痕迹，当今韩国的时尚，还有作者对韩国文化的思考，几乎就是这本日记的全部。这种“日记体”写作，显然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日记”。 日记写作正被“日记体”写作取代。学者谢泳说过：研究人物，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这是因为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日记往往具备思想史的重大价值。当下的作家们写日记成风，出版界出日记成风，可真要过若干年，当研究者们准备从这些日记中分析这一代作家思想演进的轨迹时，我敢打赌他会失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