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情书与隐私：鲁迅与许广平的私生活》
    
    《鲁迅的革命》
    
    1981年澳洲国立大学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展览的传单
    今年是鲁迅逝世80周年。
    对于“鲁迅研究在澳洲”或者“鲁迅在澳洲的研究”，我们一直都有举办学术纪念活动的想法。1981年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澳洲各大院校办了一些活动，澳洲国立大学还举办了个研讨会，算是迄今有关鲁迅的最大规模的学术活动，可惜论文集未能按原定计划出版。2003年在昆士兰大学任教的张钊贻，邀请了中国社科院的张梦阳教授来澳洲，初步调查了一下澳洲鲁迅研究的状况，报告后来在《鲁迅研究月刊》发表，但没有进一步深入的后续研究。
    这次趁着纪念鲁迅逝世80周年的机会，我想到出版一本纪念文集，征求了一下澳洲对鲁迅有兴趣的学者、作家和艺术家的意见，反应异常热烈，令人兴奋。张钊贻大力支持我的计划，并成为主编之一。我还得到苏·威尔斯（Sue Wiles）帮助，她是具体把书稿编校成付印稿的重要人物，也成了我们编辑组的成员。文集最后定名为《鲁迅与澳洲》（Lu Xun and Australia），征稿对象比较宽松，作者只要是在澳洲出身，或在澳洲工作及生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学者、作家和艺术家，即使现在人不在澳洲，都可以在受邀之列；征稿内容也很有弹性，可以是个人研究的回顾，或与鲁迅作品接触的经过和感受，或反思自己阅读鲁迅的经验，或对鲁迅观感的变化，也可以是鲁迅研究的一个题目，等等。
    文集总共收到22篇文章，几乎囊括了目前澳洲所有研究鲁迅的学者，计有：新南威尔斯大学寇致铭（Jon Eugene von Kowallis）的《与鲁迅一起从美国到澳洲》；昆士兰大学张钊贻（Chiu-yee Cheung） 的《我的鲁迅旅途》；墨尔本大学马兰安（Anne E. McLaren）的《鲁迅：捉鬼的艺术》；莫纳什大学黄乐嫣（Gloria Davies） 的《从鲁迅学到的二三事》；悉尼大学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 的《鲁迅周游世界：从北京、奥斯陆、悉尼到麻省剑桥》；悉尼大学陈顺妍（Mabel Lee）的《鲁迅：抗拒思想典范》；中国复旦大学郜元宝的《暂别鲁迅》；复旦吴中杰的《回到真实的鲁迅》。前四篇都有研究者的个人经历的回顾，杜博妮的一篇是谈《娜拉走后怎样》所牵涉易卜生《玩偶之家》的翻译和评论问题，问题不只是在中国，而是跨越了几大洲好几个国家。我的一篇是自己阅读鲁迅的心得。郜元宝和吴中杰的两篇，内容大抵都在中国发表过，此处便从略。
    其他领域的一些学者，也乐意趁这个机会写一篇结合自己研究而又跟鲁迅有关的文章，计有：阿德雷德大学布莱恩·卡斯特罗（Brian Castro）的《理性人日记：一份超自然的记录》、刚从曼谷假定大学退休的史提芬·康伦（Stephen Conlon）的《20世纪70年代在悉尼读鲁迅：早已料到的回忆》、西交利物浦大学（苏州校区）大卫·古德曼（David S. G. Goodman）的《鲁迅在悉尼：希望是不能说没有的》、悉尼大学陶步思（Bruce G. Doar）的《作为变换身份认同的本土性：鲁迅早期作品中的绍兴》、西悉尼大学盖尔·钟斯（Gail Jones）的《鲁迅的四个梦》、北京大学戴凯利（David Kelly）的《公平的交换：与鲁迅门徒徐梵澄接触的日子》、澳洲国立大学潘维真（Jane Weizhen Pan）的《缠着我的那个鲁迅》、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王一燕的《鲁迅与中国艺术实践：概念转变与政治目的》、麦夸里大学钱彦的《鲁迅有目的性的翻译》、上海国际商业经济大学欧阳昱翻译的《鲁迅的四篇散文诗》等。大家从题目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专题研究，有历史回顾和人物回忆，也有“创作”和翻译。如果你想了解假如鲁迅来过澳洲，并作演讲，当时澳洲华人会是怎样的反应，你一定要读一读古德曼的故事；假如你想知道“狂人”处在当代的文化环境会怎样，你一定要读一读卡斯特罗的日记。鲁迅对澳洲看来真是影响不小。
    此外的文章还有：诗人西贝（Helen Jia）的《鲁迅和他的妻子朱安》；在悉尼的画家、艺术家沈嘉蔚的《鲁迅是我们之一》、王兰的《鲁迅对我的意义》和郭健的《鲁迅的照妖镜》等。这几位诗人和艺术家都来自中国，回顾了不同阶段在中国的鲁迅形象变迁，以及自己对鲁迅理解的变化。看来，“假如鲁迅还活着”的讨论，使很多人改变了对鲁迅的看法。
    回想澳洲的鲁迅研究的发展，可以说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1955年悉尼大学开设中国研究的学位课程，我是第二届入学的学生。翌年澳洲国立大学也开设中国研究课程。两间大学的授课都以古文为主，内容偏重文哲，现代文学则只有一点点。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晚清思想史的，在读研究生期间，逐步系统地阅读五四的作家作品。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读到鲁迅的《野草》，其美学与思想的力量令我甚为震动。我清晰地感到这些散文诗与我深层意识的交流。这就开始了我的鲁迅研究。1981年在澳洲国立大学东亚历史系举办的纪念鲁迅百年诞辰的学术研讨会上，大多数与会者谈的是鲁迅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少人还很动情，一想到鲁迅便流泪。我是会上惟一一个探讨鲁迅文学的，论文的题目是《对抉心自噬的尸体的安慰：鲁迅对诗歌形式的运用》，此后还陆续发表一些比较鲁迅的文章，其中一篇选入乐黛云编的《国外鲁迅研究论文集》，不过题目给译者改得不是很恰当。
    大家从这本文集里的文章可以看到，我的历程并非个别孤立的个案。马兰安的文章便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澳洲国立大学鲁迅研究的情况，对当时几位主要学者如李克曼和柳存仁，都有生动的描述。在悉尼大学，除了我，后来还有徐士文，他从香港大学来了悉尼大学。张钊贻就谈到他。再后来，李克曼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澳洲国立大学转了过来。马兰安、我、还有其他几位都提到他的贡献。可以说，直到上世纪80年代，澳洲国立大学和悉尼大学是澳洲鲁迅研究的重心。本来，两间大学的鲁迅研究还可以有更大的发展，不过，大概学生和老师的兴趣都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开放得更开阔了。我的学生中，只有张钊贻仍孜孜不倦地在探讨鲁迅的问题，而且不断有成果，是个例外。
    《鲁迅与澳洲》已由澳洲学术出版社（Australian Scholarly Publishing）在今年9月出版。这是澳洲本土第一本有关鲁迅的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鲁迅研究在澳洲的一个总结。但我希望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我们希望澳洲鲁迅研究继续发展，而且还在努力推动澳洲的鲁迅研究，使之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