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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意外地认识了一批作家。这一批作家名不见经传，默默地分散在大江南北。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各自在某一部电脑的键盘上生产一种简朴而又神秘的文体——散文。现在，他们汇聚到一本三百页左右的书——《七个人的背叛》里面，编成了一个团队。 散文算什么？诗人昂起倔强的头颅，激烈地为诗的名誉辩护；小 说的声望不言而喻，一个奇妙的故事可能惊动整个社会。只有散文呆在后排，不动声色，如同隐在书生与小姐背后的丫环。许多人对于散文持有一种亵慢的态度。哪一个作家写不了散文呢？ 这是一种迷惑。轻蔑散文遭到的报复是，平庸的风格大量盘踞了报刊的版面。偶尔会有些精妙之作一晃而过，如同江面上泼剌一声闪现的鱼脊。这时常引诱我开始在众多的报刊之中搜索一个陌生的名字，然而，风平浪静，一切如常，信号不再出现。 这一批作家之所以可能集合起来，周晓枫女士的引荐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周晓枫女士自称“老朽”；她的描述之中，一批散文的新锐正在踊跃而至。我将信将疑，周晓枫女士挥笔开列了一份名单：方希，刘春，吕军，格致，黑陶，朝阳，雷平阳……必须承认，我的确遭受了一次阅读的震撼。这一批作家的存在改变了我对于散文的期待。把他们的散文收集在一起，另一种气息立即扑面而来。他们的主题、他们的遣词造句或者他们的叙事学具有与众不同的质地，这一批作家构成了一个特殊的阵容。 这一批作家均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之后。当然，谈论文学的时候，年龄，所能解释的问题相当有限。我曾经说过，文学的天平上称不出年龄的重量。郑重地提到他们的年龄企图说明的是记忆的作用。上述作家之中，许多人的散文源于记忆；刘春在自述之中说：“有些记忆是活性的，在脑子里被我玩熟了，变成文字再次投生。”在我看来，30岁之后已经有资格使用记忆了，但是，30岁的记忆肯定与80岁的记忆不同。我能明显地感到，这一批作家的记忆之中奇怪地混合了勃勃的生机和略略有些颓废意味的沧桑感。 这一批作家可能给散文带来什么？ 我没有在散文的领地看到诗或者小说、戏剧之中曾经发生的激烈辩论。普遍的美学问题已经得到了普遍的清算；另一方面，散文并没有遗留多少独特而又坚固的文体成规。相当长的时期，诗、小说、戏剧分别拥有权威的文体范本。因此，一个形式的叛徒就足够显示出令人敬佩的革命姿态。可是，散文不存在相似的冲突。对于散文说来，没有人因为攻打既定的文体成规而成为文学英雄。的确，不少人隐隐地觉得，散文的篇幅、抒情比例、情调、虚构与否以及小品、随笔、杂文、美文分别有些不成文的规范，但是，没有人太当一回事。长歌短简，议论风生，或者如同鲁迅所说的那样，站在沙漠上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谁说不能这么写？中国古代的散文千姿百态。一则笔记，一段随想，一篇日记，一封书信或者一份奏折都有可能成为杰作。变幻无端，法无定法；随物赋形，柔若无骨——这向来就是散文的传统。无拘无束的文体最大地接纳了未经文体规范的经验，什么鸟都可以栖身。 或许，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幸运——散文已经在一片开阔地上。散文享有更多的形式自由。可是，散文飞翔得更高了吗？不。拆掉了鸟笼之后，问题暴露得更为彻底——鸟儿飞行的范围并没有比鸟笼给定的空间大多少。触目可见的平庸无疑是对于自由的辜负。现在，散文必须正视的苦恼是，自由多大程度地兑换为前所未有的文学记录。 自由肯定包含了这个涵义：自己负责。不仅承担全部的精彩，而且承担全部的平庸；没有抱怨的借口，甚至也没有权威的压抑引起的反抗能量。散文就是一个人的襟怀智慧，一个人的想像力，一个人的奇思异想，一个人走访世界的路线，一个人独自擅长的文体——散文就是这一切铸造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散文是文，散文也是人——“文如其人”形容散文再合适不过了。 自由，以及苦恼。这一批作家就是在这个时刻站到了这一片开阔地之上。 正面谈论这一批作家的时候，我感到有些窘迫。一些时常使用的范畴、术语失灵了，仿佛空转的马达。历史的韵味？先锋？后现代？时尚的能指或者文化工业？要么，回到谁都会用的“个性”？我突然明白，他们可能是还未曾被理论正式统计的一批人。这即是他们的意义。 “这一批作家”——这个团队的命名是中性的。我并没有企图强行概括他们。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异拒绝随随便便的概括。我所能陈述的仅仅是稍加编辑的阅读经验。 首先提到方希、刘春、格致不仅考虑到“女性优先”的礼仪，更重要的是，她们的风格与另一些忸怩作态的女性作家如此不同。她们的笔下居然没有众多女性作家一唱三叹的恋爱生活。方希的文字从容老练，机智、俏皮、反讽甚至有些刁钻古怪。某些介于刻薄与幽默之间的句子隐含了令人生畏的锋刃，所有自恋式的搔首弄姿或者装腔作势都禁不住这种句子锋利的一击。格致叙述的世界隐藏了许多莫名的敌意。危险潜伏在所有的角落，随时可能一跃而出，攫住柔弱的猎物。格致始终与外部世界保持一个警觉的距离，惊悚和不安闪动不已。格致的叙述常常嵌入一些精彩的比喻。比喻是语言的多棱镜。我必须克制举例的欲望——我的确没有意识到，一个小小的修辞手段竟然拥有如此的魔力。一些奇特的比喻可能突然干扰叙述的稳定速度，语言的纹理疏朗了起来。当然，这一批作家均是制造比喻的能手。例如，刘春就将未名湖形容为北京大学的子宫：“幽暗的，圆形，有水”。不同于格致的是，刘春的散文——特别是《简史》——含有一种硬朗之气，一种大大咧咧的做派。她对于柔曼的抒情肯定相当蔑视。 黑陶生活在江苏。这个江苏人的语言明亮、坚硬，没有枝蔓，也没有晃来晃去的阴影。他的写作具有工匠式的精细，大量的及物描写形成了意象的密度。显然，可以从黑陶的“照相写实主义”之中发现法国“新小说”主将罗布·葛利耶的观念。我怎么越来越多地谈到了语言？其实，我想说的是语言以何种方式把世界呈现出来。 雷平阳的叙述有一种精致的清晰，四处光线充足。可是，为什么每一篇结束的时候，我的脚跟都会渐渐地悬浮了起来？——仿佛生活突然晃动起来似的。清晰到晃动的转换如此简洁，这说明雷平阳经常发现日常意象背后的不稳定。 吕军肯定是擅长使用细节的，他的叙述多么灵巧。一切都那么到位。吕军写下的一切都与电影有关。电影、生活、生命三者是重叠在一起，它们之间的使用词汇可以互换。真的，世界在哪里——银幕之上还是陋室之中？当然，“灵巧”这个形容词对于朝阳不太合适。他甚至担忧灵巧的言辞可能遮没了粗砺的真相。太多的时候，意识形态的花边是由诗一般的辞令编织出来的。朝阳的一个重大动作就是，用朴实无华的句子把乡村从“田园风光”的美学烟幕之中拯救出来。 我的确无法概括这一批作家。我只能说明他们没有什么：他们没有花腔高音，没有风花雪月，没有滥情和煽情，没有一本正经，没有脂粉气，也没有冬烘的迂腐或者自以为是的知识卖弄。 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某些生活仿佛又回来了。 其实，这些生活从来就没有远离；可是，我熟视无睹。汽车，马路，楼梯，绳子，水稻，田里的青蛙，庄园，打铁铺，杂货店，炉子上的水壶，电影海报，迎亲的拖拉机，屯满种子的仓库，刀子般的寒风，一只风干的蚂蚱……这些日常景象动不动就能看到。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如果不是侦察一桩离奇的人命案，如果不是布置一个忧伤的爱情故事——如果不是证明一个主题或者充当一个道具，谁管它们是怎么一回事。这就是我习以为常的目光叙事学。我注视什么，我无视什么，一切都是目光叙事学决定的。我的世界凝定于某种不成文的格式里。 可是，这一批作家的散文证明了另外一些叙事学。他们是怎么进入世界的呢？这一批作家的文体不拘一格，可以向各个角度敞开。在他们手里，散文显示了无数的可能。他们可能找到一个出乎意料的入口，一条独到的路线，也可能突如其来地撤出。总之，他们自由自在地写出了自己心目中的事件。 什么叫作“事件”？一个“事件”的开端、结局、焦点以及重心在哪里？任何一个独特的发现都不会重复既定的叙述形式。反之亦然——任何一个独特的叙述都意味了某种发现。这一批作家的叙述把我已经习惯的世界重新整理一遍，奇异的结果出现了。一系列我所熟知的比例和方位都发生了改变：某些景象缩小了，消失了，或者旋转出背阴的一面；同时，另一些久违的景象回到了视域的中心地带，于是，一些尘封多时的生活得到了令人惊奇的再现。世界被文字改变了。 这一批作家还在默默地写作。他们不一定意识到，他们的散文同时打开了生活的成规。文学的意义是什么？文学不就是开启想象生活的各种可能吗？ （《七个人的背叛》方希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