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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尧典》乃传世之极为重要的先秦经学文献，是先秦儒学初兴、经学萌芽之际，由儒家某位思想巨人整合成篇。王充以为乃“鸿笔孔子”所为，观《论语》所记孔子赞美唐尧虞舜之语气，以及读《礼记·礼运》载孔子所言之“大同”景象，则王充之言，不为无据。虽然本篇所述之材料，来源于诸多芜杂舛驳的上古神话与历史传闻，但其立言主旨，却有一以贯之的整体思想统系；其文辞章法，亦有其严密而自足的内在逻辑结构。因此，本文既非一般意义上以所谓“传信”为宗旨而“缀遗辑佚”的史学著作，也不同于所谓“残丛小语，道听途说”的小说家言。 一 作为早期儒学的重要经典文献，本篇立言大旨，首先是描述了早期儒家所憧憬的“大同”之世以“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为核心政治价值的“君主禅让”制。一篇之中，其所反复致意极力渲染者，莫不以之为要谈。“畴咨若时登庸”，放齐荐尧子丹朱，帝以为不贤，不可升迁。尧欲以帝位让于四岳，而四岳皆言德不配位不敢有所觊觎。虞舜则大贤至圣，诚信无私，品德尤为高尚；辞帝位之尊，不辞帝事之劳，代帝尧摄行天子之事，跋涉远行，巡狩方岳；定制度，立刑法，流罪人，任劳而任怨。且由历试而用事，长达三十年不登其帝位，不有其天下。至尧之崩，不得已乃承大位，继大统，实则大公无私，以天下为己任而已，非以帝位为大宝也。而《韩非子·五蠹》乃谓“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以为“古传天下而不足多”者，犹不可持以论虞舜之其人与其事也。至于践阼，乃大批起用新人，唯“熙帝之载”以为能事，亦是“选贤与能”之义，乃不言而自明。 其次，既重民生，亦重民教，也是本篇关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政治思想内容。所谓“汝作司空”，平治水土；“汝后稷”，播殖百谷；令垂为“共工”，以重视工业技术；乃至使益“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以为“朕虞”管理环境资源，都是有关国民生计之大事业。而“敷五教”，“典三礼”，“教胄子”，乃至“作纳言”，皆为重视国民教育，加强道德教化之重要政治举措。至于确立“眚灾肆赦，怙终贼刑”的司法原则，以及制定“五刑有服”与“五宅三居”之兵刑合一的司法制度，既是国家安全与国民生计的制度保障与法律保障，其惩恶扬善的司法原则与司法目标，同时也是国民道德教育的重要辅助手段。因而法律规范与道德教育，两全互用而无所偏废。 此外，与“选贤与能”相关互动的政治运作手段，是官吏的铨选与考核制度。“明明扬侧陋”以及“若时登庸”乃至“奋庸”擢拔，都是官吏的铨选之法。而“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则是对在任官员的考核制度。这是有关国家治理的重要运作方式，也是国家机器得以实现内部修复与自我调整的重要程序设计。否则，官员能上不能下，能臣干吏得不到升迁重用，昏瞆无能的冗员庸吏尸位素餐，甚至盗器为奸的仓鼠社虫充斥其间，必然导致整个国家机器运转不灵，乃致壅堵而坏死。中国历史上，由汉唐以至明清，在官吏的铨选与考核方面，积累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无一不是以本篇的吏治思想为基本原则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运用。 二 由于《尧典》不是一般意义上以“传信”为宗旨而“缀遗辑佚”的史学著作，而是作为儒学经典文献的基本品格传之于世，这就规定了《尧典》是“经”不是“史”因而“经史有别”的理解阐释路径。职是之故，凡是以所谓“征实考信”的史学方法进入本文，一开始便误入歧途。近代以来，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学者，对于中国远古神话的历史化过程，作了饶有兴味的考证与发掘，对于重构中国古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学术贡献。尤其是殷墟甲骨卜辞的不期而遇，对于殷商史乃至先周史的研究，更有重大突破。然而，如果将所有这些历史与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如数吸纳，作为《尧典》的诠释基础，则无异于缘木以求鱼。鱼既不可得，其木亦成朽株枯木而全无活力矣。例如，以甲骨文所谓“四方风名”或“四方神名”解释“羲和”章“厥民析”“厥民因”“厥民夷”“厥民隩”之四时民生样态，其圆凿方枘互不相入，导致经义晦而不明，即其显例。 可想而知，《尧典》作者既对上古原始宗教祭祀神话作了大幅度的改编与整理，也就产生了新的思想意义；远古神话也经过转化而获得文化新生，不可再以原始神话科范《尧典》之义。否则不仅治丝益棼，且于文本理解毫无价值。至于动辄连篇累牍，考证经文每个人物之神话来源，及其在传说过程中的每个细节演变，既昧于经史之别，更不知学术研究之求真与求善乃各有所用。这种经、史不分，真、善无别的研究方法，用之于《尚书》尤其是《尧典》的解读，最属无谓。于以治经，则使经义晦而不明；于以治史，则尤其支离汗漫，劳而无功。 因此，《尧典》的经学品格，决定了它的文本价值。其有关国家治理的所有叙述，思想弘深，意义重大，决非一般史学著作可比。乃视其书为远古神话之集萃，实在是贬损其价值等诸自郐，以为不足观而已，是未得门墙而入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