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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大文学”或“杂文学”的文体传统 所谓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它必须建立在中西文学乃至文化的立体交流与碰撞过程中。因为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实现中西视域融合，才能借助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力量，有效地整合其价值资源，以此激活或者重构中国文学传统，达成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或转化性创造。这一转化机制甚为复杂，这里仅从文体层面粗略言之。 迄今为止，中国文体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艺术实绩。尤其是在小说创作领域，新时期以来，致力于转化性创造中国当代小说新文体的作家难以数计。 比如，汪曾祺小说对唐人传奇文体和桐城派古文作法的创造性转化受到普遍激赏，他所引领的当代中国新笔记体小说热潮至今未曾消歇。但只是看到汪氏小说传承中国古代文体资源则未免皮相，实际上西方现代短篇小说大师对汪曾祺的艺术启示同样不可或缺，中西文体的互动共荣，最终成就了汪氏笔记小说的新文体。 还有韩少功小说对魏晋志人志怪小说文体的创造性转化同样好评如潮，其作品的文体资源不仅仅来自于西方词典体和随笔体的启发，而且直接脱胎于《世说新语》的文化关键词集束体小说。 至于莫言、贾平凹、王安忆、刘震云、刘醒龙、迟子建、格非、苏童等人的小说创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创造性地转化了中国明清话本小说的文体资源，尤其是他们的长篇小说代表作都明显地有着《红楼梦》《水浒传》的艺术印痕。这表现为他们对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时空结构、日常叙事、抒情传统、语言风格等不同层面上的文体传承。 即使是新世纪小说界的后起之秀，如乔叶、魏微、付秀莹、冯唐、徐则臣等人的创作，同样也不难发现他们在吸纳西方现代派小说技法的同时，对中国古代文体资源所进行的转化性创造。 中国古代文体传统正在当下文学创作中走向全面复活与复兴。当代中国作家不再像新时期初那样热衷于直接制造外国文体的中国版本，不再满足于被西方中心赐予“中国的马尔克斯”“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福克纳”“中国的博尔赫斯”之类的所谓桂冠，而是想真正地做回自己，为中国文体与中国文学正名。但这并非说他们回归本土以抗拒西方，而是说他们把西方文体资源“拿来”后必定要加以整合与重构，让西方文体资源与中国文体资源在平等的“创造性对抗”与“创造性对话”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于是我们看到，新时期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开始打破“纯文学”与“新文学”概念，开始大规模地致力于中西古今文体互渗式的跨文体写作，试图重建中国的“大文学”或“杂文学”文体传统。 作为一个西洋文学概念，“纯文学”来到中国后实际上重建了中国新文学文体谱系。百年来，谈诗歌必定是欧化的“新诗”或“纯诗”，中国古典诗词被视为“旧体诗词”打入另册；谈小说必定是欧化的“新小说”，以笔记体、话本体和章回体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也不允许再登大雅之堂；谈散文必定是欧美式“美文”，中国古代散文中的众多文体类别被排拒在散文乃至文学之外；谈戏剧也必定是欧美式“话剧”，中国古代戏曲像“旧体诗词”一样被视为“旧剧”放逐，全然不顾京剧乃至各种地方戏曲的艺术存活。如此这般重建中国新文学文体新秩序，结果是中国文学虽然在文学观念与文体上跟西方接轨了，对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也是功莫大焉，但与此同时也付出了代价，即中国新文学文体谱系与中国传统文学文体谱系之间出现了无法兼容的尴尬地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要为当下中国作家致力于古今中西新旧融合的跨文体写作叫好，向他们重建中国文史哲不分家的“大文学”或“杂文学”文体新秩序致敬！ 最后要说一下文学批评。为了与文学创作上的中国传统创造性转化相适应，当下的文学批评也不能一味地简单移植西方文学批评方法与模式，而要创造性地转化我们民族的文学批评传统。 具体来说，主要途径有二：一是批评方法的调整。以前的文学批评过于注重中西维度的文学批评方法与模式的简单对接，由此落下了西方文艺理论崇拜的弊端。今天要重建中国文学批评的古今维度，以《文心雕龙》倡导的“通变”立场积极转化民族文学批评资源，在此基础上重建中西古今融会贯通的文学批评立体框架和思路。二是批评对象的拓展。百年中国新文学批评的发展，更多受到西方“纯文学”观念谱系的影响，忽视了对中国民族文学传统样式的批评与研究，如旧体诗词、通俗小说、传统戏曲等。新兴的网络文学也常常被排除在主流文学批评之外。这意味着文学批评对象与范围需要扩容，需要融合，需要建立新型的“大文学批评”或“杂文学批评”体系，以取代既有的“纯文学批评”“新文学批评”观念和谱系。 （作者：李遇春，系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