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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早在远古，藏族部落就生活在西藏高原一带。公元六世纪时，西藏高原上有三个强大的势力：羊同〔1〕、苏毗和吐蕃〔2〕。公元七世纪初，吐蕃的朗日论赞吞并了苏毗，其子松赞干布（公元629—650年在位）又击灭了羊同，完成了统一西藏高原的事业。公元八世纪后半，赞普赤松德赞时，吐蕃最为强盛，曾辖有青藏高原诸部，势力达到西域河陇地区。到公元九世纪中，赞普达磨死后，统治集团分裂，奴隶、属民起义，吐蕃瓦解。计传位九代，历时二百余年，史称吐蕃时代（相当于中国的唐代）。 在松赞干布统治时期，吐蕃人创造了文字，制订了成文法典《十善法律》，同时立官制和军制，这些都为其后西藏文化活动奠定了基础。 公元八世纪时，天竺僧人寂护、莲花生等到西藏传播显、密两系佛教，于是，印度佛教便很快流行于西藏各地。公元九世纪，赞普朗达玛禁止佛教流传，延至公元十世纪后期，在吐蕃新兴封建领主阶级的支持下，佛教以喇嘛教的形式得到复兴。喇嘛教是佛教与西藏原有的苯教长期相互影响、相互斗争的产物。公元十三世纪后期，由于元朝统治阶级的扶植〔3〕，上层喇嘛开始掌握政权。但是，喇嘛教各种教派很多， 主要有格鲁派（黄教）、宁玛派（红教）、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和盆布派（黑教）等，每派又分为若干小派。处于这一局面下，吐蕃贵族之间、贵族和僧侣之间，不断发生冲突，西藏高原逐渐分裂成许多割据势力，陷入极端混乱的状态，以致全藏政治的统一，曾一度遭到破坏〔4〕。及至公元1642 年（明崇祯十五年）以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征服西藏为转机，始在居于宗教最高地位的达赖喇嘛的名义下，西藏又大体上统一起来〔5〕。这个期间经历约八百年， 史称分裂时代（相当于中土的宋、元、明时代）。 西藏政权集中于以达赖喇嘛为首的黄教宗教集团后，和清朝的政治关系处理得颇为友睦。公元1752年（乾隆十七年）确立了清朝的主权，进一步完善了达赖喇嘛政府。以后由于清廷衰微，西藏力量有所加强。至公元十九世纪初，以锡金（Sikkin）问题为肇端，英国势力渐为渗入，而围绕西藏的中英关系亦日趋复杂化，至1913年西姆拉（Simla）的中、藏、英三方代表会议，更有新发展。此后，西藏与英国保持了一定的友好关系，与中国政府则处于不稳定状态，并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根据藏族的历史发展，一般将其划分为上述吐蕃时代、分裂时代和黄教宗教政权建立后的三个时代，而各时代都有其相应的文献史料，这对于当今研究探讨西藏诸多方面的问题，均有着不可忽视的参考利用价值。因此，本文特就藏文古文献及碑铭、汉文文献史料和国外人士著述三部分，择其要者加以述评，期望能对藏学研究有所助益。 一、藏文古文献及碑铭 在西藏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产生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其中不乏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藏文史著。尽管有些是佛教史，但其著者已视佛教为西藏的正统文化体系，故应归入西藏历史范畴，切忌片面看待。现将其主要著述胪列于后： 《年代纪》（Annals）。系记载公元474年至松赞干布卒年650年间，古代西藏发生的历史事件，按年代顺序记录，是一部吐蕃宫廷的大事记。但该书对吐蕃王朝后的记事欠缺，尚需要汉文史料补其不足。 《小邦表及王统记》（Principcurtesanciennesotgenealogicdes rois）。本书分条记载了有关吐蕃时代以前的邦名、王名及大臣名。其内容虽带有较多传说性质，但对了解吐蕃统一前的种族、部族分布以及赞普先祖传承情况有所帮助，是研究吐蕃王统独特的珍贵史料。 《编年记》（Chronigue）。本书名为“编年”，却非逐年记事，只是叙述了自吐蕃统一以前至赤松德赞时期的有关传说，其故事中包含了若干史实。它对了解掌握吐蕃内部的变化情况，仍不失为一种难得的史料作用。 《布顿佛教史》（Buston kyi chos hbyun），又译作《佛教史大宝藏记》即《善逝教法史》是藏族人民的优秀文化遗产。一般认为，本书系作者布顿·仁钦珠十四世纪初期所著，公元1322年成书。作者以翔实的史料，精辟地论述了印度佛教和西藏佛教的历史，是一部十分著名的著作，也是研究印度和西藏佛教的重要典籍，在国内外有较大的影响。该书佛典盈纸行文古奥。1986年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了郭和卿先生的汉文该本。是书在西藏部分，它从古代西藏国王起叙至分裂时期西藏的佛教史，是西藏最早的具有较高评价的通史性著作。有奥勃米勒（Obermillor,E.N.）1931—1932年的英译本《佛教史》。 此译本注释较详，可借一般参考之用。另有芳村修吉的日译本《弘通西藏佛教史》，其中有关西藏部分译述，曾发表在日本《佛教研究》1951年第6期上。 《王统明镜》（Rgyal veads xnams gyibyantshalgsalbahime loi ehos hbyath）。 其著者为索南坚赞， 即叟耶那穆全真（bsodnams rgyai mtshan），书成于1328年，是以记述印度、 西藏为主要内容的印度佛教史，其中对松赞干布和护教诸王以及各大臣等的事迹传说记载较详，而对佛教后弘期部分历史又嫌过简。由于本书多采用神话方式叙述，并且运用汉文史料不够审慎，因而一般标志的年代缺乏可靠性。 《红史》或《红册》（Deb ther dmar po），亦名《乌兰史册》（Hu lan deb ther），为《红史》的蒙古语译名， 本书系蔡巴·贡噶多吉所著，约成书于1363年。其内容从首创佛教的印度开始，记述了古老传说、佛说递嬗、印度王统；其次，叙述了周昭王的王统、唐代诸帝和吐蕃的历史，一直到五代至元灭南宋的帝系；再次，则为弥雅（西夏）的历史；最后记述到元为止的蒙古王统以及藏族本身的历史。本书历来为藏族先辈诸史家所推重，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多收录《红史》的唐书吐蕃部分，视其为唐蕃双方同期编写的资料。大学者桂译师·宣努具所著《青史》、巴俄·祖拉陈瓦所著《智者喜宴》第十六函就全文收录了他们当时所见到的这部分文字。本书有多种手抄本流传，成为研究藏族史及唐蕃关系不可缺少的文献。其实，《红史》一书的重要性不仅在对吐蕃王朝及唐蕃关系的记述，更主要是在于它成书于元末，作者本人即长期担任元代乌思藏十三刀户之中的蔡巴万户长，因而，他记载的元朝与西藏佛教各教派和地方势力关系，成为研究元代西藏历史的重要资料。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年出版了东嘎·洛桑赤列先生校注的藏文版， 1988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庆英、周润年二先生的汉文译本。 《犀牛宝卷》（Po ti bsp ru）。据推测，本书为朗氏本族所留的宗谱谱系，约成书于1430年，其内容系记载帕木竹巴政权的保持者朗氏及帕竹万户的宗谱。 《汉藏史集》（Rgya bod yig tshog）全名《汉藏史集·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达仑宗巴·班觉桑布（梵名释利补特跋陀罗）著。这是一部研究藏族历史的珍贵文献，在国内属于奇珍之一。此书成书于藏历第七饶回之木虎年，即公元1434年。本书不仅对许多历史问题都有简要记载，尤其是对萨迦派的历史、元朝在西藏的军事、赋税、设立驿站、法律、本钦的委任等元朝与西藏的关系方面有着详细记载，所以该书被列入重要史籍之列。陈庆英先生根据中央民族学院（现名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1983年7 月北京影印本和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6月铅印本翻译成汉文，1986年12 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青史》，又名《青册》（《迭布迭鲁昆布》Ded ther shon po），宣努具（gshun nu tbpal）著，书成于1476—1478年，其内容包括汉地、西藏王统事迹以及西藏各宗派的始祖、高祖传记、寺院历史，年代标记准确，堪称为一部完整的西藏佛教史，博得藏族学者的特别依赖，备受藏学研究者的赞许。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著者所转译的汉文史料有不少失实之处，引用时应予注意。尽管如此，仍无损于本书的实质作用。如在佐藤长《西藏文献的史料价值（上）——以吐蕃王统论为中心》（载《东洋史研究》10—6，1950年2月）和贝尔《西藏的宗教》等著述中，对其均予以肯定的评价。 《新红史》或《新红册》（Deb thar dmarpo gsar ma）， 索南扎巴著，成书于1538年。本书不同于前述《红史》，其最可取之处，是后半部分叙述西藏各宗派的历史，纪年准确，特别对帕竹派政权的演变过程，提供了珍贵史料。1948年入藏的意大利学者杜齐（Guiseppe Tucci）已发表了本书的全译及英译《新红史》，收入《罗马东方丛书》（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所·XIV—245页，1971年）。 《萨迦世系史》全名为《瞻部洲北部执掌佛法之大德具吉祥萨迦派珍贵世系史——满足诸愿之奇异宝库》（Vdsam gling phyogs kyithub pavi rgyal tshab chen po dpal ldan sa skya pavi gdungrabs rin po che ji ltar byon pari tshul gyi rham par thar pa hgomtshar rin po chevi bang mdsod dgos vdod kun Vbyung zhes byaba），亦译为《萨迦世系谱》，成书于1629年，作者即为持咒师阿旺贡噶索南扎巴坚赞贝桑波，又称达钦阿美夏。本书是专门叙述萨迦昆氏家族的藏文历史著作，主要内容分为五大部分：一、光明天界之世系，叙述了萨迦世系的起源以及昆氏家族祖先们的世系；二、无垢昆氏之世系，叙述了早期昆氏家族居住的地区及其由来和发展的过程；三、萨迦昆氏家族之世系，详细记述了萨迦派著名祖师的生平事迹及元朝中央政权和蒙藏民族之间的交往等重大历史事件。这是全书的重点所在；四、萨迦四个拉章之世系，记述了萨迦昆氏家族从昆贡觉杰波起下传至第七代贡噶罗追坚赞具桑波担任元仁宗帝师时，于公元1324年他将异母诸弟分成四个拉章的史实以及各个拉章之传承；五、萨迦寺法座之世系，专门叙述了具吉祥萨迦寺历任住持的事迹。本书资料详实，内容全面，是研究萨迦派不可或缺的重要史著。 《智者喜宴》（mkhas pahi dgan ston 1503—1565年）。 巴俄·祖拉程哇（dpanbe gtsug leg phnen ba）著，成书于1545—1565年。 其比较全面地叙述了印度、西藏佛教史（包括叙述西藏各宗派活动的史实）。本书在各派系谱内容的确切上，远超过其它同类著作。 《西藏王臣记》又名《第五世达赖喇嘛史》（Bla me rin poche lna pahi shos hbyan），系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或阿旺罗卜藏·嘉穆错，nag dban blo bzan rgya mtsho）于1643年间所撰的西藏史书。本书是根据藏文文献、档案、调查访问和民间传说加工整理而成的，共分为二十六目，详细记载了从西藏有史以来直到固始汗之间所有历代王朝事迹和王嗣传说。由于著者本人对西藏政治、宗教都有较大贡献，因此，本书更具权威性，被藏族人士尊为珍贵历史史册，同时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艺作品。本书藏文版北京民族出版社于1958 年和1981年先后两次出版，颇受国内外读者欢迎。1983年又出版了郭和卿先生的汉文译本，另有英、法、日、俄、德多种外文译著，早就受到藏学研究者的特别重视。 《巴桑回桑》（Dpag bscan Ljon bz an）， 意译为“如意宝树”，其确切书名是（叙述）《圣国（印度、大中国、西藏、蒙古正法之兴布）如意宝树》（hphags yul dun rgya nag chan po danboddansog yu du dam pahi chas hbyan tshal dpag bsam ljon bxan）。 成书于1748年。著者为格鲁派的松巴塔益希班觉（Ye ces dpal hbyor， 也有译为“伊尹希本久尔”的）。因其出生于祖居的西藏松巴（sampa，又译“森巴”）地方，故一般呼之为松巴堪布（Sam pa mkhanpo）。松巴堪布系青海佑宁寺僧人，曾在藏求学。后在滞留汉地期间，深受乾隆皇帝的厚遇。 本书内容除印度、西藏的佛教史外，还包括了清代乾隆以前的历史动态，特别是记叙了为他书所未曾载入的固始汗及其后的史实，而书中对西藏喇嘛教史叙述尤详。书后附有年表逐年记入自1027—1746年间的西藏大事，另外还附记蒙古、汉地佛教史。 由于本书采用了别人没有引用过的资料和蒙古语文献等，因而叙述都有所本；即是对清时的记述，也都史出有据，获得佛教史研究者的高度评价。本书于1908年在印度的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精装本，并附有较详的英文题录。 《青海史》（Mtsh sion gyi lo rgyus），与上述《如意宝树》为同一作者所著，成书于1786年，系篇幅不大的小册子，记叙了固始汗率和硕特部1630年迁入青海地方前后的青海史，可补有关汉藏文献之阙。本书有英译本行世。 《达拉那特印度佛教史》（Tarahath ahi chos hbyan）， 作者达拉那特。本书是十六——十七世纪学者记述各祖师的著述，在藏人著作中可称为较详的印度佛教史，参考价值较高，是一部珍贵的史作。有希福聂尔（Schiofner， E. A.）的德译本《印度佛教史》（圣彼得堡·1869），瓦西列夫（Vasiler）的俄译本《佛教史及其信条·历史和文学·第三部分：印度佛教史，达拉那特论著》（圣彼得堡·1869年）等。 《计美南木杰蒙古佛教史》（hjigs med nammkhahihorchoshbyan）。著者计美南木杰，是生活在十八——十九世纪的喇嘛。 本书虽未直接提供有关西藏的史料，但却提出了了解西藏喇嘛高僧传记的研究线索，可作为西藏史料的一种补充。 其他如巴俄·祖拉程哇的《佛教史》（chos hbyunmkhaspahidgah ston）等书，对古藏文史料，仍都保持了其原始状态， 这对西藏现有文献来说，亦可谓罕见的孤本了。 在西藏文献中，除上述概括性较强的宗教史（其中包括西藏地方史料）的著述外，尚有作为其补充材料的各个同时代大喇嘛的传记著作。这些传记虽对政治方面的内容记载不多，一般属于宗教记事，包括喇嘛自身及接见内地使者、官员和蒙古王公等活动，但记录日期准确，仍不失为西藏史研究的宝贵资料。现列举其中重要的或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传记著作如下： 首先，作为西藏王索南多吉（bsod nams stobs rgyas）通称颇罗鼐（Pho lha ghas）传记。 本书系当时的一位大臣仁旺杰（Tsherindban rgyal）于1733年写成，也是了解这一时期西藏史很有价值的史料。 其次，参考作用仅次于上书的还有章嘉胡图克图，又名章嘉著微多吉或章嘉乳毕（Lean skya rol pahi rdo rjo）1758—1759年所著的《第七世达赖喇嘛传》（blo bzam bskal rgya mtsho dpalbzanpohtshal szam has kyirnamthar）及其后的《第二世班禅喇嘛传》（blo bzan ye ces kyi rnam thar）和1785—1786 年著《第三世班禅喇嘛传》（blo bzan dpal ldan ye pes dpal bzan pohi shai snanaskyi ram thar）等三部传记，都是从宗教活动为中心，有确切年代记载的编年体史著。 此外，达赖喇嘛传记还有： 《第四世达赖喇嘛传》，第五世达赖喇嘛著。 《第五世达赖喇嘛传》 《第六世达赖喇嘛传》，桑结嘉措著。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传》，布却托登顿巴于1936—1940年撰著。 最后，值得提及的还有《五部教敕》（bkah than sue lna）一书。本书对古代西藏文的敕令等文献，大抵均按原有材料编入，史料价值较高。 而藏文碑铭和古文书，不仅反映了西藏的历史，也是西藏历史文化的重要标志。千百年来，在西藏保存下来的许多历史名碑史，比较著名的首推“唐蕃会盟碑”。它又称“长庆会盟碑”或“甥舅和盟碑”。这是唐长庆三年（吐蕃彝泰九年，公元823 年）吐蕃赞普可黎可足为纪念长庆元年至二年间的唐蕃会盟所建，在今西藏拉萨市大昭寺前。碑上以藏、汉两种文字铭刻盟文全文及唐蕃参加会盟人员的职衔、姓名，表达了汉、藏两族历史悠久的亲密关系。如在碑文中说：“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谕替”〔6〕从这次会盟以后， 直到唐末，双方没有发生大的战争。此碑不仅是汉藏两族历史上共同的一件珍贵史料，也是一件十分可贵的文物。 除“唐蕃会盟碑”外，多年来，在西藏地区不断被发现的较为著称的碑铭还有： 布达拉碑。这是保存在拉萨市布达拉宫前的古老石碑，铭文记载了弃松弄赞王（Khyi gstny lde svon brtsan）的事迹。另有拉萨市北五十公里处乌尔夏依拉干（dbu ru shuahi lha kban）的两通古碑，记载弃松弄赞王时代的史事以及赐予两重臣土地管理权的情况。 穷结古碑。这是在调查吐蕃诸王陵墓时被发现的，略有磨损。铭文所记弃松弄赞王的事迹与《五部教敕》所载古代藏王敕令完全一致。 加尔钦碑。此碑铭文对弃松弄赞初期曾有抑制反佛教倾向的记载，确证了崇佛主义。 桑耶石碑。此碑系弃松弄赞王在吐蕃王朝中所建置。 粗朴石碑。碑铭记叙了该地寺院系在弃松弄赞王援助下所建的事迹。 另外，明代神宗于万历末曾派宦官杨英册封噶玛派法王时所立的碑，也还保存在拉萨市大昭寺院里〔7〕，具有研究价值。 至于藏文古文书，则是最早发现于敦煌。二十世纪初，原籍匈牙利的英国人斯坦英（MarkAurel stein）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pelliot）在敦煌石窟盗窃的古文书中包括有大量的藏文古文书写本手卷。这部分藏文写卷大多属于吐蕃时代地方军队和寺院等有关方面的记叙。它以编年体形式叙述了吐蕃的事迹，是这批写卷的精华之所在。虽系残篇断简，记事也末载至吐蕃后期，但对王统年代的确定，具体历史事迹的探索，仍有着重要的史料作用。据悉，这批古藏文写卷中的两份断简分藏在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中。 二、汉文文献史料 在诸多汉文史籍中反映西藏吐蕃时代的文献史料，最主要的有：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吐蕃传》（上、下，卷一四六）和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吐蕃传》（上、下，卷一四一）。两书中关于吐蕃的专门传记，多记载以前有关政治为中心的唐朝与吐蕃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往来等内容，而后者还包括了前者所未载及的吐蕃内部组织名称和西藏统一后的藏王史料。但两书所叙事实同前述藏文文献所载相符，是为研究吐蕃时代不可缺少的基本史料。 宋·王钦著、杨亿等撰《册府元龟》（一○○○卷）中的“将帅部”（卷三五六——四五六）、“奉使部”（卷六五二——六六四）和“外臣部”（卷九五六——一○○○）等几部，载有两《唐书》所缺记的吐蕃史实，其中对吐蕃生活和长庆年间唐蕃会盟以及参加人员等情况，记载尤为详细。 宋·宋敏求编《唐太宗诏会集》（百三十卷）中，收录并补充和纠正了《新唐书》未收，《旧唐书》虽收而又有所遗漏或歧异的唐代诸帝诏敕，也包括吐蕃诏敕。 宋·司马光撰《资治通卷》卷一八五以下，也载有他史所未收入的有关吐蕃的史实。 汉文文献反映西藏吐蕃时代以后情况的史藉和著作则有： 元·脱脱等撰《宋史·吐蕃传》（卷四九二）。本传仅包括了宋朝与东北藏方面交通的有关史料，却对中藏则一无记载，不甚了了。 明·宋濂等撰《元史·释老传》（卷二○二）。元朝时，政府在西藏地区设立了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其下又各设若干万户府，并在该地设立驿站，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屯戌军队。当时，西藏地区的喇嘛教萨迦派法王八思在开平会见忽必烈，忽必列即位后尊八思巴为“国师”。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八思巴卒，忽必列又追封他为“大元帝师”而《元史·释老传》就是以深受元朝尊崇的老帝师八思巴传为中心，记载了这位帝师的事迹。 《明实录》。其中有关西藏的载录，补充了该时西藏史料内容，进一步阐述了同西藏的关系。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西蕃诸卫传》（卷三三○）及其“乌斯藏传”（卷三三一）。此两传虽对明朝与西藏的关系作了综述，但有关史料，几乎全部根据《明实录》摘录而成。 关于达赖政权确立以后的有关汉文文献史料主要有：《大清历朝实录》、《东华录》、《大清会典》、《理藩院则列》、《皇朝藩部方略》、《圣武记》等对西藏的记载。尤其《会典》中有关1792年建立喇嘛政权的记叙，对于了解这一时期清朝政府对西藏的政策是最有价值的参考史料。 在有关西藏的汉文地方志方面，除了《大清一统志》这部区域地理总志外，还有下列各种著述： 清·阙名撰《西藏志》。关于本书的撰人， 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和宁序云：“传奴果亲王撰”。据《清史稿·果亲王允礼传》，果亲王卒于乾隆二年，而书中记事至六年，则和宁说尚可疑。书中内容分事迹、疆圉等三十三目，为以后《卫藏图识》、《西藏图考》等书所依据。《龙威秘书》中有《西藏记》，与此书内容尽同，只是目次先后各异，实为一书。 清·马揭、盛绳祖合撰《卫藏图识》（四卷，附《蛮语》一卷）。本书详细记载了内地玄藏的途程。有英译本。 清·松筠撰《西招图略》（一卷）。撰著者系嘉庆初任驻藏大臣，根据其经历见闻，在书中叙述西藏地区的山川形势、边隘兵卡等二十八类。附录记有自成都府至后藏站驿里数。 清·黄沛翘编、韩铣等绘图《西藏图考》（八卷）。本书系地理著作，内容多采用前人著述，加以整理补充。首载《西藏全图》等四幅，附有说明；后附《源流考》等八篇，都按图发挥。对路程、山川、城池、寺庙、艺文、外国等类，博采旁搜，条理明晰，对松筠《西招图略》补充尤多。 清·萧腾麟撰《西藏见闻录》（一卷） 清·和宁撰《西招赋》（一卷） 此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收录有关西藏的著述多种，有着不可忽视的研究参考作用。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系清代地理著作的汇钞，十二帙，补编十二帙，再补编十二帙。王锡祺编。自1877年（光绪三年）至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凡二十一年始编刊完竣，计录清地理著作一千四百余种，包括地理总论、各省形势、旅行纪程、山水游记、风土物产等著述，兼及少数民族风俗生活、欧美各国见闻，且多数出于作者亲身经历，内容较为详实。现将其中关于西藏的著作略列如下： 松筠撰：《西招审隘篇》、《西藏巡边》 姚鼐撰：《前后藏考》 曹树翘撰：《乌斯藏考》 龚柴撰：《西藏纪略》、《廓尔喀不丹合考》 毛振  撰：《西征记》徐瀛撰：《西征日记》、《晋藏小录》 林撰：《由藏归程记》 魏源撰：《冈底斯山考》 齐召南撰：《西藏诸水篇》 姚莹撰：《前藏三十一域考》 王我师撰：《藏炉总记》、《藏炉述异记》 以上所列清人各著，视书名即知其大致内容，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三、外国人士著述 远古时，我国西藏民族就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化。只是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交通极不便利，地域之间的交往也因此受阻，长期属于“封闭”社会，一度被外人视为“探险”地区。大约在公元1600年左右，欧洲人才开始知道有西藏其地。此后即有欧洲商人和传教士的出没。从十九世纪直至二十世纪，渐次有“探险家”等外国人士相继来到西藏，陆续写出了一些所谓“探险报告”之类的著作传播于世。其中如： 1904年前，桑德伯格（Sandberg,G. ）著《西藏考察——1603 至1604年的西藏历史及其特点》一书，是最早对西藏作出了较为完整描述的著作。同属此类的还有： 雷丁（Redin,S.）著《纵越喜玛拉雅山》（二卷。斯德哥尔摩， 1903—1913年）、《西藏南部》（二卷。斯德哥尔摩，1917—1923 年）和《西藏及其对中国的考察史》（维也纳，1939年）。 法尔希纳（Filchner.W.）著《法尔希纳西藏旅行探险的科学成果——1903—1905年》（十二卷。柏林，1907—1914年）。 在日本人著述中，可以举出的有： 1890年第一次入藏的河口慧海著《西藏旅行记》（修订版。山喜房佛书林，1941年）。 1912年入藏的青木文教著《西藏游记》（日外出版有限公司，1920年）。 1913年入藏的多田等观著《西藏》（岩波书店，1942年）。 以上三书均系有关西藏情况的纪行之作，但比较起来，在记载详细及内容丰富等方面，则首推河口慧海的《西藏旅行记》。 所有这类“探险报告”著作，都是以一种独特形式出现的历史资料，对藏学研究来说，仍具某些参考意义。但作为文献，则尚嫌不足。 而国外纯系西藏历史的记载，为数不多。其中重要的有： 希福聂尔（Schiffner,E.A.）和罗尔斯顿（Ralston,W.W.）合著：《西藏轶事》（伦敦·纽约，1925年），系研究西藏历史的力作。 罗克希尔（Rawcshire）著：《佛陀（buddhe）的生平》（伦敦， 1884年）。 伯希和（Pelliot,P.）著：《以中国文献为基础的古代西藏》。 这两种书都是反映西藏吐蕃时代的历史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研究著作。 布索尔（Busholl,B. W.）著：《以中国史料看早期的西藏史》（1886年）。本书系根据作者对新、旧唐书中《吐蕃传》的认识和研究而撰述的，可与《吐蕃传》对照参考。 在西藏地区，喇嘛教早已普遍流行，传播甚广，并已成为西藏文化的特征之一。因而也引起了外国人士的浓厚研究兴趣，有关探讨喇嘛教的史料著述相继问世。其中较为著称的有： 科彭（Koppen,C.P.）著：《佛教宗教及其形成》（柏林，1857 —1859年）。在本书的下卷中，著者即对西藏、蒙古以及我国东北地区喇嘛教的历史发展曾进行了研究。 施加格特威特（Schlagintwit, E.）著：《西藏佛教》（伦敦， 1867年）。本书虽在内容上欠详尽，但通过其作者新收入的具有独特性的西藏佛画等插图，却能从一个侧面窥知有关喇嘛仪式等的一斑。 威德尔（Waddell,A.）著：《西藏的佛教及喇嘛教》（伦敦，1895年）。书中内容，依现在看来，虽略有陈腐感，但还不失为一部较为完整的史著文献。 波波夫（PoPov,I.S.）著：《西藏的喇嘛教及其历史、教义、教制》（1898年），后为日本学人石川喜三郎译为：《西藏蒙古秘密喇嘛教大观》（日俄出版社协会，1917年）。本书作为西藏史的概述性著作，其内容尚称完备，但全书系据蒙古史写出，而且佛教用语多采用蒙语；梵语和蒙语又多系蒙古方言，这就给学术研究参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贝尔（Bell,Ch.）著：《西藏的宗教》（伦敦，1922年）。本书行文通俗晓畅，是一部概述性的史料文献。其续集《西藏的过去和现在》（牛津，1924年），日本学人田中一吕译为：《西藏今昔》（生活社，1940年）。本书内容涉及到西藏宗教，但主要还是以藏、英关系为中心的现代史论。 舒尔曼（Schulman,G.）著：《达赖喇嘛传》（海德尔堡，1911 年）。本书内容虽系论述松赞干布以来的历史，但在实际上正是一部贯穿这一历史时期全部西藏历史研究的文献。 此外，还发表了一些有关的研究论文。如： 巴宾格尔（Babinger. F. F.）著：《伊萨克·约克善·施米特（1779—1847年）的一篇西藏研究的论著》（1919—1920年）一文，是以对西藏史研究有素的施米特（Schmidt,I.J.）传记为中心完成的。巴宾格尔是从事西藏史研究的学者，本文自有其参考作用。 日本学人岩井大慧著：《西藏的文化》（载《东方思潮》17，1936年）一文，是介绍西藏文化、历史、宗教以及欧洲人士研究西藏问题的综述。 从历史领域看，西藏这一地区处于喇嘛教教区的特殊地位。对这一地区的历史，多数外国人士认为是佛教史，又概称之为史。因此，在他们有关喇嘛教的历史著作中，必然包括了有关于西藏历史的记载。但也无可否认，上述这些史论著述，由于未能充分运用西藏自身西藏文献和相关的汉文文献史料，因此还不能认为它们是确切完整的西藏史考。 至于藏文古碑、碑铭以及古文书，也早已为外国人士所注目，或翻译原文，或撰写论著，甚或深入腹地考察调查，取得了一批相应的成果。其中有： 布谢尔（Bushell）根据《唐蕃会盟碑》汉文部分翻译的译文（附在《新唐书》论著之后。） 沃德尔（Waddell,A.）著：《古代拉萨的历史性法令》（1909 —1911年）一文，对《唐蕃会盟碑》进行了探讨。但此文讹误较多。 理查森（Richardson,H.E.）著：《拉萨碑文上古代法令和公元821—822年的条约》（伦敦，1952年）， 系作者在会盟碑现场记录了较为准确的抄本后所撰写的论文，其中记述了为汉文文献所未曾载录的吐蕃内部情况，弥是珍贵。他的《乌尔夏依拉干西藏碑文》一文，则是在对弃松弄赞王时代事迹及王赐于两重臣土地和管理权的碑铭记载进行过调查后的论著。 理本森系英国人，曾于二次大战期间担任驻拉萨首席代表。 在日本人士著述中，主要有： 内藤虎次郎著：《关于拉萨的唐蕃会盟碑》（《史学杂志》29 —5，1918年），是考证该碑的论文。 寺本婉雅著：《唐蕃会盟碑文》（《大谷学报》10—3，1929 年），对碑文作了考证和研究。 佐藤长著：《唐蕃会盟碑之研究》（《东洋史研究》10—4， 1949年），对上述寺本婉雅著文作了进一步的修正和注释。 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藏学家杜齐（Tucci,G.）于1929—1948年，经二十年时间曾先后八次进藏考察。通过他在西藏雅隆河谷的调查，相继在穷结、加尔钦、桑耶和粗朴等地的寺院发现了众多古碑和碑铭，功不可没。 对在敦煌发现的藏文古文书研究方面，外国人士也发表过一些著述，其中有： 托马斯（Thomas.F.W.）著：《关于中国突厥的西藏文献》（伦敦，1935年第一部，1936年第二部）。 托马斯与巴考特（Bacot,J.）、托姆桑特（Thomssaiat,Ch.）合著：《有关西藏历史的敦煌文献》（巴黎，1940—1946年）。 日本石浜纯太郎著：《西域出土之藏文写卷（大谷学报》12—1， 1931年）。 这些论著，都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古代吐蕃的历史文化，仍具有研究参考价值。 最后，应予说明的是：如本文开头所述，以上分三部分评介的文献史料，仅限于西藏历史早期即六、七世纪左右，特别是以其统一时期——吐蕃时代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历史文献（包括藏文和汉文）和英、德、法、日等外国人士有关研究成果，分别加以评述，便于当今藏学研究者掌握文献史料线索，进而参考利用，以促进西藏文献史料的研究整理，推进藏学学术体系的发展形成过程。 在这里，需要提请注意的是，汉文文献的记载与历史年代比较相符，人名译音确切，并具有双方往来载录较详的特点，这是藏文文献所不及的。但就其内容叙述的详尽来说，汉文文献又有其不足之处。至于外国人士著述涉猎范围可谓广矣，然而仍欠深度，甚至有些史料失实，产生讹误，令人难以置信。当然，其中也有可称佼佼者，不能随意否定。 注释： 〔1〕《通典》卷一百九十《大羊同》 〔2〕《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第10，19—20页 〔3〕《元史》卷二○二《八思巴传》 〔4〕《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第146—149页 〔5〕参见《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七十三， 萧腾麟《西藏见闻录》卷一，《西藏考》，北大藏抄本 〔6〕转引自《文物》1959年第7期《跋唐蕃会盟碑》 〔7〕萧腾麟《西藏见闻录》卷一，《西藏考》北京大学藏抄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