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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穆旦早在40年代就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青年诗人。40年代初期，闻一多编选《现代诗钞》时，选入了他的诗作十一首，数量之多仅次于徐志摩。1948年初，方宇晨的英译《中国现代诗选》在伦敦出版，其中就选择了穆旦诗九首（注：参见编辑部：《诗人与书》，上海《诗创造》，1948年5月，第11辑，第32页。唐湜：《九叶在闪光》，《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4期，第147页。）。1952年初，穆旦的两首英文诗作被美国诗人赫伯特·克里克莫尔(Hubert Creekmore)编选入《世界名诗库》(A little Treasury of World Potery)（注：参见李方编：《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9月初版，第280页。）。穆旦诗作的艺术风格、诗学传统、思想倾向和文学史意义，在40年代就被一些诗人和评论家较为深入地讨论着。 50年代初以来，穆旦频受政治运动的打击，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被迫从诗坛上销声匿迹，转而潜心于外国诗歌的翻译，直到骤然去世。穆旦去世多年以后，才逐渐被人们重新认识。人们出版他的诗集和纪念文集，举行“穆旦学术讨论会”，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二十世纪中国诗歌大师”的排行榜上，他甚至被名列榜首（注：参见张同道、戴定南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上）》，海南出版社，1994年10月初版。）。这种种的不寻常，被称为“穆旦现象”。穆旦已成为诗歌界回顾历史、着眼当前和展望未来都不能轻易绕过的重镇。 穆旦生前只出版过三本诗集：《探险队》、《穆旦诗集(1939-1945)》和《旗》。在他去世后，海内外都出版了他与几位诗友的合集，他的个人选集和全集也相继面世。穆旦另有一些佚诗、佚文和遗作，特别是晚年写作的一首长篇叙事诗，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不能公开发表（注：参见王自勉（美）：《艰辛的人生·彻悟的诗歌诗人穆旦》，芝加哥《世界周刊》，1999年8月15日，第804期，第41页。）。作为翻译家的查良铮，则向人们奉献了拜伦、普希金、雪莱、济慈、艾略特、奥登等诗人的译著二十多本，质量均属上乘，深受人们的敬慕与欢迎。这些精美的译诗，也是穆旦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穆旦的研究，从1946年开始，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主要集中于他自己的诗歌创作和生平经历，探讨他的艺术技巧、诗学传统、风格流派、思想特质、精神人格、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等，也有对其作品的细读阐释和赏析。本文拟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穆旦研究状况做系统梳理和综合评述，此项工作将以四个历史时期为线索展开：一是1946-1948年；二是1979-1988年；三是1989-1997年；四是1998年至今。 一 根据现有资料，穆旦从高中时开始诗歌创作，他的诗才从那时就开始显露，而且非常敏捷。大学期间，穆旦就有比较成熟的诗作发表在香港、重庆两地的《大公报》上。至40年代中期，穆旦早年的代表作如《还原作用》、《赞美》、《诗八首》、《出发》等，都已经发表，其中的十一首被闻一多收入了《现代诗钞》（1943年9月）。1945年1月，西南联大文聚社出版了穆旦首部个人诗选集《探险队》。随着诗作的发表和结集出版，穆旦如“宝石出土，便放出耀眼的光辉，当时就受到不少读者赞美”（注：林元：《一枝四十年代文艺之花》，《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3期，第122页。）。 王佐良的《一个中国诗人》（注：原载伦敦《生活与文学》(LIFE AND LETTERS)，1946年6月号。《穆旦诗集(1939-1945)》于1947年5月由作者自费在沈阳出版时，此文作为附录被收入，后又发表于北京《文学杂志》，1947年8月号。本文引用时采用曹元勇编：《蛇的诱惑》，珠海出版社，1997年4月初版。）是目前见到的最早全面评述穆旦诗歌的文章。在第一阶段中，其他代表性的评论有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和《诗的新方向》、周珏良的《读穆旦的诗》、李瑛的《读穆旦诗集》、默弓（陈敬容）的《真诚的声音》、唐湜的《诗的新生代》和《搏求者穆旦》（注：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3月30日；《诗的新方向》，《新路周刊》，1948年第1期。周珏良《读穆旦的诗》，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7月12日。李瑛：《读穆旦诗集》，天津《益世报》，1947年9月27日。默弓（陈敬容）：《真诚的声音》，上海《诗创造》，1948年6月，第12辑。唐湜：《博求者穆旦》，上海《中国新诗》，1948年8、9月号；《诗的新生代》，上海《诗创造》，1948年2月，第8辑。）。这些文章有的是穆旦专论，有的则将穆旦置于新潮诗人群中来论述；有的是理论的总结，有的则是直觉印象式的描述。这些文章数量不多，但对穆旦的分析、概括和评价是准确深入的，至今仍被研究者作为经典而广泛引用。 在《一个中国诗人》里，王佐良指出了穆旦抒情诗中的现实主义品质；并且和当时一般中国作家的“冷淡”和“虚空”不同，穆旦的焦灼是真实的，主要的调子是痛苦，其原因在于别的很多作家只是在抄袭西方二流作家的文字，而且“在拥抱了一个现实的方案和策略时，政治意识闷死了同情心”；穆旦则没有模仿，也从来不借别人的声音歌唱，不依附任何政治意识，而是以一种“受难的品质”来表达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王佐良分析了穆旦诗歌的“辩证”的艺术手法，并指出他不仅用头脑思想，还用身体思想，这使得《诗八首》将肉体与形而上的玄思混合，成为“中国最好的情诗之一”。王佐良赞赏穆旦在表达方式上弃绝古典的词藻而运用现代白话，并有着许多人想象不到的排列组合，使得他的作品有“一种猝然，一种剃刀片似的锋利”，这种风格完全适合他的敏感。王佐良认为穆旦对于中国新写作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创造了一个上帝”、这在缺乏精神上的起伏、宗教诗从来没有发达过的中国，是一件几乎完全新的事，值得诗歌界的注意。 王文引起争议之处在于，他否认穆旦对于西方诗人的模仿。其实穆旦诗中对艾略特的模仿是大量的。简单说来，模仿并不妨碍诗人情感的真实性，问题在于诗人是否能将“拿来”的东西恰当地融入现实的情境、主体的情思，是否在表达上做到有机统一。从这些方面来看，穆旦是成功的。王文另外引起争议和误会的是，他断言穆旦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穆旦的胜利却在于他对于古代经典的澈底的无知”。不过王佐良后来修正了自己的说法，认为穆旦的身子骨里毕竟有悠长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他对于形式的注意就是一种古典的品质（注：王佐良：《论穆旦的诗》。参见李方编：《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9月初版，第6页。）。结合上下文来看，王佐良原来的说法似乎也并没有错，他只是在用一种夸张的手法来突出穆旦的“最好的品质”，这种品质是同时代其他大多数诗人所缺乏的，即敏感、真诚、尖锐、丰富、深刻和新颖。 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是对中国40年代以来出现的“现代化”新诗潮流的理论总结，而穆旦是作为这种潮流的代表被推出的。袁可嘉认为这种现代诗歌潮流已经形成了一个“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现实表现于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象征表现于暗示含蓄，玄学则表现于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及机智的不时流露。他对这种新诗的主题意识与表现方法的概括，也基本上可用来描述穆旦作品的总体特征。袁可嘉在40年代末写了一系列的论新诗现代化的论文，发表在天津和上海《大公报》星期文艺、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文学杂志》、《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等报刊杂志上，而这些刊物也基本上是穆旦经常发表诗作的地方，因此两人的理论与作品得以相互阐发，在现代诗人群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唐湜的《搏求者穆旦》是一篇长达两万多字的穆旦专论，最为全面、细致和深入，以其偏于印象感悟式的优美笔调，着重来欣赏解说穆旦作品中的辩证观念、艺术风格和诗人的思想、精神气质。唐湜以大量作品为例，详细地分析和高度评价了穆旦作品中的辩证观念。由于这种辩证的基础是，诗人用自我生活感觉与内在情感同化了又贯穿了外在的一切，因此“他的受难的精神历程与中国新时代受难的历史过程正可以相互印证”。唐湜分析了穆旦的精神气质，是“自然主义”而非“客观主义”，他把自我分裂为“生理的自我”和“心理的自我”，使二者展开辩证的追求与抗争。唐湜认为穆旦是“想用自然的精神来统一历史”，他的思想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论，而且充满了辩证的因素，但却不是历史的唯物论”。唐湜并没有清晰地阐明何谓“自然的精神”，而穆旦诗中对于那个远在混乱现实和苍白语言之外的上帝，对于绝对秩序与和谐的追求是激越而执著的，他的思想的社会性和现实性，通过对现实的猛烈抨击和极端否定而表现出来，并非简单地追求回返到原始浑朴的自然状态。唐湜指出穆旦诗里的悲观气氛与动摇怀疑的色彩表现得特别显著，他认为这种自我意识旺盛的个人主义与悲剧精神正是一切布尔乔亚时代共有的精神，同时有着T.S.艾略特以来的现代主义新传统的光彩。唐湜给了这位搏求者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所表现的是他的全人格，新时代的精神风格、虔诚的智者的风度与深沉的思想者的力量。这些都是经典的知人之论，对后来的研究者有很大的启发。 周珏良的《读穆旦的诗》是读《穆旦诗集》的感想。周指出穆旦把英美玄学派诗人和现代派诗人如叶芝、艾略特、奥登的诗歌传统运用到自己的诗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文章发表后，穆旦写信给周说，诗集出版后的评论中他最喜欢这篇和王佐良的《一个中国诗人》（注：参见周珏良：《穆旦的诗和译诗》，《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初版，第20页。） 40年代写成的这一批文章，有的将穆旦及其诗友跟中国当时的诗歌时尚相比较，凸显了穆旦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默弓（陈敬容）在《真诚的声音》一文中谈到，中国新诗虽还只有短短一二十年的历史，无形中却已经有了两个传统，一个尽唱的是“梦呀，玫瑰呀，眼泪呀”，一个尽吼的是“愤怒呀，热血呀，光明呀”，结果是前者走出了人生，后者走出了艺术，把它应有的将人生和艺术综合交错起来的神圣任务，反倒搁置一旁。陈敬容认为牧歌的时代过去了，史诗的时代过去了，浪漫派、象征派、鞑鞑主义、超现实主义和许许多多的名目也都再不能完全适合现代的需要，她认为现在应该追求“诗的现代性”，而目前中国新诗的时尚，与现代诗潮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穆旦们的创作则是近年来新诗真正的收获。唐湜在《诗的新生代》一文中认为，目前中国诗坛上有两个浪峰，其中一个就是由穆旦杜运燮们的辛勤工作组成的，他们是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继承的是T.S.艾略特、奥登、史班德们的诗歌传统。袁可嘉在《诗的新方向》中认为，穆旦“是这一代的诗人中最有能量的、可能走的最远的人才之一”，现在看来这一判断是准确的。 在肯定与赞誉的声音之外，也有极端否定的意见存在。一个北平出版的“文艺”刊物攻击属于“文艺骗子沈从文”“集团”的穆旦、袁可嘉、郑敏等，谩骂他们是些“乐意在大粪坑里做哼哼唧唧的蚊子和苍蝇”，将其划入该打击的敌人之列（注：参见编辑部：《编余小记》，上海《诗创造》，1947年11月，第5辑。）。这是毫无可取之处的议论，不过倒是从反面映衬出了穆旦的文学地位。 二 从50年代初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穆旦频频受到左倾政治的迫害，直到含冤去世。1981年，穆旦才得以彻底平反昭雪。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穆旦研究几乎完全停止。 1979年起，香港《大公报》、《新晚报》，北京《诗刊》，天津《新港》、《天津日报》和《美洲华侨日报》等先后发表了穆旦的一些遗作和关于他的评论文章，穆旦开始被“重新发现”，穆旦研究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文学语境中展开和深入，并取得了一批新的重要的成果。 1979-1988年的穆旦研究，以198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穆旦学术讨论会”为阶段性标志。这一时期的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1986年1月《穆旦诗选》和1987年11月纪念文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出版（注：《穆旦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月初版。《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初版。）。本阶段的研究，大致分为作品研究和生平研究两类。前者又可分为穆旦诗歌和翻译艺术研究两种。 随着1981年《九叶集》的出版（注：参见《九叶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初版。），穆旦开始作为“九叶诗派”最重要的一员见诸研究者笔端。这时候对穆旦的评述大多是与对九叶诗人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将诗人放置在一定时期内中外诗歌潮流中来考察，在纵横坐标的参照中见出其流派特征，但其个体特征和意义价值不能得到充分的重视与深入的阐明，这一缺陷在与穆旦英美现代派诗人的比较研究中特别突出。然而这种方法至今还被一些研究者采用，二十年来这样的论文不在少数。其实“九叶诗派”本身就是一个含混的概念，而穆旦早在“九叶诗人”集合于1984年创刊的《中国新诗》之前，就已经出版了三本诗集，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因此后来有人明确地反对这种方法（注：参见赵瑞蕻：《南岳山中，蒙自湖畔》，杜运燮等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初版，第182页。）。不过这种情况在《穆旦诗选》出版后有了很大转变。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是为纪念穆旦逝世十周年而出的一本隆重的纪念文集，收录了1979年以来大陆和香港两地穆旦研究的主要代表作，并有《对穆旦诗的评论简摘(1946-1985)》、《穆旦小传》、《穆旦（查良铮）著译目录》和附诗等内容，是穆旦研究的重要阶段性成果。 在穆旦诗歌研究方面，王佐良的《穆旦：由来与归宿》具体谈到了英国现代派诗如何影响了穆旦和他的年轻诗友。王认为他们是将西欧的现代主义，同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诗歌传统结合起来了的，这一结合产生了不少好诗。王认为“无论如何，穆旦是到达中国诗坛的前区了，带着新的诗歌主题和新的诗歌语言，只不过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迟迟地不来接近他罢了”。王佐良还谈到了穆旦晚年的诗作，认为诗人经过将近三十年的坎坷，仍有那无可企及的诗才。他认为《冬》可以放在穆旦最好的作品之列。 袁可嘉的《诗人穆旦的位置》，以具体的作品分析和比较，讨论了穆旦诗的风格，即“一种新诗中不多见的沉雄之美”，和“新诗历史上少有的”“现代知识分子那种近乎冷酷的自觉性”，以及“新诗中少见的”现代派诗歌特征。袁可嘉回忆了现代文学史上现代化新诗潮的由来和发展，认为“穆旦是站在40年代新诗潮的前列，他是名副其实的旗手之一。在抒情方式和语言艺术‘现代化’的问题上，他比谁都做得彻底”。不过袁又指出，这样的“彻底性”难免在某些尚不成熟的诗作中带来一定程度的生硬和晦涩，使他的作品到今天还不能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欣赏，是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 周珏良的《穆旦的诗和译诗》回忆了穆旦的创作道路和创作思想，即他“认为受旧诗词的影响大了对创作新诗不利”。周认为穆旦在写诗中明显实现了自己的主张，他的诗受西方诗传统的影响大大超过了中国旧诗词的影响，这种“有意避开中国旧诗词的传统而取法他处”的做法，“确是十分有见识的”。周珏良同时认为，穆旦并非食洋不化，他博采众长之后酿成了自己的诗风，“他的诗结合炽热真挚的感情，深邃的沉思和完美的形式，成为一个艺术统一体”。周还谈到穆旦晚年诗作的风格特点：历尽沧桑，不无悒郁，但决不颓唐，格律更严谨，颇有悲剧崇高之美。他认为《冬》是“压卷”之作，可以代表穆旦晚年的成就。 郑敏的《诗人与矛盾》以具体作品为例，分析了穆旦诗中各种矛盾的力量及其冲突。郑敏借用了美国诗人奥森“场”的理论，认为穆旦的诗歌有着强大的磁场。郑敏指出，穆旦像不少现代作家，认识到突破平衡的困难和痛苦，但也像现代英雄主义者一样他并不梦想古典式的胜利的光荣，他准备忍受希望和幻灭的循环。郑敏认为穆旦的诗充满了他的时代，主要是40年代，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所尝到的各种矛盾和苦恼的滋味，惆怅和迷惘，感情的繁复和强烈形成的语言的缠扭，紧结；穆旦的语言是诗人界临疯狂边缘的强烈的痛苦、热情的化身，它扭曲，多节，内涵几乎要突破文字，满载到几乎超载，这正好跟诗人痛苦痉挛的心灵，一个包含着火山预震的思维和心态产生艺术的协调，因此穆旦是“一个抹去了‘诗’和‘生命’的界线的诗人”。郑敏还着重分析了穆旦《诗八首》中三种力量的矛盾与亲和，从而把握诗中复杂的思维、线团化的情感和丰富的结构。郑敏认为穆旦在40年代写出了这样的诗，“说明中国新诗发展到40年代已经面临丰收和成熟”。郑敏最后回顾了穆旦取得如此诗歌成就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她总结说，要理解穆旦的诗是需要一些新的（即现代主义）理论知识和新的目光，不能以作家的受欢迎程度作为艺术的评价。 香港学者、诗人梁秉均的《穆旦与现代的“我”》，深入讨论了穆旦诗中“我”及其现代性。梁秉均认为穆旦的诗是主体性（自我）“发展至内省阶段的现代主义作品”。梁秉均通过对具体作品的细致分析，指出穆旦的现代性在于他更自学也更复杂地试验诗中的“我”。这种现代的“我”不同于斯彭德所谓的“伏尔泰式的‘我’”。梁秉均还分析了穆旦诗中的另一个现代性标志，即对时间的主观的处理方法。梁秉均认为，由于不相信有一个固定的自我，一个一成不变的认识世界的方法，自然也使穆旦在表达和信仰两方面，不轻易接受外加的格式和未经感受的理想，他试图创造一套新的艺术形式及语言，寻找一个“可以感觉得到的信念”。梁总结说，在穆旦的那个时代，他诗中现代的“我”令他有别于那些把“我”当做传道者或号手的教条主义者，亦令他有别于那些对“我”缺乏批判和反省的伤感主义者；穆旦诗中的“我”走出了过去比较固定的自我的观念，但并没有走向虚幻，他诗中的“我”多少仍带着一种社会、文化或心理的身份，有变化也有比较可以追溯的特性，穆旦通过现代的“我”，还是想由小我具体写出时代。 蓝棣之《论穆旦诗的演变轨迹及其特征》是一篇总论性质的长篇论文，在综合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对穆旦诗歌又有更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评价。这篇论文重点讨论了穆旦诗歌的内容、创作构思的特点。蓝棣之认为穆旦在1937年至1948年写的诗，从内容上看大体分为两类，一类写现世的感情，写青春，写灵与肉的冲突；把这类诗贯穿起来，可以看到他灵魂的历程，即从浪漫主义的激情到现代主义的理性。另一类写对社会的感受，社会中的个人命运和体验。蓝棣之认为穆旦诗中“不时出现的虚无主义调子是因为对现实失望引起的，而不是从生命和存在本身引出来的”，这是他和存在主义不同的地方。蓝棣之认为穆旦的诗主要是对社会现实进行心理的和哲学的思考，因而超越了那些肤浅的所谓现实主义；他的诗有一种明显的客观性，有通常浪漫主义诗人没有的那种对生活的观察和理性；他的诗是各种思绪而非感情的结合，而这种思绪总的说来是现实的和入世的。蓝棣之将穆旦诗的创作构思分为三种情况，重点分析讨论了第三种情况，即以理念作为出发点，通过艺术想象捕捉意象和细节，然后成诗。蓝棣之认为，在穆旦诗中，受西方现代派影响最深的诗，在艺术构思和表现上与传统拉开距离因而也是他最多创新的，就是这类诗了。蓝棣之讨论了这种写法与“传统的以具体事物为依傍表现感受的写法”各自的得失，以及穆旦的怀疑与困惑。他比较了穆旦与李金发、戴望舒、徐志摩、闻一多等诗人在中、西文化之间，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在刻露与空疏之间，在民族传统与西方现代诗之间选择的不同，并在这个面临选择的背景上评价穆旦诗的成就、贡献与得失。蓝棣之认为，穆旦的诗“集中地表现了西方现代诗的长处和对传统的忽视，相当地欧化，但因此也就相当深地表现了现代人的独特体验和现代主义的理性，诗的面貌也焕然一新”。这乃是他的成就，但缺点也就在其中了，即他的诗有时缺乏诗的情趣，晦涩难懂。不过蓝棣之认为，随着时间的前进，穆旦的诗“会通过种种途径，首先在一些诗人中，然后在较高层次精神生活的人们中，有所渗透，逐步成为民族的一种文化遗产。这就是他的诗越到后来越有价值的原因”。这一看法在当时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 殷之和夏家善的《诗人穆旦早年在天津的新诗创作》，以及应之的《〈儿童花园〉与查良铮》，讨论的是穆旦早年的一些创作。应之认为查良铮的一篇小学习作《不是这样的讲》“可说是一篇颇有意味的‘微型小说’。查良铮的文学道路也可以说从这里开始”。殷之和夏家善指出，穆旦在30年代写的诗歌大多为忧民伤国之作，表达了他对黑暗社会的愤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以及对人生哲理的探求，读者能从中感到时代脉搏的跳动。殷之和夏家善同时指出，“在同一时期发表的青年学生的新诗中，虽也不乏愤世忧国之作，但还是以抒写诸如母爱、恋情、乡思以及田园风光等个人观感居多”，相比之下，穆旦的视野就显得较为开阔，诗的蕴含也颇为丰富，开掘也较深。他们认为，从这些早期诗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来看，显示出穆旦某种程度的“早熟”，和其后的诗歌创作前后相承，一脉相贯。殷之和夏家善不同意有的评论者的说法，即穆旦的诗受外国诗的影响多，受中国诗的影响少。他们以事实说明穆旦“在中学时期更多地受到了我国古典诗歌优秀传统的熏陶”。这些史料的发掘和议论，对于了解穆旦的思想和创作的发展，对于研究这一时期中间新诗的创作，都是十分必要的。 王圣思的《生命的搏动，知性的升华》是一篇细读赏析穆旦早期诗歌的文章，最初发表在《名作欣赏》1988年第2期上，收入纪念文集时略作了文学上的删改。《名作欣赏》1988年第3期上发表了叶橹的《心录活动的轨迹，风云变幻的投影》，是细读赏析穆旦晚年组诗的文章，纪念文集未见收录。前面提到的郑敏的《诗人与矛盾》，也是属于细读阐释一类。这些文章从诗人具体的诗作入手，分析作品的内容和艺术手法，阐释诗人的情绪和思想，进而评价诗人的意义与价值。叶橹的文章特别将穆旦的晚年组诗与1976年中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相对比阐发，对于理解诗人晚年的心境和思想历程是很有帮助的。 在穆旦诗歌的比较研究方面，本时期并没有专文讨论，只在整体评述穆旦、九叶派诗人和现代主义诗歌时有所提及。收录在纪念文集中的主要代表作有王佐良的《穆旦：由来与归宿》、袁可嘉的《诗人穆旦的位置》和周珏良的《穆旦的诗和译诗》等。另外未收录纪念文集但同样属于代表作的有：王佐良的《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一个回顾》和袁可嘉的《西方现代派诗与九叶诗人》（注：王佐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一个回顾》，《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第27-36页。袁可嘉：《西方现代派诗与九叶诗人》，《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第37-41页，后收入袁可嘉著《现代派论·英美诗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9月初版。）等。这些作者都是穆旦的大学同学和诗友，同时又是研究英语文学的专家，他们提供的史料、分析和评述，较之40年代的文章更为具体详实和深入细致，揭示了穆旦接受西方现代主义诗学影响的时代背景、文学潮流、个人学养，以及这种影响在作品中的具体表现，是后来的学者推进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 在穆旦翻译艺术研究方面，纪念文集中香港学者马文通、大陆学者孙剑平分别有专文论述，王佐良、周珏良、杜运燮等人的文章中也有专门的文字予以介绍和评价。马文通称查良铮（穆旦）是“一个杰出的诗歌翻译家，迄今为止中国诗歌翻译史成就最大的一人”（注：马文通：《谈查良铮的诗歌翻译》，《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第78页。）。他在文中将查良铮诗歌翻译的发展概况做了鸟瞰式的考察，并对其翻译艺术做了总体的评述。孙剑平的《查良铮译〈欧根·奥涅金〉的艺术成就》则从一部作品入手，分析和总结查良铮的翻译艺术。他认为，在《欧根·奥涅金》的五个译本中，“若以诗味浓郁、才气横溢而论，当首推查译本”。王佐良则认为在《唐璜》这部巨著中，“译者的一支能适应各种变化的诗笔，译者的白话体诗歌语言，译者对诗歌女神的脾气的熟悉，译者要在文学上继续有所建树的决心——这一切都体现在这个译本之中”（注：王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同上，第8页。），他认为穆旦翻译《唐璜》所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杜运燮则在他的文章中辟专节谈到了穆旦的译诗原则（注：参见杜运燮：《穆旦著译的背后》之第四节《穆旦的译诗原则》。同上，第116-118页。）。另外早在1981年，周珏良和杜运燮先后在《读书》上撰文，谈到了穆旦翻译的艺术（注：参见周珏良：《读查译本〈唐璜〉》，《读书》，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第6期，第44-48页。杜运燮：《怀穆旦》，同前，1981年第8期，第120-124页。）。 对穆旦生平的研究是从本时期开始的，主要的代表作都收录在纪念文集中。这些文章的作者分别是穆旦的亲人、同学、诗友和学生（忘年交），他们作为知情人所提供的史料，为人们勾画出穆旦的令人肃然起敬的立体形象：他的家世、求学、坎坷的经历以及他的性格、气质、思想和人格力量。这些文章对于了解穆旦创作和精神发展的历程，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特别应该提到的是郭保卫和孙志鸣的两篇回忆文章（注：参见郭保卫：《书信今犹在，诗人何处寻》；孙志鸣：《诗田里的一位辛勤的耕耘者》，《一个民族已经起来》。），里面引用了不少穆旦的诗论。由于穆旦一生极少写评论文章，这两篇回忆文章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另外较早发表而大陆刊物未见收录的比较重要的穆旦研究专文，主要有林真1983年发表在香港《文汇报》上的三篇文章：《曾使我激动和哭泣》、《穆旦诗作的特色》（上、下）（注：林真：《曾使我激动和哭泣》，香港《文汇报》，1983年4月25日；《穆旦诗作的特色》（上、下），香港《文汇报》，1983年4月26日、28日。）。林真结合自己在抗日战争期间颠沛流离的痛苦经验和所见所感，谈到了读穆旦诗作的感受。她认为，“穆旦以诗人的心灵敏感地捕捉了抗日战争的八年中祖国和它的子女所受的种种苦难，写成了诗篇。在战争期间，激励同胞、增强抗日卫国的信心。在和平时期，仍能起着教导同胞热爱祖国，忆苦思甜的作用”。在《穆旦诗作的特色》上篇中，林真分析评价了穆旦诗作的白话写作和“陌生化”手法，认为穆旦的诗，就如英国批评家李维斯(E.R.Leavis)所说，要“透过文字去感觉”的。在下篇中，林真比较了穆旦与古代诗人在生活上的不同，认为正是因为这种截然不同，而且“在文化上又对传统全然无知”，因此他的诗便有很大的独创性，不受传统的影响，这是他成功的地方。在这里可以看到王佐良40年代的夸张造成的误会。林真由这种误会得出结论：因为他对中国文化传统全然的无知，无法从中国传统中吸取有益的养分，他的诗不容易为中国读者所接受，这是穆旦和台湾某些现代诗人悄然退出诗坛的原因。如果林真对穆旦的生平和研究现状有了更多的了解，到如今想必会修正她的结论吧。 1988年5月25日在北京召开的“穆旦学术研讨会”，目的是为了纪念穆旦逝世十周年，促进对其著译成就和学术思想的深入研究（注：参见刘文武：《穆旦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外国文学》，1988年第4期，第94页。）。发言者探讨了穆旦的艺术风格和成就、他的思想特质和人格精神，认为我们需要穆旦这样的诗人，我们要重新发现穆旦，运用具体的方法分析介绍他的诗作，使新一代读者从中获得艺术营养和精神力量。这次研讨会确实是本时期穆旦研究的一个恰当的总结，也是下一个时期深化研究的良好开端。 三 1988-1997年的穆旦研究，以为纪念诗人逝世二十周年而出版的三本书为阶段性标志：《穆旦诗全集》、《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及《蛇的诱惑》（注：李方编：《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9月初版。杜运燮等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初版。曹元勇编：《蛇的诱惑》，珠海出版社，1997年4月初版。）。这一时期的研究较上一时期有更新和更大的收获，主要表现在论文数量有所增加，更多史料的发掘，以及对诗人文学史地位的重新评价等方面。1994年，王一川、张同道和戴定南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用审美标准重新阐释文学史”，以“语言上的独特创造”、“文体上的卓越建树”、“表现上的杰出成就”和“形而上意味的独特建构”来排定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注：参见《世纪的跨越——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张同道、戴定南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上），海南出版社，1994年10月初版。），穆旦被置于诗歌卷卷首。这种名次的排列或许有可商榷的地方，但它至少反映了穆旦研究的深化。 这一时期的穆旦研究，主要集中于穆旦诗歌创作和生平两方面，对其翻译艺术的研究则没有进展。同上一个时期一样，本时期对穆旦诗歌创作的研究也常常与对“九叶诗派”的研究混杂在一起，这样的论文比穆旦诗歌专论要多。在穆旦诗歌专论方面，既有综合性整体把握的专论，也有探讨其诗歌某一方面特质的论文，还有对其作品的细读赏析。本时期穆旦诗歌研究最大的成果，应该是其诗全集和书信论文集的整理出版。《穆旦诗全集》收录穆旦诗作150余首，包括部分首次公诸于世的未曾发表的手稿，按创作时间之先后编年集成，并在每首诗后注明了写作时间和刊载情况。《穆旦诗全集》其实并不全，但它是迄今为止海内外最为完备的一部穆旦诗集。《全集》中还附有《穆旦著译集目》，是穆旦诗歌、翻译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穆旦〈查良铮〉年谱简编》则是重要的集大成的综合性研究成果。《蛇的诱惑》收录了穆旦的几篇文论和近三十封书信，大都是谈论诗的，从中可以大致看出穆旦的诗学理论。由于穆旦生前极少发表文章，这些首次公开发表的书信是研究穆旦诗歌的重要参考资料。 本时期穆旦研究的代表性论文主要收录于纪念文集《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这也是一本隆重的纪念文集，分为《评论篇》（主要是诗歌研究）和《怀念篇》（主要是生平研究），其中多篇论文早先已发表在各种学术刊物上。但是编者和个别著者在史料考订方面出现了较多的错误。如编者注明邵燕祥文《重新发现穆旦》“原载《瞭望》周刊1988年6月6日（第23期）”，并大段引用了《瞭望》周刊的“编者按”，但笔者反复仔细查阅了《瞭望》周刊第23期和以后一年的期刊，并未发现邵燕祥的这篇文章和编者按。李怡的《穆旦研究论著编目（1945～1995）》同样地弄错了邵的原文出处，而且还有其他更多的错误。如严迪昌文不见于李注的“北京《诗探索》1982年第1期”，而见于《文学评论》1981年第6期；前一出处是以衡文《春风，又绿了九片叶子——诗〈九叶集〉》的，但以衡文未见编目，可能是排版时的错误；楼肇明文不见于李注的“《北方文学》1982年2期”；唐湜文原载北京《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而非李注的第2期；公刘文原载贵阳《花溪》月刊1984年6～8期，而非李注的1985年。另外李的编目收集的材料确实如其自述的并不完备，但编目的确给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线索。 在诗歌研究方面，纪念文集中王佐良《谈穆旦的诗》和谢冕的《一颗星亮在天边》亦作为序言见于《穆旦诗全集》。王文对穆旦的议论和评价是一如既往的，不过较其以前的论文充实了一些史料细节。谢文主要是一篇综合性的穆旦论赞，不以史料的详实取胜，而以议论的精彩见长。谢冕对穆旦卓然独立的诗品和人品给予了历史的分析和高度的赞誉，称他是“不被许可展示的人才”和“最能代表本世纪下半叶——当他出现以至于今——中国诗歌精神的经典性人物”。谢冕还特别指出了《隐现》是“迄今为止很少被人谈论的穆旦最重要的一首长诗”。作为当代最重要的诗歌评论家之一，谢冕这些评价应该是非常有分量和影响力的。 香港学者李焯雄的《欲望的暗室和习惯的硬壳》主要探讨的是穆旦抗战时诗作的主题及风格。他认为“把‘外在的世界’和‘内心的感受’互相转化是穆旦诗的常见母题（总主题）……这母题的变奏便是‘理想中国与现实’和‘理想爱情与现实’的恒常辩证”。李焯雄由对穆旦诗作主题的分析，进而讨论了穆旦诗作的风格，认为穆旦诗的基调是悲观的，这是他对个人敏锐心灵和对理想虔诚的坚持的必然结果。但李同时认为这种悲观并不廉价，穆旦的诗中始终没有冷漠的态度，漠视客观世界，他毕竟是悲悯的，不流于冷嘲。李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穆旦的诗不应轻率地划分为爱国或爱情或宗教诗，他认为这些素材只是同一主题的一体三面，反对评论家贴“现实主义为主”或“人民性”的标签的简单做法。李焯雄的讨论针对大陆一些评论家习惯的思维定势和评论套语，富有启发意义。 李方的《悲怆的“受难的品格”》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通过对大量诗作的贯穿分析，重新领略穆旦如何完成着对新生命风格的重新铸造；重新审视穆旦为中国新诗审美风格注入的新质，以及这种新质形成的曲折过程。李方的这种研究方法明显受到了唐湜《穆旦论》的影响。李方认为穆旦在严厉的自省中，“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我是谁’的拷问，引入了抗战背景下的中国新诗”，并以“受难者的品质”，完成着“从空虚到充实”的搏求；而他的贡献正在于准确地揭示了搏求过程中难以名状又难以摆脱的异化力量“还原作用”。李方指出，在“还原作用”的重重困阻中，穆旦塑造于全新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被围者”，而这样的形象“涵括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由于“被围者”向历史中介物的使命做出了自觉的体认，因此显示出神圣而悲怆的色彩。 张同道的《带电的肉体与搏斗的灵魂：穆旦》也是一篇以精彩议论见长的综合性论赞，其部分精华文字曾作为按语收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上）》。张同道认为，在鲁迅之前，没有一个中国现代作家曾像《野草》一样深刻地剖析自己的灵魂，鲁迅之后，自我的拷问又寂然无声；而“穆旦的诗正是《野草》传统的暗接与赓续，展示了迷暗沉郁的灵与肉的搏斗”。在搏斗的过程中，穆旦明确地认识到自我（现代知识分子）是“被围困者”，而“站在被告席上的，应该是旧势力与我们自身的文明病”。这种搏斗不仅是个体生命与历史文化现实的纠缠，也延伸到爱情，《诗八首》的深度、密度与广度都抵达了前所未有的水准，即使从世界范围的作品来看都是卓越的。张同道认为穆旦对苦难的反省，对受难者的厄运和觉悟的描绘，其“支点是人道主义”，并且“这种诗的经验是现代的、中国的、穆旦的”；热的情感与冷的表达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穆旦诗的基本特征，“《拉奥孔》雕塑准确地象征了穆旦诗的艺术风格”。 李怡的《黄昏里那道夺目的闪电》也是一篇“重新发现”、“重新评价”穆旦的综合性专论。这篇论文的独特之处在于大量采用了比较的方法，在古今中外的纵横比较中讨论穆旦对中国现代新诗的贡献，表现出论者开阔的文学和理论视野。李怡认为浪漫主义也是穆旦后来进一步接受西方20世纪诗风的重要基础，穆旦对浪漫主义的接受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了向现代主义过渡的特征；而穆旦的意义就在于他“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次全面而彻底地引入了西方诗歌、西方文化中难能可贵的多元刚性意识。穆旦的诗既不简单地等同于浪漫主义的‘充实’，更与其他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纤弱的‘空虚’形成鲜明的对比”。李怡将穆旦与李金发、郭沫若乃至中国当代诗人相比较，指出穆旦的诗的现代化、西化同时又表现为十分鲜明的现实性、中国性，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体现了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完善结合。在古今中外的对比中，李怡指出穆旦诗歌的形式和它审美观念的更新一样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曹元勇的《走在汉语写作的最前沿》原是穆旦诗文集《蛇的诱惑》的编后记，收入纪念文集时做了删节。这篇文章将穆旦的诗歌创作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对各个阶段的创作特色做了概述。曹元勇认为穆旦在第二阶段创作的《隐现》蕴涵着浓厚的宗教意味，“是穆旦关于自我探索的顶峰之作”，而在第三阶段大量优秀精美的译诗“也是他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方稚的《穆旦的“自己的葬歌”》在梁秉均《穆旦与现代的“我”》一文的基础上，重新解读穆旦诗中的抒情主体。方稚将穆旦放在新诗抒情主体嬗变的历史中来考察，认为穆旦是变革的浪峰和坚持这一变革以至终生的探险者，是中国现代诗坛上最具代表性的“这一个”。方稚认为，新的抒情主人公的人格分裂、内省自剖的精神特征，来自穆旦独特的思维方式，而这种“自我分裂”的思辨方式与抒情方式，又是存在所决定，所衍生的，这使他的《葬歌》“为50年代中国诗坛留下了绝少的真诚而独具个性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方稚认为穆旦的抒情诗的特质在于悲天悯人而超乎自身，以具形的象征与抽象的玄思呼告冥冥之中的神祗，从而独自进行着中国诗坛罕见，也是迄今绝少呼应的工作——创建“新诗的宗教”；“殉道者”的真诚与执著，正是穆旦所独具的人格魅力。 纪念文集中另外比较重要的论文有日本学者秋吉久纪夫的《祈求智慧的诗人——穆旦》和余世存的《穆旦现象的意义》。前者原是秋吉久纪夫编译的《穆旦诗集》（注：[日]秋吉久纪夫编译：《穆旦诗集》，东京土曜美术社，1994年5月初版。）的序言。他在文中认为，穆旦的诗是反映社会现实的，但它是以人类与生俱来的痛苦所交织成的种种矛盾和冲突为对象，这种独特的诗的旋律，在中国诗歌的漫长的历史中，可以说还未曾有人奏响过；贯穿穆旦作品的精神，就是他日夜不懈祈求的智慧。余世存的文章叙述了“穆旦现象”，探讨穆旦诗品和人品的意义。余世存的议论并未结合具体的文本，而是较多地沿袭与发挥前人的论断。其文章的独特之处在于，对穆旦的艺术思路和精神世界做了较为合理的推断。 在纪念文集之外，本时期的穆旦诗歌研究专论主要有：王泽龙的《论穆旦的诗》、李方的《穆旦早期佚诗二首及其笔名考》、《试析穆旦诗中的“自己”》和《抹去诗与生命之界：诗人穆旦由来的再审视》、余世存的《穆旦：由来和位置》、游友基的《略论穆旦四十年代现代诗的思想内涵》和《略谈穆旦的诗艺探索历程》、李怡的《论穆旦与中国新诗的现代特征》等（注：王泽龙；《论穆旦的诗》，《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第19-23页。李方：《穆旦早期佚诗二首及其笔名考》，《东岳论丛》，1995年第6期，第101-102页；《试析穆旦诗中的“自己”》，《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第61-65页；《抹去诗与生命之界：诗人穆旦由来的再审视》，《天府新论》，1997年第5期，第75-79页。余世存：《穆旦：由来和位置》，《海南师院学报》，1996年第4期，第28-33页。游友基：《略论穆旦四十年代现代诗的思想内涵》，《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3期，第51-55页；《略谈穆旦的诗艺探索历程》，《宁德师专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2期，第42-49页。李怡：《论穆旦与中国新诗的现代特征》，《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第148-157页。）。其中较为重要的如，李方的《穆旦早期佚诗二首及其笔名考》，是一篇重要的史料考证的文章，同时又从诗人早期诗作的相互比较中探讨其诗风的内在成因。《抹去诗与生命之界：诗人穆旦由来的再审视》则综合穆旦的生平史料及诗作，考察诗人生平与创作的关系。李怡的《论穆旦与中国新诗的现代特征》在90年代以来文学界“反思现代性”的背景下，重新讨论穆旦诗歌和中国新诗的“现代特征”。李怡辨析了晦涩、白话、口语、散文化等艺术选择在中国新诗史，特别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中的意义，认为穆旦继续了“五四”一代诗人所建构的“现代特征”的理想，在“现代性”的追求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穆旦的“反传统”应该是中国诗歌传统的新的内涵。李怡的文章视野开阔，论述有理有据，使某些质疑“现代性”的论者及其观点显出矛盾来。这篇论文在时新的理论语境中是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在穆旦诗歌细读研究方面，纪念文集中只有孙玉石的《解读穆旦的〈诗八首〉》一篇。孙玉石将《诗八首》理解为初恋、热恋、宁静、赞歌四个乐章，并由此进行阐释。他的解读未必合乎《诗八首》的原意。这说明对穆旦的作品还应该做更多的细读理解的工作。另外较早发表而未收入纪念文集的细读文章有：吴晓东《荒街上的沉思者：析穆旦的〈裂纹〉》和唐晓流《欲望的美丽花朵：穆旦的〈春〉》（注：吴晓东：《荒街上的沉思者：析穆旦的〈裂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1期，第227-233页。唐晓渡：《欲望的美丽花朵：穆旦的〈春〉》，《名作欣赏》，1993年第3期，第29-31、28页。）。吴晓东着重解读的是《裂纹》中穆旦对现代社会的形而上的思索，同时有对诗歌技巧和艺术处理得失的斟酌，其解读方法显然得益于美国“新批评”。“新批评”所发展出来的文本细读阐释技巧，对于理解文学作品有很大的帮助，但中国大陆文学界直到现在还比较少运用这种批评方法，这是应该大力补足的。唐晓渡对《春》的解读则展示了另一种方法，即结合广阔的文学和哲学视野，对作品的文学价值、文化意味进行审视。 本时期对穆旦与西方现代派诗歌的比较研究缺乏力作，数量也很少。顾国柱的《论穆旦与西方现代派诗》（注：顾国柱：《论穆旦与西方现代派诗》，《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6期，第78-81页。）更多的是对前人观点的综合与发挥，少有细致的对比分析和创见。余峥的《社会综合的立体按照——九叶诗派与三十年代英国“粉红色”诗群》（注：余峥：《社会综合的立体探照——九叶诗派与三十年代英国“粉红色”诗群》，《江海学刊》，1995年3期，第182-188页。）是流派之间的比较研究，穆旦只是被简略地谈及。但这篇论文提供了“九叶诗派”接受英国奥登们影响的史料线索，对于进一步研究穆旦个体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有帮助的。吴凌的《穆旦·波特莱尔比并零谈：〈控拆〉与〈大敌〉、〈自惩者〉之比较观》（注：吴凌：《穆旦·波特莱尔比并零谈：〈控诉〉与〈大敌〉、〈自惩者〉之比较观》，《贵阳师专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1期，第29-31页。）可能是本时期唯一的穆旦诗歌比较研究专论，但笔者暂未能查阅到原文，不敢忘议。 本时期对穆旦生平的研究集中在纪念文集中，主要是穆旦的亲人、同学、同事等撰写的怀念文章，他们提供了大量与穆旦生平有关的史料，在上一时期史料发掘的基础上又有新的贡献。他们同时也对穆旦的人品和诗品给予了很高的赞誉。巫宁坤的七言律诗《重读〈智慧之歌〉》包含了巨大的辛酸苦痛，对于理解穆旦的思想历程是很有帮助的。 如果说上一个时期的研究重在恢复穆旦的名誉和地位，这一时期则更多地注重从多角度对其作品进行研究分析，在方法上呈现出多元的局面，并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研究成果。但这一时期同样留下了不少空缺的地方，有待下一个时期、下个世纪的研究者艰苦开掘。 四 1998年以来的穆旦研究，是以一件极有意义但至今仍未得到足够重视的新生事物开始的。1998年4月，广西的青年学者、诗人韦政峰建立了国内第一个穆旦研究学术网站（注：参见http://www.poetmudan.yeah.net.），标志着穆旦研究将在网络时代翻开崭新的一页。这个网站是非赢利性质的纯学术网站，现在仍处于充实完善的基础阶段。网站分为两大部分内容，一是穆旦研究，一是学术论坛。在穆旦研究的版面中，又有穆旦生平、年谱简编、作品全集、细读研究、研究资料编目、评论文章、英俄作品等内容，主要吸收了40年代以来穆旦研究的学术成果，其中的穆旦研究资料编目（由韦政峰和笔者共同编定）可能是目前最准确、最完备的。学术论坛则供学者就文学领域广泛的话题展开自由交流。该网站还与国内外其他重要的文学、学术网站建立了链接，在资料查询和学术交流等方面，为广大专业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提供了巨大的方便。可以预见，随着穆旦网站的充实、完善和知名度的提高，穆旦将为更多的人所知，穆旦研究也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王毅的两篇论文则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给人以崭新的启示。《细读穆旦〈诗八首〉》（注：王毅：《细读穆旦〈诗八首〉》，《名作欣赏》，1998年第2期，第11-24页。）明确地以“新批评”的细读法则推敲穆旦的诗作，小至单个字词的含义、感情色彩、韵律，大到作品的结构布局，并以其他的文学、哲学、宗教等文本为参照和佐证，对《诗八首》的思想内涵、文学价值进行了精细的阐释。这篇论文在方法上不仅是研究穆旦诗作的范文，同时也是“新批评”引进中国大陆以来屈指可数的实践范本之一。由于“新批评”是现代主义诗歌潮流重要的渊源和积极的推动者，并在“文学标准”和“批评标准”两方面都有自己相对稳定的尺度，运用“新批评”来考量包括穆旦作品在内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是极为恰当的，同时也应该成为批评其他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的手段。王毅这篇论文最重要的意义应该就在这里。王毅在论文中还进一步阐述了穆旦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关系，认为穆旦“用基督教信仰阐释一切的做法，显示出传统价值信仰崩溃以及精神世界的空白与慌乱”，而他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事实上就是他的信仰重构的过程”。 在《围困与突围：关于穆旦诗歌的文化阐释》（注：《围困与突围：关于穆旦诗歌的文化阐释》，《文艺研究》，1998年第3期，第108-116页。）中，王毅对穆旦的信仰重构的背景、过程和结果做了细致深入的考察。自王佐良40年代在《一个中国诗人》一文中简略地谈到穆旦的宗教信仰以来，极少再有文章就这个话题深入探究，王毅的这篇论文于是有了补缺的作用，并以其文化研究的视角和具体深入的讨论，给学术界带来了富有启发性的成果。王毅认为，在40年代诗人的创作中，穆旦诗歌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对虚伪文明社会的揭露、鞭击，以及在这样一个欺瞒的社会，个人无望的孤独感和多少带有的虚无悲观的色彩。王毅认为穆旦对现代社会文明的认识，与存在主义哲学或者至少是“里尔克——冯至似的存在主义哲学观”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而穆旦所要做的就是揭穿现代社会中的隐瞒和欺骗，掀开人们赖以躲避的社会习俗，捣毁常人的避难所，让他们独立地、真实地生活和存在；在这个过程中，诗人无可避免地感到艰难和孤单。王毅认为《被围者》典型地展露了穆旦式的痛苦、挣扎与反抗，是理解穆旦创作的关键性作品之一。王毅将穆旦的突围自救方式（对现代文明现实的超越之路）归结为“在作品中创造一个上帝这样一个信仰重构的过程”，并认为这是穆旦诗歌的又一个重要特点，《隐现》则典型地展现了穆旦的自我拯救方式，也是理解穆旦创作的关键性作品。王毅认为，在传统价值耗散以后的茫然和空白中，穆旦试图依靠对上帝的信仰以在精神上支持和安慰自己，实现对平庸现实的突围和超越；穆旦在精神领域中的突然“转身”，是他大量接受西方诗歌（主要是T.S.艾略特和叶芝的作品）及其宗教信仰影响的结果。王毅同时指出，穆旦在诗歌中创造一个上帝，“最终不过是在信仰缺失的荒乱中临时救急策略”，而且这种自卫方式事实上导致了他更深的痛苦。王毅的论述是建立在精到的文本分析基础之上的，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和启发性；同时他对穆旦与艾略特、叶芝的简略比较，也蕴涵着今后穆旦研究取得更大成果的可能性。 李方的《穆旦与现代爱情诗》（注：李方：《穆旦与现代爱情诗》，《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4期，第14-19页。）着重从现代爱情诗发展的角度，考察穆旦爱情诗独特的诗艺表现和诗学特征。李方认为，穆旦的现代爱情诗凸现了对爱情观念的颠覆性质疑和辩证拷问与思索，由此使他的《诗八首》不仅在艺术上，更在人生观念与审美意识上，具有新诗史上里程碑的经典价值；而诗人心灵的反诘与拷问，为爱情诗注入了前所罕见的思辩性质与内在张力。李方指出，在张扬现代理性的同时，穆旦也在竭力以完美的现代诗艺形式，即“惊人的溶解综合力”，消弭其晦涩难解的负面作用；并努力克服过度沉抑甚或绝望的情绪，表现出向明快抒情的复归。 姚丹的《“第三条抒情的路”——新发现的几篇穆旦诗文》（注：姚丹：《“第三条抒情的路”——新发现的几篇穆旦诗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3期，第144-172页。）在史料和比较研究两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姚丹利用新近发现的穆旦的几篇诗文及穆旦对它们的改写，来梳理穆旦自己建构的诗歌创作理念如何有效地作用于他的诗艺锻造的过程，以及艾略特早期文学理论对穆旦诗歌观念和诗歌写作的决定性影响。将穆旦与艾略特进行专文比较并公开发表的，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篇。姚丹论述了穆旦的诗歌创作理念“新的抒情”，比较了“新的抒情”与艾略特早期诗学理论的不同，同时又恰当地指出这种“新的抒情”的根基“全然是来自艾略特的”。姚丹对新发现的穆旦的几首佚诗做了艺术表现上前后比较和细致分析，以此来证实自己的推导。这个角度是特独的，很有启发性。 笔者赞同这篇论文的核心观点，即艾略特早期文学理论对穆旦的诗歌观念和诗歌写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认为其论证过程中的某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姚丹认为穆旦“新的抒情”是要“贬低”、“排斥”、“极力抵制”、“代替”艾略特的“脑神经的运用”，这可能是一种误会。仔细读穆旦的原文，可知穆旦“新的抒情”是要在“脑神经的运用”的基础上，融入“强烈的律动，宏大的节奏，欢快的调子”，这在穆旦看来是时代，是“新生的中国”的要求。穆旦之所以如此认为，正是受到了姚丹所说的“战争乌托邦”的影响。穆旦并没有“忽略”他的观念与艾略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上其根源正在于艾略特。“新的抒情”是艾略特早期诗学理论的偏离，但很快地，穆旦就在《五月》等诗作中表达了“战争乌托邦”的幻灭，此后的创作则更多地偏向（或者复归）于艾略特。因此穆旦在《大公报》上发表的两篇诗论，只应该看做是“昆明的这一群”研习诗艺的暂时性的小结，而袁可嘉在40年代中后期发表的“论新诗现代化”的系列文章（姚丹在论文中并没有提到）才可以看做是他们“总结性发言”。其次，姚丹认为“穆旦等人的诗歌从不用典”，这也是不正确的。至少穆旦的诗歌是大量用典的，这典故正是来自艾略特诗歌中的词汇、诗句、意象乃至思想情绪等。同时，按照姚丹对“机智”的分析和定义来考察穆旦的作品，穆旦并非在写作中尽量避免“机智”，而是恰恰相反。由此可以认为，证明艾略特对穆旦的决定性的影响，不需要从穆旦的佚诗中寻找证据（虽然这是一个很新颖独特的角度），直接考察他们诗集中作品就可以了。 1999年8月15日，美国芝加哥《世界周刊》发表了王自勉的纪念文章《艰辛的人生·彻悟的诗歌诗人穆旦》（注：王自勉（美）：《艰辛的人生·彻悟的诗歌诗人穆旦》，《世界周刊》，第804期，第38-41页。）。作者指出该文的写作得到了穆旦二公子查明传的多方帮助，并在文中披露了鲜为人知的资料信息，格外引人注目。王自勉分析了穆旦在50年代初毅然回到中国大陆的原因，认为是两个最重要的因素起着作用，第一是他对祖国的挚爱，第二是他对中国大陆新政权寄予期望。王自勉指出，尽管穆旦后来长期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他的爱国赤子之心却始终如一。王自勉披露，在穆旦的遗稿中，还有一首长篇叙事诗，“因其观点的鲜明和言词的犀利，至今未能公开发表”。长篇叙事诗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是少有的，因此可以预见，随着这篇叙事诗的重见天日，人们对穆旦的诗歌艺术和思想历程必将有更深入的了解与更全面的评价。 至此，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穆旦研究得到了系统梳理与综合评述。从中可以看到，穆旦（查良铮）的创作内容、技巧风格、流派特征、思想倾向、人格精神、文学史意义与价值等方面都有了多角度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形成了较多的共识，在方法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这些研究成果也同时集中反映到了国内近年来出版的多本现代文学史教材中。对穆旦诗歌作品的细读研究有很好的范文出现，但对他其他大量诗作的研读是不够的。对穆旦与西方现代派诗歌的比较研究则仍然是初步的，停留在一般性的结论上，因此留下了更多开拓的空间。对他的翻译艺术的研究虽然有较高水准的论文出现，但在数量上还很欠缺。在世纪末回顾这位杰出的现代主义诗人、伟大的翻译家是很有意义的，他以自己在苦难与困厄中全身心的投掷，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遗产。相信在前人清理的基础上，21世纪的穆旦研究将给我们的文学事业带来更多的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