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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库存目的由来 清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共收录历代典籍3761种（据文渊阁《四库全书》），号称中国传统文化的渊薮。但是《四库全书》并不全，不仅其所收书中有不少内容经过抽毁和篡改，而且还有大量典籍被摒弃在外，或予以禁毁，或列为存目。其中仅列为存目的就有6793种，几乎是《四库全书》的两倍。 所谓“存目”，根据乾隆帝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上谕，就是“止存书名，汇为总目”，也即不收其书，只在《四库全书总目》各类著录书后列“某某类存目”，给这些书留下书名、卷数并撰写提要。对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全面分析四库存目书的内容，可知存目书之所以列为存目书，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四端： 第一，“有悖谬之言”，即含有批评清王朝统治内容者。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取代的是明王朝。所以明后期和明清之际的著作有不利于满族形象和统治的，均列为禁书，摒入存目。辽、金、元与清一样属于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且金是满族的先祖，所以宋代和明初关于民族关系的记载如有不利的内容和字句，也被大肆篡改、禁毁或列为存目。例如史部杂史类，著录的只有22种，抑为存目的多至179种，几乎全是宋明及清初杂史。又如明汪子祐《石四集》，因其书“卷五吊岳武穆诗，语意偏谬”，遂予以抽毁并列为存目。明魏焕《九边考》，因其书“抄撮案牍”，“多指斥文句”，故予以销毁并列为存目。明王洙《宋史质》，因其书以明朝直接继承宋朝大统，而将少数民族建立的辽、金、元三朝置之外国，与西夏、高丽同列，四库提要乃宣称“自有史以来，未有病狂丧心如此人者，其书可焚，其版可斧”，予以禁毁并列为存目。其它如明代焦竑所辑《献征录》、谈迁《枣林杂俎》、袁宏道《袁中郎集》、王世贞《弇州史料》、毛霦《平叛记》等等，均因其内容或涉及明清之际史事，或有“偏驳”、“悖谬”、“偏谬”之语，不能为清王朝所容，而被摒入存目。毫无疑问，这类书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明清时代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非圣无法”，即含有反礼教、反传统或宣传异端倾向者。清王朝崇奉程朱理学，厉行思想专制，因此对于“离经叛道”的著作，“掊击必严”，“屏斥必力”。例如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反对盲目崇拜孔子，认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提要评其《李温陵集》云：“贽非圣无法，敢为异论”，“故其人可诛，其书可毁，而仍存其目以明正其为名教之罪人”。再如明代著名学者李之藻编的《天学初函》，上编宣传天主教义，下编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提要云：其书“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执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者哉”，故“概从屏斥，以示放绝，并存之藻总编之目，以著左袒异端之罪焉”。由于清王朝在宋明理学上，尊程朱而贬陆王，对于王学传人及其他非程朱派的学者王廷相、王艮、孙奇逢、颜元、李颙、王夫之、黄宗羲、潘次耕、冯班、李塨等人的著作，也多仅存其目，如提要斥责明卢格《荷亭辨论》“持论诡异，攻击朱子之说”，季本《易学四同》“标心学之旨”，罗洪先《冬游记》所言涉及“性命学问”，薛侃《图书质疑》“守姚江良知之说”等等，均摒入存目。实际上，这类书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料。 第三，著作时代切近者。清王朝编纂《四库全书》有篇幅和时间的限制，为了控制规模，加快速度，从“贵远贱近”的原则出发，将大量的时代切近的明清著作斥入存目。兹以集部别集类为例：汉魏至宋元别集收入《四库全书》的有629部，列入存目的只有133部，存目书约占总数的17.5%。也就是说，汉魏至宋元时期的别集绝大部分都收入了《四库全书》。而明、清两代的别集却大大不同。明人别集收入《四库全书》的只有238部，列入存目的多达852部，存目书占总数的78%。清人别集收入《四库全书》的仅有41部，列入存目的多达583部，存目书占总数的93.4%。明清两代列入存目的别集竟有1441种之多。如此众多的别集，是我们研究14世纪中期至18世纪中期中国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发展状况的资料宝库，其中明代如李开先《闲居集》、茅坤《白华楼藏稿》、徐渭《徐文长集》、戚继光《止止堂集》、董其昌《容台诗文集》、汤湿祖《玉茗堂集》等等，清代如王士祯《渔洋诗集》、汪琬《钝翁类稿》、吴嘉纪《陋轩诗》、曹寅《栋亭诗钞》、孔尚任《湖海集》、张廷玉《澄怀园全集》等等，或政治、或艺文、或学术，无不赫赫有声。再以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为例：宋元地方志十余种全部收入《四库全书》，而明代地方志仅有6种收入，清代地方志仅有15种收入，明清时期的地方志列入存目的有100余种，约占总数的83%。即便是四库提要也不否认这些地方志的价值。例如提要在评介列为存目的《澳门记略》时说：“考《明史·地理志》只载南头屯门、鸡栖佛堂门、十字门、冷水角、老万山、零丁洋澳诸名与虎头山关之类，其他皆未记其详。此书于山海之险要，防御之得失，言之最悉。盖史举大纲，志详细目。” 第四，“寻常”、“琐屑”之作。清王朝编纂《四库全书》时，曾将一些他们认为是“未越群流”的“寻常”之作或属于“小道”的“琐屑”之作列为存目。今天看来，存目中确有著作水平不高、价值不大者，但在总数6793种书中，这样的书是为数很少的。有一些书作为著述来看，水平不高，但作为文献资料来看，仍多有所取。例如《唐诗类苑》一书，提要称其“失之冗滥”，但有的学者认为此书虽非上品，其搜辑之功究不可没，对于文学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即使是毫无价值的低劣之书也是沙里含金，如《百花鼓吹》一书，“虽无甚大意义，然亦元明文学资料之一种，不宜听其沦落也。”（郑振铎《西谛书话》）还有相当多书在当时看来水平不高，价值不大，但随着时代的演进、学术的发展、学者治学趣味的变化，反而变得很有水平，很有价值了。例如关于古代游戏杂技方面的书，四库提要认为“事皆琐屑”，除《元元棋经》一卷、《棋诀》一卷（均从《永乐大典》辑出）收入《四库全书》外，其余十一种全都列入存目，它们是：明林应龙《适情录》二十卷、明王穉登《奕史》一卷、明王思任《奕律》一卷、明佚名《秋仙遗谱》十二卷、明顾煜《射书》四卷、明程道生《射义新书》二卷、明李孝元《壶谱》一卷、明郭元鸿《壶史》三卷、唐李翱《五木经》一卷、丫角道人《双陆谱》一卷。中国古代游戏杂技源远流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目前除围棋复兴外，投壶、双陆诸戏已几乎无人知晓了。要探究中国杂技史，必须求助于存目之书。又如著名的《方氏墨谱》和《程氏墨苑》，因为只讲花纹模式，不讲造墨之法，而被斥为缺乏实用价值，列入存目。但恰恰在它们的“雕镂题识”、“摹绘精细”上，被后人认为是版画史上的杰作。再如宋人王柏的《诗疑》、《书疑》，敢于怀疑《诗经》、《书经》，被四库馆臣指为“师心杜撰、窜乱圣经”。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却是疑古非经的大胆之作。1930年顾颉刚先生即把《诗疑》点校出版，列为《辨伪丛刊》之一，明末夏允彝的《禹贡合注》，因为“多证合时务，指言得失”，“于经义无关”，被列入存目。但今天看来，那是夏允彝借注经寄托对时局的看法，是研究其思想的好材料。明代王圻的《续文献通考》，因为在经籍考中记载了《琵琶记》、《水浒传》这些当时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小说，遭到四库馆臣的讥讽而列入存目，其实现在正可以作为研究戏曲小说史的宝贵资料。 综上所述，可知存目书之所以为存目书，主要是因其不符合清王朝的统治需要和价值标准，同时也与清王朝要控制《四库全书》的规模，加快编纂速度有关。存目书与《四库全书》著录书之间并没有一条鸿沟加以区别。 二、四库存目书的文献价值 四库存目书内容异常丰富，其中有许多典籍的价值，即使收录在四库全书中的某些书，也未必能与之相比。兹略举其尤著者，以见一斑： 首先，四库存目书中有许多著作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很有价值。除了为人们所熟知的明李贽《藏书》、《续藏书》外，还有明张居正的《太岳集》，王廷相的《雅述》、《慎言》，吕坤的《呻吟语》、《去伪斋文集》，方以智的《药地炮庄》，清颜元的《存学编》、《存性编》，李颙的《论语传注》、《大学传注》、《中庸传注》、《大学辨业》、《恕谷文集》，李颙的《二曲集》、《四书反身录》，黄宗羲的《南雷文定》等。其中颜元的《存学编》、《存性编》，反对程朱理学空谈误国，大倡实用之学，并提出“理即气之理”的思想；李颙的《二曲集》、《四书反身录》主张“兼朱陆”，各取所长，提倡“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的见解，要把格物致知扩充为涉及礼乐兵刑，赋役农屯，以至泰西术法的实用学问；王廷相的《雅述》、《慎言》阐述理在气中和以行为主的元气本体论和认识论，反对崇古，泥古，提出因时而变的进步历史观，这都是很可贵的。至于张居正的文集，对于了解他的改革思想当然非常重要。 四库存目书中史类著述最为可观，引入注目的有佚名《元典章》、佚名《皇元圣武亲征录》、明郑麟趾《高丽史》、雷礼《皇明大政记》、清傅维鳞《明书》等等。其中《元典章》所记史实多为元史所未载，为研究元代政治、经济、法律、风俗的重要资料；《皇元圣武亲征录》所记多元开国时事，为《元史》所本，清代学者钱大昕认为，虽不如元朝秘史完善，而元初事迹亦可藉以考证。《明书》为有明一代全史，所记万历以前典章制度、土地赋役等，较《明史》为详；《高丽史》记王氏一朝之事，治乱兴废，制度文物，粲然可考，被称为高丽之良史。特别是存目中的野史笔记杂录等数量很多，内容广泛。如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元陶宗仪《草莽私乘》、明黄瑜《双槐岁钞》、田艺蘅《留青日札》、陈全之《蓬窗日录》、文秉《先拨志始》、蒋平阶《东林始末》、焦竑《玉堂丛语》、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朱国桢《涌幢小品》等，都很有价值。其中《安禄山事迹》对于安禄山的生平及其与史思明发动叛乱的经过记载颇为详细，是研究安史之乱的重要史料；《双槐岁钞》在明人野史中颇有体要，多记当时掌故，其言洪武丁丑科场之狱特详，多明史所未及。《四友斋丛说》全书包括经、史、杂记、释道、诗文、书画等十七类，书中的考证和评论对研究史学及文艺均有裨益：《涌幢小品》是作者历时十三年而写成的笔记，记载明朝掌故，包括朝章典制、政治经济、社会风俗、人物传记、琐事遗闻以及明中叶的东南倭寇、市民抗税斗争等，无不罗列，素为学界注重。 地理类值得注意的有明刘侗《帝京景物略》、马欢《瀛涯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徐崧《百城烟水》等书。《天下郡国利病书》内容并不仅限于地理，还涉及政治经济许多方面，重在经世致用，已是学术界众所周知的名著，其价值无庸赘述。《帝京景物略》详细描述明末北京地区的山川、人物、园林、风俗、语言，又具有文学色彩。《百城烟水》对苏州府史地沿革及名胜古迹之故实，多所叙述，颇富参考价值。《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西洋朝贡典录》三书皆记郑和下西洋所经各国疆域、风土等各方面情形，前二书作者曾随同郑和下西洋，所记为亲身经历，极为可贵；后一书记西洋二十三国，“凡道里远近，风俗美恶，物产器用之殊，言语衣服之异，靡不详载”。三书都是有关中外关系史的重要著作。 文学类中有价值的书不胜枚举，其中如明郎瑛《七修类稿》、吴子孝《玉霄仙明珠集》、清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孙枝蔚《溉堂集》，以及明沈万钶《诗经类考》、胡应麟《诗薮》、明震亨《唐音癸签》、清沈雄《古今词话》、叶燮《原诗》等诗文评著很值得注意。《通志堂集》为清代著名文学家纳兰性德的诗词文集，其词成就尤高，词风凄婉，又有雄浑之气，是清前期令人瞩目的词家；《溉堂集》为孙枝蔚之诗文集，其文旷达洒脱，其诗直抒胸臆，风神气骨，独树一帜，为王士祯所推重，在清初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吴子孝《玉霄仙明珠集》所写之词，意态流动，似艳而实雅，“无一语蹈袭前人。”明人词集最为罕见，《四库全书》一部未收，此集显得尤为宝贵。 其它如文字学类的《四声切韵表》、《黄公说字》、《汇雅》，目录类的《读书敏求记》、《述古堂目书》、《国史经籍志》，医学类的《难经经释》、《临证指南医案》、《医史》、《疮疡经验全书》，天文算法类的《算法统宗》、《勾股述》、《天经或问后集》，农家类的《沈氏农书》，艺术类的《法书通释》，刑法类的《洗冤集录》、《王恭毅公驳稿》，杂家类的《西学凡》、《辨学遗牍》，《天主实义》、《灵言蠡测》、《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多能鄙事》、释家类的《佛祖统纪》、《南宋元明僧宝传》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珍贵典籍。其中《四声切韵表》论古语七音，三十六母不可增减移易，最为有见，为谈韵者必不可缺之书。《读书敏求记》是研究我国古籍版本学的重要著作，为当时和后来学者称赞不已。《难经经释》辨正误谬，有功医学。《西学凡》叙述17世纪时欧洲学术之大凡，为“西学西教东渐之重要文献”。《法书通释》汇集晋唐以来书法之论，间折衷己见，颇有卓识。《洗冤集录》为全世界最早之法医学和刑事检验学名著，后世刑名家奉以为金科玉律。《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是有关民生日用的百科全书。诸如此类，数不胜数。四库存目书真可以说是珍品杂陈，琳琅满目。 四库存目书之价值早为学术界公认，许多学者非常重视利用其书进行研究。如存目书《两山墨谈》考证古籍，颇为详赡，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给予肯定，认为书中考证宋太宗死于箭疮，“此实宋代一绝大事，后此澶渊之盟，变法之议，靖康之祸，皆与此有直接间接关系，此迹湮灭，则原因结果之系统率紊乱矣”。陈垣先生对四库存目中的西方传教士著述如《畸人十篇》、《天主实义》、《辨学遗牍》、《灵言蠡勺》、《二十五言》等评价很高，尤其对《灵言蠡勺》一书最为酷爱，认为说理最精，将其重刊，以广其传。他还曾对存目书《元典章》进行了精心校补。郑振铎先生性嗜古代典籍，非常注意四库存目书的收藏。所著《劫中得书记》涉及到30余种存目书，其中《佳日楼集》、《太平三书》、《程氏墨苑》、《莆风清籁集》、《帝京景物略》都是罕见难得而有价值之书，得之则如获至宝，欣喜异常。谢国桢先生也很注重四库存目书并孜孜以求。如《留青日札》一书，他认为是“有明一代杂家之冠”，闻某君藏有钤有翰林院印的四库进呈原本，就“摒挡故物，竭其所有”将此书购得。另外一部与此并称为他“铭心之物”的《尧山堂外纪》，也是四库存目书，谢先生说：“余浏览是书，见其所辑历代文人遗事，摭拾古人诗词佳句，极为赅博。以其多为流俗传闻之事，故不理于明清士大夫之口。实则自明以至清季，尚无统记历代文学源流掌故之书，有之亦一鳞半爪之作，惟此书杂记历代文学源流，洋洋洒洒，可作中国文学史读也。” 综上所述，可知四库存目书，就总体来看，确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四库存目书和《四库全书》一样，都是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编纂 清末以来，国家多难，民族涂炭，存目之书亡失严重。据初步统计，现存仅四千余种，六万余卷，大部分为稀见的珍本。这些书分散在中国大陆和海外数百家图书馆、博物馆、大专院校乃至私人手中，由于保存不善和天灾人祸，即使在近十余年间仍在继续亡失。举例言之，明代林应龙的《适情录》二十卷（该书前九卷记载日本僧人虚中所传棋谱384图），在1980年前后全国普查时，还发现一个嘉靖四年刻足本，但现在根据当时的线索去找，已踪影全无。这部书还有三个残本传世，一个是陕西图书馆藏嘉靖四十年刻本，另两个是北京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藏崇祯刻本。三个残本相配也只能得十九卷，成为永久的缺憾。所以四库存目之书面临着一个急需抢救的问题。早一点抢救，就能保存更多的珍贵文献，拖延下去，确有亡佚之虞。有鉴于此，中国学术界屡屡有人呼吁辑印四库存目丛书，藉以保存文献并广为流传。1992年夏，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根据著名古典文献专家胡道静、周绍良的建议，正式提出编纂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计划，1992年12月23日获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批准，列为国家级重点项目。1993年1月组成了由刘俊文任主任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开始调查编目、规划体例、募集资金等筹备工作。1994年5月建立了由胡绳、任继愈、周一良、张岱年、杨向奎、胡道静、程千帆、饶宗颐等担任顾问，由季羡林担任总编纂，有全国五十多个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台湾、日本、美国等地的近百位文史专家和古籍学者参加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开始编纂工作。 编纂工作以“尊重历史，保存文献”为总方针。首先是普遍调查，尽数收集。通过《中国丛书综录》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及其他藏书目录提供的线索，对全世界二百余家图书馆、博物馆、大专院校所藏四库存目书进行大规模查访，在此基础上编定工作目录。这一工作十分有成效，发现了不少极为稀见甚至早为有关专家宣布失传的古籍。例如明代茅元仪《青油史漫》二卷，任道斌先生《茅元仪著述知见录》（1985年书目文献出版社排印本）认为“今佚”，现在发现上海图书馆有抄本，台湾中央图书馆有明崇祯刻本。又清代曹溶的《倦圃莳植记》三卷，是一部园艺方面有价值的书，农学史家王毓瑚先生《中国农学书录》（1964年农业出版社排印本）说“书没有流传”，现在发现上海图书馆有清抄本。还有当年四库馆臣在全国范围未找到传本，只从《永乐大典》中辑得残本的《四六膏馥》，现在发现辽宁省图书馆有元刻十卷足本。如此之类尚有多例，此不缕举。其次是剔除重复，精选版本。四库存目与《四库全书》之间有某些内容完全相同之书，四库存目内部也有某些内容完全相同之书，凡此皆予剔除，以免重复。例如子部儒家类存目有明顾宪成《顾端文公遗书》三十七卷，又有《小心斋札记》十六卷。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因此《存目丛书》只收内容较全的《顾端文公遗书》，不再重复收录《小心斋札记》，这样处理可以使《存目丛书》的篇幅有所节省，从而减轻购买和庋藏的困难。同时对于确定收录的存目书，严格选择底本。选择底本一般都认为要选“善本”。然而一书若有数本传世，何者为善，却绝难判断。为了保存文献，一般首先选择不缺卷不缺页的足本。在足本的前提下，再选择较早的刻本或抄本。由于旧刻旧抄接近古籍原貌，而且日见稀少，学者难得一见，一旦影印，化身数百，可以满足更多学者的要求，因此十分重视旧刻、旧抄本。在刻、抄时代相同的情况下，对有前辈学者题跋的本子则优先考虑使用，以便保存更多的文献。再次是原版影印，整旧如旧。凡原书版框断烂、漫患不清、缺页缺字，一律不妄加修饰改动，力求保持版本原貌。目的不但是要为学术界提供完备的资料，同时也为学术界提供可以信赖的版本。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共收录历代典籍四千余种，六万余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及目录、索引卷，共一千二百册，每册八百页，全部采用进口优质材料印制，装潢典雅，洵为大观。所收书八成为宋、元、明、清各级善本，三成为孤本，诸如杭州市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一年刻明朱睦撰《圣典》二十四卷、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六年刻《金华府志》三十卷、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十四年刻《定远县志》十卷、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一年刻《衡州府志》十五卷、北京图书馆藏明刻明潘之恒撰《黄海》六十卷、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嘉靖刻蓝印本明龚辉撰《西槎汇草》一卷、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清康熙抄本清郑端撰《孙子汇征》八卷、北京图书馆藏明初刻元艾元英撰《如宜方》二卷、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清曹溶撰《倦圃莳植记》二卷、辽宁省图书馆藏元余卓刻宋杨万里撰《四六膏馥》十卷等，均系人间孤椠，弥足珍贵，极富收藏及研究价值。各大学、各研究机构、各图书馆，如已购置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之文渊阁《四库全书》，再购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则乾隆以前之中国古籍十得八九。举凡研究中国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社会、思想、宗教、文化、科技者，尽可恣意披读，不假旁求。 正像任何学术问题都存在不同的意见一样，围绕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编纂出版也出现了一些争论，持反对态度者的主要论点是说四库存目书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不应全部影印出版，使“国渣”泛起，而应择其精华，出版“选粹”。其所指的“糟粕”，一是“重复”之书，二是“伪劣”之书。但是，任何严肃负责任的研究者都懂得，对待传统文化，首先应当完完整整原原本本地保存下来，然后才谈得上选择取舍。所谓“精华”、“糟粕”对于科学研究并无意义，因为科学研究必须以占有全部资料为前提，不能只以“精华”为对象，而将“糟粕”弃之不顾。况且精、糟之别并非一成不变，常会随时代、地域及个人好恶的不同而互易其位。我们的任务是为学术界提供完备翔实的文献和版本资料，由研究者自行区别精糟，加以利用；不能以“选粹”为名妄加选留摒弃，再在“四库残书”之后制造一部令人遗憾的“四库存目残书”。而且对于“重复”之书，也应具体分析。中国古籍的存在特点，往往是一部书包含另外一部或几部书，因而互相之间有重复，《四库全书》内部就有不少重复，《杨子云集》六卷内有《太玄》、《法言》、《方言》三书，但三书又分别单独收入《四库全书》，从来也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至于同一部书的不同注本和古书的选本或类编本，是不能够划为重复之书的。古人著述独抒机杼者固然很多，但也有大量著述是借助或依附前人旧著加以注释编选而成的。以别集论，大家的集子往往有分体的，有编年的，有全本又有选本，都是为适应不同阶层的要求出现的，自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只是编选水平有高下而已。一概视为重复，是简单化的处理方法。事实上，四库存目书中真正重复的比例很低。1441种明清别集几乎没什么重复，地方志也没有重复，其他群经传注、金石目录、诸子天算、类书总集也很少重复，容易出现重复的只有奏议、年谱等个别小类。对于这种重复，如上所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已经确定予以避免，并且从一开始就已付诸实施。再有“伪劣”的问题，更不可简单对待。所谓“伪书”是指书的作者或时代失真。假如我们把假托的作者或时代当作真的，那么利用伪书来研究古代文化，就会上当受骗。但如果我们辨识出伪书的真面目，考出真正的作者和时代，那么伪书也就有与真书一样的史料价值，所谓“伪书不伪”就是这个道理。四库馆臣对这一点是十分明白的，所以《四库全书》收入了一些伪书，诸如伪《古文尚书》和伪孔安国注，托名孙思邈的眼科专著《银海精微》等均是。同时，四库提要也指出了伪书的价值。提要认为，《尚书》伪孔传虽非孔安国作，但“根据古义，非尽无稽”。《银海精微》“其辨析诸证，颇为明晰。其法补泻兼施，寒温互用，亦无偏主一格之弊。方伎之家率多依托，但求其述之可用，无庸核其书之必真”。可见四库馆臣并未把真伪作为去取的标准。伪书是否列入存目，与它的真伪并无直接关系，而是基于前述四种原因，尤其是“贵远贱近”的标准。只要留心观察，不难发现，大凡汉魏六朝隋唐古书，虽伪亦被四库著录，而元明以来伪书则斥入存目者居多。因此用“重复”和“伪劣”做为理由反对辑印四库存目书，在学术上是没有道理的。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过编委会三年多的努力工作，现已全部出齐，相信它会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和广泛利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