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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土古书对思想史已造成的影响 简帛古书的发现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事件，随着古书发现、发表以及研究的逐渐增多，我们以往关于思想史的知识不能不做出相应的改进，以至于整个思想史有必要予以重写，这是今天任何一位治古代思想史者所必须认识到的重要事实。 实际上，据此而对中国古代史的重写先行一步，如《剑桥中国上古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edited by Michael Loewe andEdward L. Shaughness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不过，遗憾的是，由于出版的周期问题，这部书未能收进20世纪90年代很多重要的考古发现。重写学术史、思想史在中国一部分学者当中也逐渐提上议事日程，如李学勤在《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一书的第一篇“通论”中就提出“我国的古代学术史由于这些（简帛）的发现，是必须重写了。”他本人的这本书对重写就提了很多有益的意见。李零的《中国方术考》一书着重研究了数术方技——“思想的另一种形式的历史”（葛兆光语，见同名书评，载《读书》1992年第9期）。至于葛兆光，则尝试以个人之力推出一部完整的中国思想史，目前已经出版了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闻第二卷已经完成，不久当能面世。葛著对上古思想世界的重构，在传统文献与现代理论之外，还有意识地充分利用考古发现。（注：参见《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1编第1节，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3～89页。） 我们现在还无法全面估量出土发现对思想史的意义，诚如李学勤所言，这些新发现的影响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看到，如何评价这个影响，今天我们还做不到。（注：参见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的“导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9页。）仅就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出土古书至少在以下方面已经改变了我们对古代思想史的认识。 （一）“走出疑古时代” 近代史学上有一个重要思潮，这就是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它的学术渊源可远溯到宋代辩伪学，一直延续到清季姚际恒、崔东壁以及今文经学家等人的发展。以《古史辩》为主要阵地的近代疑古思潮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思潮，它与西方近代的文献批评学(the text criticism)以及日本的古史抹杀论声气相通。“疑古”是史学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步，它的贡献不容怀疑。“疑古”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古书提出普遍怀疑，可以说是人们对传世文献的一次全面反思，这种反思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古代思想乃至整个古代文明的认识。在“疑古”的筛子下，很多古书被过滤掉，这样一来，思想史就缩短了很多，也变得比以前单薄。疑古辩伪的主要手段是文体分析，从原则上说还属于逻辑推演、理论论证的范围，而“事实胜于雄辩”，考古发现与文本分析相比更有说服力。当考古发现出来，我们就有必要对疑古派反思过的那些古书进行第二次反思。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有学者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反映的就是这种要求。 考古发现对疑古思潮的反动，首先为一些考古学者注意到，如李学勤写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年代的反思》、《走出疑古时代》等文（注：前两文收入《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5～27页、41～46页；后一文发表在《中国文化》第7辑，1992年，第1～7页。）；李零写了《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考古发现与神话传说》等文（注：前文先发表在《九州学刊》（香港）第3卷第1期，1988年，第105～136页；后文发表在《学人》第5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15～150页。）。 考古学对疑古思潮的冲击表现在多个方面，而简帛佚籍的发现使疑古派的方法以及基本观念都受到威胁。例如，在作为古文献研究中重要问题的古书真伪与年代问题上，疑古派的看法是把古书自身的年代与古书内容的年代混为一谈，对古书形成的漫长过程也是只取其晚不取其早，如此则未免不通古书体例，又沿裘了今文经派对古文经派的偏见，曾把《左传》、《周礼》等古文经本一概斥为伪作，凡此种种就造成疑古派在年代真伪问题上的偏颇。疑古派的重镇顾颉刚曾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但疑古派在判定古书形成过程时，所谓“层累造成”就变成了“层累作伪”。 又，前人考订真伪，往往从作者入手，但古书往往不题撰者，没有现代这种明确的作者概念，出土简帛书籍不仅从未题写撰者，而且像银雀山汉简中的《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简文中出现的只是笼统的“孙子曰”，从未见到“孙武”、“孙膑”之名。现已发现的简帛书籍皆无大题（书题），而只有小题，银雀山汉简有五方篇题木牍（相当于现在书籍内的目录），马王堆帛书间附目录，其中也未发现书题。出土的简帛书籍很多都是单篇，特别是数术、方技之书尤其如此。早期古书多由“断片”即零章碎句构成，随时所作，难以行世，因此排列组合的可能性较多，添加改造过的成分也较多，这使它的年代构成非常复杂。再加上古书发行不广，私藏与官藏一直是两个渠道，如果仅凭史志著录来断真伪存佚，难免有误。如《太公》，《汉志》著录本有《谋》、《言》、《兵》三书，银雀山本和八角廊本和今天很不一样，《隋志》、两《唐志》著录本也有《阴谋》、《金匮》、《兵法》三书，《群书治要》引《六韬》和敦煌本《六韬》是其中的《兵法》，它和宋代的本子很不一样，《宋志》著录本只有《六韬》，当时的《六韬》（如《五经七书》本中的《六韬》）是一个改编本。前人好以古书的纯驳和文气来判别真伪，但古书经后人附益和增饰是常有的事，不能因此就把它斥为伪作，如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用间》有“燕子兴也，苏秦在齐”这样的话，这当然是后人所增，如果我们因此就断定整部《孙子兵法》是伪书，那自然是错误的。又，比较简帛古书与今本，我们会发现今本往往把古书中难懂的字换成通俗易懂的字、喜欢增加虚词助语、把古掘的散文改成对名句（注：参见李零《银雀山简本〈孙子〉校读举例》，《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期，第229～313页。），可见以文气论真伪也是很危险的。 总之，在出土古书的观照下，疑古派乃至传统辩伪学判定真伪的标准大多不能成立。在这种情况下，“走出疑古”不仅是必要的，也是现实的。 （二）展示中国文化的另一线索 过去，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往往注意的只是从百家争鸣到儒家定于一尊这一过程，而很少考虑在先秦诸子“之前”或“之下”还有以数术方技之学为核心的实用文化。人们往往把中国文化理解为一种纯人文主义的文化。但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人们日益感觉到这种理解的片面。 对照《汉书·艺文志》，我们可以发现，古书亡逸最多的是讲实用技术的后三略，即兵书、数术、方技（当然，诗赋亡逸的也比较多），而出土古书被充最大的也就在这几方面，例如银雀山汉简以兵书居多，马王堆帛书以数术、方技居多。（已经出土的数术、方技古书目录详见本文第三部分）这些出土古书提示我们：中国文化其实还存在另外一条线索，即以数术方技为代表，上承原始思维，下启阴阳家和道家以及道教文化的线索。李零的《中国方术考》（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初版）、《续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即出）即以翔实的考古资料为基础，对这一线索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中国方术概观》系列丛书（李零主编，10卷13册，即占星卷2册、式法卷2册、选择卷、星命卷、相术卷、杂术卷、卡筮卷、服食卷、导引行气卷、房中卷，500多万字。人民中国出版社，1994年）则收集了大量这方面资料可供参考。 在哲学界，有一种印象，就是认为中国古代思想缺乏本体论的研究，因而也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哲学(Philosophy)。其实，如果要在中国古代寻找这方面的认识，还是不难发现：阴阳家和道家讨论的东西与此就很相近，而这两家和数术方技之学的关系非常明显。因此，写中国古代哲学史，就不能忽略方术这一领域。然而，遗憾的是，以往的哲学史、思想史基于某种偏见对方术重视不够。事实上，方术的思想内容相当丰富。其中，数术涉及天文、历术、算术、地学和物候学；方技涉及医学、药剂学、房中术（性学、优生学等）、养生术以及与药剂学有关的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和化学知识，它们不仅囊括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所有“基础学科”，而且还影响到农艺学、工艺学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因此，方术是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著名的“四大发明”为例，指南针是源于式占，火药是源于炼丹，造纸是派生于漂絮（与纺织有关），活字印刷是受冶金范铸法、玺印和拓印技术的启发，这些都与古代的实用文化有关，特别是前两种，指南针本是数术家的工具，而炼丹则是方技家所为，更是直接来源于数术方技之学。总之，对方术的研究可以弥补现存古代思想史研究在“知识体系”上的不足，并纠正因此而造成的一些误解。例如，过去学术界在讨论“道”、“德”这类范畴时，往往用现代哲学概念生搬硬套，不管学术流派和古人自身的理解。其实，先秦道家是个什么样的派别，这点和它的知识背景有关。道家和阴阳家不同，阴阳家是讲“天道”，即天地四时、阴阳五行，而道家是讲“人道”，即养生延命、通于神明。前者主要与数术有关，后者主要与方技有关。《老子》论“道”，重点不是讲天道运行，而是讲天地万物的生化。它所说的“天道”虽然是人以外的东西，但却不是天地万物本身，而是一种万有的本源，一种以无为用的原始创造力。 占卜、式、择日、刑德、风角、占梦、厌劾、相术等数术问题的考证与溯源告诉我们，思想史上古人不都是只专注形而上或道德的，古人的思想也不都是由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这些哲人表述的，我们的先人相信鱼卜、筮占、历忌、望气，也相信物验、梦验、择日、方位，他们根据自己的观察与想象建立了一套又一套数术来了解“大宇宙(macro-cosmos)”（即“天道”或“天地之道”的认识）；炼丹术、祝由科、行气导引、房中之术等等方技问题的梳理与分析告诉我们，思想史上古人不都是那么正襟危坐、一本正经，古伯思想也不都是表现为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我们的先人相信能经鸟神、服食养气，也相信玉器生肌、朱砂防腐、补脑还精、赤子饭气，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与体会建立了一套又一套方技来了解“小宇宙(micro-cosmos)”（即“生命”、“性命”或“人道”的认识）。 出土古书的发现是振奋人心的，思想史工作者没有理由忽视它的影响。然而，也必须看到，出土古书的研究是一项长期与艰巨的学术工作，匆忙作出某些结论恐怕有失草率，宜采取审慎态度。本文在最后，试对方兴未艾的郭店楚简研究作一点反思。 五、对当前郭店楚简研究的一点反思 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于1993年发掘，考古简报发表于《文物》1997年第7期，整理结果《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1998年以来，对郭店简的研究形成一股热潮，至今势头不减。可以说，郭店楚简是20世纪出土古书中研究最为壮观的一次。迄今为止，已举行过几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如1998年5月在美国达慕思大学(Dartmouth College)召开的“郭店《老子》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10月在武汉大学举行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2000年8月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一次国际讨论会。研究论著大量涌现。（注：详目参见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研究文献目录》，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第361～371页。截止时间为1999年10月。）从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看，郭店简的意义非常重大，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然而，一些学者尚不成熟的看法经有关媒体宣传扩散，在社会上已形成有影响的定见，这对郭店楚简的研究实际上是不利的，不能不做一反思。 如一些论者宣称，郭店楚简的发现填补了孔孟之间的空白，改变了以往人们对先秦儒道关系的看法（注：这种观点可以庞朴为代表，参见庞朴《古墓新知——漫读郭店楚简》，《读书》，1998年第9期；《孔孟之间——郭店楚简的思想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它将导致先秦儒道思想的重新定位（注：杜维明：《郭店楚简与先秦儒道思想的重新定位》，《中国哲学》，第20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6页。），甚至中国哲学史也应当改写（注：此论出自郭沂，参见《中国哲学史应当改写》，《北京日报》，1999年6月9日第12版，此为该报记者采访郭沂的谈话录。），如此等等。其实，这些论断或多或少都建立在一些未经完全证实的前提之上，有的论者自己也承认它的假说性质。（注：如李存山《从郭店楚简看早期儒道关系》一文即声明：“由于楚简抄本是否为当时流传《老子》的摘抄本或改编本的问题尚难以确定，所以这种探讨也只具有假说的性质。”《中国哲学》，第20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8页。）必须指出，到目前为止，有关郭店楚简的一些基本问题，在学者当中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在此情况下，任何推论都不过是一家之说，因此不可偏信，而当兼听。 首先，现在一般都称“郭店楚简”，但“楚简”这一提法并不准确，应当叫作“楚墓竹简”。因为“楚简”在简帛学上是指以战国时楚文字书写的竹简，而郭店楚墓发掘的竹简并不都是以楚文字写成的。（注：此为李家浩在2000年4月26日北大举行的“郭店楚简编连研讨会”上发言时提出的观点。） 其次，现在对简书的断代与推考，是与郭店一号楚墓的断代及共理解分不开的。然而，郭店一号楚墓的断代并不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目前大多数学者接受郭店一号楚墓下葬于公元前4世纪的看法，由此推断全部简书的制作当早于这一墓葬时间（有人甚至认为，这一时间误差不会超过正负25年）。但也有学者提出了有力的异议。（注：参见王葆玄《论郭店楚简各篇的撰作时间及其背景——兼论郭店与包山楚墓的时代问题》，《中国哲学》第20辑；《试论郭店楚简的抄写时间与庄子的撰作时代——兼论郭店与包山楚墓的时代问题》，《哲学研究》，1999年第4期。）关于墓主的身份问题，有学者推断其曾任楚太子老师，其主要根据是将墓中出土的一件漆耳杯（编号为M1:B10）底部铭文隶作“东宫之币”（意为“东宫之师”）。（注：李学勤：《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文物天地》，1998年第2期。）有学者已经指出其证据颇为单薄，而即使是这个主要证据，也有学者认为，铭文第四字释作“不”（杯）的可能性更大；并认为不管是训读为“太子老师”还是“东宫工师”对判断墓主本人身份或墓中出土书籍与墓主的关系都没有太大帮助。（注：参见李零在武汉“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据丁四新《“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孔子研究》，2000年第2期，第125页。） 第三，现在对竹简反映的思想的研究是建立在现有关于竹简的编连、释读的基础上。现行研究大多采用荆门博物馆整理的《郭店楚墓竹简》。然而，整理本并非毫无问题。一些外国专家从解释学的原理出发，对中国学者的释读方法提出批评。而关于竹简的编连，不断有学者指出整理本在编连及释读上的个别错误，还有学者尝试对竹简进行重新编连，这方面已有几个版本。（注：如李零的《郭店楚简校读记》，《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陈伟的《关于郭店楚简六德诸篇的调整》，2000年4月26日北大“郭店楚简编连研讨会”上所发讨论材料，此文先在“简帛研究网”上发表。此外王博发表了《关于郭店楚墓竹简分篇与连缀的几点想法》，《中国哲学》，第21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关于竹简的释读，讨论也较多，如1999年10月武汉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关简文的隶写、训释与笺注就是一个交流重心。兹举一例：有些论者根据竹简《老子》甲本开头的释文：“绝知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为弃诈，民复孝慈。”与通行本“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资贼无有。”的差异。遂推断儒道关系在当时并不像后来那样紧张（注：如庞朴：《古墓新知——漫读郭店楚简》，《中国哲学》，第21辑；李存山：《从郭店楚简看早期儒道关系》（同上）等文。）。然而这句关键的“绝为弃诈”，在释读上并非确定无疑。（注：参见裘锡圭《纠正我在郭店〈老子〉简释读中的一个错误——关于“绝伪弃诈”》，《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 第四，在竹简传抄形式及版本的研究上，有一些似乎比较流行的看法，如认为竹简《老子》是最早的抄本、最接近原本；竹简中的儒书主体是《子思子》等等。然而，关于郭店《老子》，也有学者认为它是邹齐儒者的版本或者是受到邹齐儒家影响的改编本。（注：持此观点的学者有沈清松、周凤五、黄人二等。）关于郭店儒书的性质，也有学者对现行看法深表怀疑，认为应充分注意到战国早中期儒家学派的复杂性，尤其是应当看到郭店简与当时南方儒者的关系，现有文献及考古文献也许只是冰山一角，不可据此匆忙作出结论。（注：如王博在武汉研讨会上的发言认为，竹简也许是不同来源文献的一种汇编，主张重视儒家在南方的发展，如子张、子游等，儒家在齐鲁，也在宋楚发展。参见丁四新《“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孔子研究》，2000年第2期，第126页。） 以上，我们对目前郭店简研究中的一些不同观点作了简要介绍，是要表明：有关郭店楚墓竹简的一些基本问题还处在讨论之中，尚不到作出定论、向外界宣布的地步。我们相信，通过国内外众多学者的辛勤努力，这一天应该并不遥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