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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国思想史研究一方面继续受到西方学术的滋养，另一方面也开始分享由于大量出土古书发现所带来的收获。从70年代的马王堆帛书到90年代的郭店楚墓竹简，每一次重大发现都在思想史界掀起一股研究古书的热潮，开出新的学问，而其影响更是绵绵不绝。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先秦这一段向称难治，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史料问题，因为年代久远，上古遗献存世甚少，且传世文献真伪难辩。然而，随着古书源源不断的出土，这一问题得到很大改观。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学科壁垒，考古学与思想史研究各行其是，出土古书的价值在思想史学者那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在这方面，国内学者远不及欧美、日本同行。当然，迅速、全面地利用考古成果，这对思想史研究者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过，当务之急也许是对已有发现作一清理。本文即是尝试。作者在学习出土文献过程中，综合前辈时贤已有成果（注：这里要着重提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的工作，他不仅写了这方面的大量著作，近年来还在北大专门开设了“出土文献与学术源流”课。本文即采用了李先生的很多成果，以下将随文标出。），对20世纪的出土古书作了一个初步梳理，现将札记所得献诸学界，错漏之处尚祈专家学者指正。 一、什么是出土古书？ 在报告20世纪出土古书之前，我们先对什么是出土古书作一界定，顺便回顾一下古书的发展历史。作为背景知识，我想这是必不可少的。 旧的历史学家主要依靠传世文献甚至神话传说来研究古人，然而传世文献只占古人原著总数很小的部分而更多的是已经遗失（注：据胡适估计，“中国古代哲学的史料于今所存不过十分之一二”。（《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页。），即便是这些为数很少的传世文献，因为几经辗转很难不失原貌，有时甚至以讹传讹、谬种流传，更把人引至迷津，因此“辨伪”成了很重要的工作（注：关于中国辨伪的历史，可参看顾颉刚《中国辨伪史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有关古代伪书的介绍，可参看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以及张心澄《伪书通考》、郑良树《续伪书通考》等书。）。自从王国维提出“地上之史料”与“地下之材料”相互发明的“二重证据法”（注：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4页。），考古学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始进入历史研究（注：也有学者对此说法提出异议，参见Lothar von Falkenhausen,"On the historiographic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ntiquity, no. 67, pp. 839-849。）。但王国维所说的“地下之材料”主要是殷墟甲骨和商周金文，他自己就据此写了《殷周制度论》（收入《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就思想史研究而言，甲骨文、金文可以作为《诗》、《书》等传世文献以外的殷商和西周的史料（注：如候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已经这样做了。），毕竟，十万枚以上的甲骨中的刻辞自然能够反映殷商时代的一部分知识与思想状况，而周代的铜器铭文亦可以藉此窥见一点周人思想演进的脉络。至少，甲骨金文可用以与传世文献对证，例如以前人们怀疑《尚书》里的《商书》是伪作，可是甲骨文中发现有“王若曰：羌汝……”（意思是“王这样说：羌，你如何如何。”），这说明当时就有“诰”这种文体，《商书》中的“王若曰”，“微子若曰”并不是周人的伪作。（注：参见董作宾《王若曰考》一文。）不过，甲骨金文都有其局限性，它们文字都比较简洁，并且主要用于卜筮、纪念，因此不可能把很多东西都记录下来，也就是说，它们涉及的只是当时社会生活很小的一部分，不能认为甲骨金文没有的东西，当时就没有。甲骨金文属于金石学或古物学的范围，还不是我们要说的出土古书。 我们知道，根据书写材料的不同，古文字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墨子》），但有文字的东西并不都叫做书。古人说：“著于竹帛谓之书”（许慎《说文解字·序》，按照现代研究书史的学者的分法，刻在甲骨、金属、玉石等坚硬物质上面的文字叫做铭文，而记载于竹、木、帛、纸等易损材料上的文字才称之为书。（注：通常人们常把甲骨、铜器混同于书籍，但实际上铭刻(inscriptions)与书籍(books、manuscript)是不同的。参见钱存训《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年。）简牍帛书又分为作为档案的书和作为典籍的书（注：此为李零《出土文献与学术源流》（讲义稿）第二讲“三种不同含义的‘书’”中的观点。）。前者即古代文书，如包山楚简中的《集书》、《集书言》、《受期》、《胥狱》等篇，云梦睡虎地和龙岗出土的秦代法律文书，江陵张家山出土的法律文书，西北边塞遗址（如敦煌、酒泉、居延、上孙家寨）出土的汉晋军事文书，以及尹湾汉简和走马楼三国简等等，它们主要是社会史研究的领域。与思想史、学术史关系最密切的是后者，即历代史书《艺文志》、《经籍志》中著录的“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古文献”(ancient literature)。本文所讨论的就是这些出土的古书。 中国古书的历史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战国秦汉的简帛书—魏晋隋唐的纸抄本—宋元以来的刻板印刷。现代人所能见到的古书很少，只是古书演习过程中最为晚出的那部分——就是这些古书在一般图书馆也被收为“善本”，妥为珍藏。在现代考古学建立以前，人们是通过“辑佚”的形式来获得对秦汉以前古书的一鳞半爪的了解，所谓“辑佚”就是将古书的引文、佚文搜集整理，这方面，清代学者做了不少工作（注：清代学者很重视搜集古书佚文，比较著名的有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三种》以及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除此而外，他们还积极利用古书引文考订传世本，参看《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影印版，1986年）所收各种精校精注本。）。出土发现却使许多秦汉古书失而复得，其价值自然又在“辑佚”之上了。 (1)西汉孔壁中书，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坏孔子宅（在今山东曲阜市）所得，包括《古文尚书》、《礼古经》、《礼记》、《论语》、《孝经》、《春秋左氏传》。（据《汉书·艺文志·立艺略》“书”类，又《说文序》、《论衡·案书》。） (2)西晋汲冢竹书。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今河南及县）人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包括《纪年》13篇、《易经》2篇，《易繇阴阳卦》、《卦下易经》1篇、《公孙段》2篇、《国语》3篇、《名》3篇、《师春》1篇、《琐语》11篇、《梁丘藏》1篇、《缴书》1篇、《生封》1篇、《大历》2篇、《穆天子传》5篇、《图诗》1篇，又杂书19篇，共计75篇。（据《晋书·束皙传》。） 不过，发现最多的还是20世纪。以下，我们就来介绍20世纪出土古书。 二、20世纪出土古书举要 20世纪简帛的发现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共20批，200多种（不包括档案文书类）（注：据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1988年）（《李零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2～57页）、《出土文献与学术源流》（讲义稿，1998）第四讲“简帛的埋藏与发现”。）： 第一个时期(1901～1949)，以西北汉晋简牍为主，除楚帛书外，其他都是夹在文书简中的零星碎句。共5批： (1)尼雅东汉魏晋简，1901、1907年斯坦因(Aurel Stein)所获； (2)楼兰东汉魏晋简，1901年斯文赫定(Sven Hedin)所获，1909年桔瑞超所获； (3)敦煌汉简（包括酒泉汉斯），1907、1915年斯坦因所获，1920年周炳南所获，1944年夏鼐、阎文儒所获； (4)居延汉简中的古书（注：参见劳干《居延汉简考证之部》，1944年四川南溪石印本。）1908年柯斯罗夫(Pytro Kuzmich Kozlov)所获，1930-1931年贝格曼(folke Bergman)所获； (5)子弹库楚帛书（湖南长沙）（注：参见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1985年。），1942年，73长子M1。 第二个时期(1949～1970)，古书开始露面，但战国古书只有长台关楚简中的一个残篇，汉代古书只有磨咀子汉简中的《仪礼》和《曰书》。共2批： (1)长台关楚简（河南信阳）（注：参见《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1957，M1； (2)磨咀子汉简（甘肃武威）（注：参见《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1959年，M6。 第三个时期(1970～1990)，西汉古书大发现，以银雀山、马王堆的发现为标志。共12批： (1)银雀山汉简（山东临沂）（注：参见《银雀山汉墓竹简》共3辑，文物出版社自1985年陆续出版，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1972年，M1、2，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以及《佚书丛残》（包括“论政论兵”和“阴阳时令占侯”两类）、《散简》、《元光历年历谱》； (2)旱滩坡汉简（甘肃武威）（注：参见《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1972年； (3)马王堆帛和竹简（注：参见《马王堆汉墓帛书》壹、贰、叁，文物出版社，1980、1983、1985.《六十四卦》（周易），《文物》1984年第3期。）（湖南长沙），1973年，M3。包括：《老子》甲本、《老子》甲本后古佚书（《五行》、《九主》、《明君》、《德圣》）、《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经法》、《十六经》、《称》、《道原》）、《老子》乙本、《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足臂十二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脉法》、《阴阳脉死侯》、《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导引图》、《养生法》、《杂疗方》、《胎产书》、《十问》（竹书）、《合阴阳》（竹书）、《杂禁方》（竹书）、《天下至道谈》（竹书），以及《周易》、《丧服图》、《刑德》甲、乙、丙三本、《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篆书阴阳五行》、《隶书阴阳五行》、《木人占》、《符录》、《神图》、《筑城图》、《园寝图》、《相马经》、《长沙国南部图》、《驻军图》； (4)八角廊汉简（河北定县）（注：参见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简简介》（《文物》1981年第8期）。），1973年，M40，竹书包括：《论语》、《儒学者言》、《哀公问五义》、《保傅篇》、《太公》、《文子》、《曰书·占卜》； (5)新居延汉简（注：参见《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牍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其中有《相利善刀剑》、《算术书》、《九九术》、《医药方》、《仓颉书》、《论语》以及历书、干支表、纪年简等； (6)睡虎地秦简（湖北云梦）（注：参见《睡虎地秦简》（线装本，文物出版社，1977年；普及本，文物出版社，1978年）以及《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1975年，M11。竹书包括：《为吏之道》和《曰书》甲、乙本； (7)双古堆汉简（安徽阜阳）（注：参见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年第2期）。），1977年，M1。包括竹书：《仓颉篇》、《诗经》、《周易》、《年表》、《大事记》、《杂方》、《作务员程》、《行气》、《相狗经》、《辞赋》、《刑德》、《日书》、《干支表》，以及与《孔子家语》内容相似的木牍； (8)亲敦煌汉简，1977、1979、1981、1986-1988； (9)九店楚简，1981年，M56； (10)张家山汉简（湖北江陵）（注；参见张家山汉墓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1983-1984年，M247、249、258。竹书包括：《盖庐》、《脉书》、《引书》、《算术书》、《日书》、《历谱》； (11)放马滩秦简（甘肃天水）（注：参见放马滩秦简整理小组《天水放马滩甲种〈日书〉释文》（收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页）以及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古地图初探》（《文物》，1989年第2期，第12～22页）。），1986年，M1； (12)石板村楚简（湖南慈利）（注：参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慈利石板村3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0期）。），1987年，M36。 第四个时期（1990～2000年），战国楚简大发现，以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为标志。共3批： (1)尹湾汉简（江苏连云港）（注：参见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1993年，M6； (2)郭店楚简（湖北荆门）（注：参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刑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1993年，M1。竹书包括道家著作2种4篇：《老子》甲、乙、丙本、《太一生水》，儒家著作11种14篇：《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4篇； (3)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楚简（简称“上博楚简”），1993(?)。目前还在整理之中（注：其中《周易》的“豫”、“大畜”两卦每卦第一简，现有照片陈列于上海博物馆的中国历代书法馆；又同书“睽”卦残简，现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20世纪出土的简帛古书主要就是这些。以上，我们是按照发现先后所进行的胪列，下面我们试对这些简帛古书做些分类，这将有利于我们看清出土古书对思想史的影响。 三、出土古书的分类 （一）上述简帛书，如果按年代划分，则可分为： (1)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早段（约BC. 390-BC. 278），包括子弹库帛书、长台关帛书、九店帛书、石板村帛书、郭店楚简、上博楚简； (2)战国末年至秦代(BC. 240-BC.206)，包括放马滩秦简（BC.239前后），睡虎地秦简（BC.217前后）； (3)西汉(BC.206-BC.25)，包括马王堆帛书和汉简（约BC.221-BC.168）、张家山汉简（约BC.187-BC.179）、银雀山汉简（约BC.179-BC.134）、双古堆汉简（约BC.165）、八角廊汉简（约BC.56前）、磨咀子汉简（约BC.28-BC.25）、尹湾汉简（约BC.16-BC.9）、旱滩坡汉简（西汉末或东汉初）； (4)汉武帝末年至东汉中叶，包括敦煌简（汉武帝末年至东汉中叶）与居延简（汉武帝末年至东汉中叶）中的古书； (5)东汉魏晋，包括楼兰简和尼雅简中的古书。 可以看出，目前发现的简帛书当中，战国与西汉的古书较多，这对我们了解战国秦汉思想史、学术史有重要意义。 （二）从内容上看，上述简帛书几乎覆盖了古书各个门类。我们知道，关于古书的分类，《汉书·艺文志》是六分法，即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而《隋书·经籍志》则是四分法：经、史、子、集。二者有交叉，如前者的六艺相当于后者的经、史二部，诸子相当于后者的子部，诗赋相当于后者的集部，兵书、数术、方技则入后者的子部。但实际又有很大不同，史部从“六艺”的春秋类独立出来，私人文集未尽同于诗赋，兵书、数术、方技沧为子部附庸。 (1)儒家经典类除了《尚书》没有挖出来（即便如此，郭店楚简《缁衣》篇中就有《尚书》的引文），其他经典几乎都有出土。如双古堆汉简有《诗经》，磨咀子汉简有《仪礼》；至于“易”类就更多，马王堆帛书、双古堆汉简、上博楚简都有《周易》，而江陵王家台秦简还有《归藏》（注：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第37～43页）、李家浩：《王家台秦简“易占”为归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1期，第46～52页。），马王堆帛书有《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五篇同抄）（注：见傅有举、陈松长：《马王堆汉墓文物》（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1992年，第118～126页，帛书《系辞》的照片），张政稂：《马王堆帛书〈周易·系辞〉校读》（《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廖名春：《帛书〈系辞〉释文》、《帛书〈易之义〉释文》、《帛书〈要〉释文》、《帛书〈缪和〉释文》、《帛书〈昭力〉释文》（均收入《国际易学研究》第1辑，第7～39页），〔日〕池田知久：《帛书〈要〉释文》（同上，第40～45页）。），又有《二三子问》（注：见廖名春《帛书〈二三子问〉释文》（收入《国际易学研究》第1辑，第7～12页）。）。楼兰汉简中有《左传》的残篇。“小学”类则有双古堆汉简的《仓颉篇》（注：见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仓颉篇〉》，胡平生、韩自强：《〈仓颉篇〉的初步研究》（《文物》，1983年第2期）。），敦煌汉简、居延汉简、尼雅汉简、楼兰汉简中的《仓颉篇》、《急就章》。 (2)史书类的古书出土发现很多，虽然发表很少，其中有双古堆汉简的《年表》和《大事记》敦煌汉简《力牧》残篇、马王堆帛书《十六经》和银雀山汉简《地典》，郭店楚简的《唐虞之道》，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 (3)诸子类，属于儒家的如八角廊汉简的《论语》、《儒家者言》，郭店楚简中的儒家著作11种14篇等等；属于道家的如马王堆帛书中的《老子》，郭店楚简中的道家著作2种4篇等等；属于墨家的材料有信阳长台关楚简中的《申徒狄》。 (4)诗赋类，如银雀山汉简中的《唐勒》（注：见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1995年），李诚：《唐勒研究》（《传统文化与研究》1998年第2期，第48～55页）。）、尹湾汉简中的《神乌赋》（注：见裘锡圭：《〈神乌赋〉初探》（《文物》1997年第1期，第52～58页）。）。 (5)兵书类，银雀山汉简中发现极多。 (6)数术类，如《日书》广泛见于九店楚简、放马滩秦简、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双古堆汉简、磨咀子汉简，此外天文方面有马王堆帛书的《天文气象杂占》，历算方面有张家山汉简《算术书》、敦煌汉简和居延汉简中的历书、算术书、九九表，卜筮有王家台秦简《归藏》、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和双古堆汉简《周易》，杂点有马王堆帛书《避兵图》，相术有马王堆帛书的《相马经》、双古堆汉简的《相狗经》、银雀山汉简的《相狗方》、居延汉简的《相宝剑刀》。 (7)方技类，马王堆医书内容极为丰富（注：参见马继兴《马王堆古医书考释》（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魏启鹏、胡翔骅《马王堆医书校释》（壹）、（贰）（成都出版社，1992年），李零：《马王堆房中书研究》（《文史》第35辑，第21～42页，后收入《中国方术考》，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未完待续）。 以上是对有关事实的报告，下面我们将着重考察这些出土古书对思想史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