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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官修目录中法律文献的类别 官修目录，是对国家收藏的图书进行整理后编制的书目，属于国家图书目录。中国历代的官修目录很多，但完整保存下来的很少。此处以宋代《崇文总目》、明代《文渊阁书目》和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为例，试析官修目录中法律文献的类别。 （一）《崇文总目》66卷，宋翰林学士王尧臣等人奉诏仿唐开元《四部录》而成，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每部各列小类，共45类，法律文献主要集中在史部“刑法类”。所列书目包括前朝及本朝的律、令、格、式、敕、事类、断狱、法要、律要等，共51部。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唐五代的法律，如唐代的《唐令》、《开元格》、《唐开元格令科要》，五代的《梁令》、《梁格》、《后唐长定格》、《天成编敕》、《天福编敕》等。第二，宋代的编敕，如《建隆编敕》、《太平兴国编敕》、《大中祥符编敕》、《天圣编敕》等。第三，历代的刑事法规，如《大中刑律统类》、《显德刑统》、《开宝刑统》等。第四，律文解释，如《律疏》。第五，狱讼刑案，如《疑狱集》、《断狱立成》等。史部列“刑法类”，其渊源来自《隋书·刑法志》。不过作为宋代官修目录的代表，该目录收录的律书以唐五代宋初为重点，是其明显的特征。除了“刑法类”所收律书以外，与之相关的法律文献，象涉及礼制的书归入“经部礼类”，法律思想论著归入“子部儒家类”，综合性的文献归入“子部类书”。对于古代职官制度的研究是法史学者十分重视的领域，特别是秦汉以前的官制，如《周礼》、《汉官仪》、《汉旧仪》都是重要的参考资料。在《崇文总目》中，这三部书却分属于不同的类别：《周礼》被作为礼制著作归入经书礼类范畴，《汉官仪》被作为官制著作归入“史部·职官类”，《汉旧仪》即《汉官旧仪》，却因该书中载有本注，划归“史部·仪注类”。显然，同一性质的书目，由于编撰官的审视角度不同，出现在书目中的类别也就不同。又如《龙筋凤髓判》，这是一部司法判例集，用唐代骈体文写成，具有法制史和文学史的双重参考价值，《崇文总目》则以它的文学色彩浓厚，将其纳入“集部·别集类”，可见侧重文献的价值取向也是类别划分的一个标准。 （二）《文渊阁书目》，4卷，明代大学士杨士奇等人编辑， 是一部被世人称作“潦草”的书目。但是因为该书目记载了一些元明散佚书的书名和册数，仍是明代官修目录的代表。在分类上以千字文排列，从“天”字到“往”字，共20号，50橱，下设诸多小类，打破了四部分类的成规。凡本朝的书目都归于卷首“国朝”门下，内容有大诰、会要、律令、官制、礼制等当朝的政书，对于研究明代的法制建设形成系统化的格局。有关律书大致四类：一是明代的基本法典，如《大明律》、《律令条目》、《律条》。二是关于明代监察制度，如《宪纲》。三是军事法规，如《军法定律》、《操练军事律》。四是以例补律的《大诰》。《大诰》是明代特有的法律形式，“国朝”类收入《御制大诰》数篇，如果研究明律以外的酷刑峻令，这是不可少的资料。而有关军事法律的书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对军事建设的重视。对于前朝的法律文献，《文渊阁书目》专设“刑书”类，收书的年代始自唐，止于元。比较突出的特点是，不仅收录了唐代至元代的传世法典，如《唐律》、《泰和律令格式》、《宋刑统》、《元至正条格》、《元刑统一览》等，还收录了律疏和注解，如《唐律刑统赋注解》、《唐律棋盘抹子》、《泰和新定律义》、《刑统赋注精要》。另外也收入了刑案狱讼和官吏执法案牍的著作，如《洗冤录》、《元折狱龟鉴》、《棠阴比事》、《百家备览》、《官民准用》。“刑书”类共收书36部，每部书下注明完整或残缺，有些同名律书藏有多部，这是书目的重出现象。《文渊阁书目》有关刑书的选录范畴，也是沿用了古代传统的法制观念，以刑法著作为主，但是疏漏失当之处不少。比如《典刑录》是一部有关刑法的专著，被归入“类书”。《庆元条法事类》是宋代的法条汇编，被归入“政书”。还有一些重要的法律文献，如《唐六典》、《元典章》等都集中在“政书”类。从《文渊阁书目》的划分来看，专设“国朝”一类，是为了突出本朝的地位。而法律文献的收录仅限于唐宋元明，不能贯通前史源流，又有归类欠妥的问题，说明该书目的主撰者对法律的认识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和局限性。 （三）《四库全书总目》，200卷，清代永瑢等人撰， 实际上是由纪昀总其成。该书是古代官修目录的集大成者，时至今日仍是最重要的书目。这部书以传统的四部为纲，部下分类，类设子目。每一类的后面附有“存目”，所收书籍是纂修官们认为价值不高，或内容对封建统治不利，不曾收入《四库全书》的。与前两部官修目录不同，不设专门的律书类别，法律文献相对集中在史部。史部下设十五小类，其中“诏令奏议类”、“政书类”、“职官类”是法律文献的主要类目，收止范围比较宽泛。“诏令奏议类”除了清代皇帝的圣训以外，收录了《两汉诏令》、《唐大诏令》、《名臣经济录》、《包孝肃奏议》等共39部。在“诏令奏议”类的存目里，又收录了《明诏制》、《明诏令》及奏议共90部。“政书类”下分通制、仪制、邦计、军政、法令、考工”六属，官颁律书仅收入《唐律疏议》、《大清律例》两部。在存目里又有《永徽法经》、《至正条格》、《明律》三部。从数量上来看，这样一部宏大的官书目，收录律书甚少，与该书规模不符。而在清人看来，“法令者，官注为律也。……《唐律疏议》，见世轻世重之源流；併恭录钦定大清律例，以昭圣代之法守。”也就是说，只有《唐律疏议》是考证古律的源流，而《大清律例》则是本朝具有代表性的法典，基于重宗旨的出发点，《四库全书总目》把其余的律书归入存目，一方面体现了清代法律正本清源的思想，另一方面因不能广收前朝律书割断了法制历史的流脉。在今人看来，收入存目中的诸多法律文献，是至关重要，不可忽视的。之所以该书目列入存目，明显地带有选择性，受客观因素的限制，为主观目的服务。然而与之相关的法律文献，“通制”和“仪制”二属就收录了43部，内容有会要、会典、通典、通制、通考、通礼，为研究典章制度提供了完整的线索。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库全书总目》的子部专设“法家类”，收录法家思想的论著5部， 有《管子》、《邓析子》、《商子》、《韩子》及《管子补注》。而《疑狱集》、《折狱龟鉴》及《棠阴比事》3书，也归入此类显然欠妥。 如果在书目中开设“刑法类”，狱政书目的归属会相对恰当。 从以上3部官修目录类别划分情况来比较， 我们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对于法令法规的类别认识趋于一致，其他律书有差异，比如《龙筋凤髓判》一书，《崇文总目》侧重其浓厚的文学色彩，归入“别集类”，而《四库全书总目》则把此书看成司法判例中的类书，归入“类书类”。又如《营造法式》一书，《文渊阁书目》因其内容涉及风物，归入了“古今志”，《四库全书总目》又以此书是官颁建筑规定，列入“政书类”。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差异，是和当时编撰者的法律意识不同，对律书的认识角度不同，通过书目所要揭示的意义不同有关，其中也不乏统治思想主流的局限。第二，历代对律书的收藏有区别。如前所述，3部官修目录中律书的数量和质量是不同的， 宋明两代比较重视，尽收当时传世的律书。到了清代，立法活动频繁，立法形式多样，立法文献相对更多，然而《四库全书总目》这样一部有影响的官目，所收律书不及宋明两代，至少可以说明清代官目对于律书的收藏不系统。第三，类别的设置体现了封建法律意识。“刑”是古代法典的通称，《崇文总目》和《文渊阁书目》均设立了“刑法类”或“刑书类”，这正是中国古代以刑法为主的法律思想在书目中的体现。 二、私撰目录中法律文献的类别 私撰目录，是指私人编辑的目录著作。我国古代很早就有民间藏书的风气，隋唐以后，私家藏书风气更盛。到了宋代，雕版印刷业得到发展，书籍数量剧增，私家藏书越来越多，于是出现了私人编撰的目录。有些私人藏书家同时兼有地方官职，得以博览公私藏书，因而编修的书目往往弥补了官修目录的不足，自来受到人们的重视。流传至今的私家书目较多，此处以《直斋书录解题》、 《百川书志》及《书目答问》3书加以分析。 （一）《直斋书录解题》，56卷，宋人陈振孙编。该书为解题性书目，不仅记录书名、卷数、作者、撰写时间、学术渊源，还介绍图书内容、评论人物、记录版本情况和分析图书价值，是中国古典目录学史上的一部重要目录。在分类上目录部分不标明经、史、子、集4部， 而是在所列类部之后总括所属。史部专设“法令类”，收录律书17部，数量不多，但内容多样。有官方颁布的法规律令，如《唐令》、《刑统》、《嘉泰条法事类》、《嘉定吏部条法总类》等。有关于驿递的规定，如《嘉祐驿令》。还有营建法规，如《修城法式条约》、《营造法式》，及记载州县差役的《役法撮要》，其他如《绍兴监学法》、将刑统、敕令总为一书的《刑名断例》等。从书目来看，主要是唐宋两代的律书，又以本朝律书为主。从收书的范围来看，涉及各个方面，具有一定的宽度。《直斋书录解题》还开设《诏令类》，收录了西汉至宋代的诏令3部，有《西汉诏令》、《东汉诏令》及《本朝大诏令》。 在《传记类》，也有不容忽略的资料，此类不仅收录了名人传记、出使见闻、言行遗事、事物本末等著述，还收录了3部刑名案狱的书目， 如《典刑录》、《折狱龟鉴》及《明刑尽心录》。显然，刑名案狱书列入“传记”不尽妥当。在类目的设置上，如果按照严格的归类，“法令类”本身就有一定的局限性，除了法规律令以外，其他的律书及有关法律文献就应另辟别类。如果像官修目录那样设“刑法类”，就可以将散见于他类的律书集中起来，更便于查检和研究。在这一点上，《直斋书录解题》具有私撰目录零散性的特征。但是，所收法律文献目录下的简略记述，可以追溯一书的源流，这是该书目的独到之处。 （二）《百川书志》，20卷，明人高儒撰。明代有影响的大藏书家很多，他们不拘泥于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在目录的编撰上多有创新。但是也有一些藏书家即以经、史、子、集分类，又增加许多新的类目，有代表性的首推高儒的《百川书志》。与其他书目相同，律书及相关法律文献相对集中于史部，史部又分若干小类。凡法规律令、监察制度、刑案狱政的书目都收在“法令类”，从唐代到明代共18部。本朝的律书单独列出，冠以类首，有《大明律》、《大明律例附例》、《大明令》等，代表了明代的基本法律，并显现出私藏律书的时代特征。其次，《宪纲》、《刑统赋》、《疑狱集》等都被归入“法令类”。仍然值得注意的是《龙筋凤髓判》一书，该书目既不侧重于文学的色彩，也不注重其类书的性质，而是从司法应用的角度，将其归入“法令类”。然而，这并不是一部法令书。以此看来，《百川书志》对于律书的归属问题，沿用了前朝私撰目录的类目，并随着立法的进程续增。虽然律书类目的称谓内涵偏窄，但是恰恰与古人对法律的界定相吻合，凡与刑法相关的律书统统纳入，无疑为求据提供了方便。与法律文献相关的子部“政教家类”，是《百川书志》的新增类目，主要收录有关官吏行为规范的著作，如《官箴》、《为政准则》、《风宪忠告》、《告条民要》等。“政教家类”的设置，把通常置于“职官类”的官箴书目分离出来，与职官制度的著作有所区别，在类别的划分上更趋细腻。但是，《百川书志》也存在类目混乱的现象，在史部“传记类”，不仅收入传记书目，还收入了官制书目，如《大唐六典》、《诸司职掌》，甚至于《大明会典》，显然这些书目应属法律文献与传记无关。 （三）《书目答问》，清人张之洞撰，完成于清光绪元年，是一部举要书目。该书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分类之外，还增加了“丛书目”，创立了古籍善本编目沿用至今的五分法。在法律文献的列目问题上，超乎前述官私目录，既不设“刑法类”，也不设“法令类”，而是独辟“法家”一类。所谓“法家”，不是指春秋时期的学术流派，也不是指深明法度的大臣，就其所收律书目而言，仅有《唐律疏议》、《折狱龟鉴》、《佐治药言》、《学治臆说》《龙筋凤髓判》、《牧令书》，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法家。其中有三部书是官吏的治民要略，内容多是处理民间词讼、访察案情等与法律相关，且是清人所作。以后范希曾又作《书目答问补正》，在《唐律疏议》下补唐代至清代的律书四部，有《永徽法经》、《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及两部律考《历代刑法考》和《九朝律考》。因此将《答问》与《补正》结合起来阅读，便可发现法律文献的收集数量并不算多，但也称得上是古代法律史上的精华之作，至少展示出了唐以后封建法典的顺承关系。其次，《书目答问》“政书类”的通制、古制、今制等分属，及“诏令奏议类”中，也有较为系统的法制资料。 概括而论，私撰目录与官修目录比较，录书具有随意性和零散性的特点。原因是私人藏书家各自为政，集书又多以各人偏好为主，所以藏书的质量和数量都是有差异的，律书也是如此，官方的法规律令收入甚少。其次，私撰目录具有鲜明的特征，即不仅注重律书的录入，同时注重阅读指导。如《直斋书录解题》开创了解题一体，《百川书志》创新类目并附简述，《书目答问》以举要见长。这些无疑对了解和研究古代法律提供了可行性。 三、史志目录中法律文献的类别 在我国古代的正史二十四史中，《汉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明史》六史具有艺文（或经籍）志。艺文（或经籍）志是史籍中的目录篇，出于修史者之手，属于史志目录。史志目录的实际价值超过官私藏书目录，在于录书丰富，考究源流，附丽史书，不易亡佚，所以一向受到史学家们的关注。 （一）《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史志目录的开端，东汉班固据《七略》而成。由于汉代以前法律书的数量不及后世，所以《汉志》中不设专门的律书类别。与法律相关的法家著作，如《李子》、《商君》、《韩非子》、《法家言》等归入“诸子略”。《汉志》的贡献不是法律文献的录入问题，而在于它开创了史志目录的体例，并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魏征编撰。《隋志》的问世确立了四部分类法，并在每部下设若干小类，使史志目录的面貌得到改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史部“刑法”篇录书三十五部，几乎囊括了汉代至隋代的传世律书。有张斐撰《汉晋律序注》、《杂律解》，杜预撰《律本》，蔡法度撰《晋、宋、齐、梁律》、范泉撰《陈律》、《陈令》、《陈科》，以及未著撰人的《周律》、《周大统式》、《北齐令》、《隋律》、《隋大业律》、《隋开皇令》、《隋大业令》，还有关于朝廷奏事、驳议、条制等相关文献，并在部类之后简要分析和阐述刑法的内容、意义及沿革情况。自《隋志》开始，奠定了史志目录“刑法”篇的基础，为以后各志沿用，这是体例上的改革和突破。从《隋志》收录律书的内容，我们可以清晰地缕出隋代之前立法活动的脉络，为法史研究提供了先行条件。就其所收律书的数量来看，已经大大超出了官私藏书目录，说明隋代对律书的收集是极为重视的。在“刑法”类以外的“职官”、“起居注”及“法家类”，也不乏可与律书互为参考的书目，这与其他目录著作没有异同。但是，《隋志》仍存在重复芜杂的问题，与法律有关的综合性文献“类书”也少有体现。 （三）《旧唐书·经籍志》（以下简称《旧唐志》），根据毋煚的《古今书录》撰成，分类以甲、乙、丙、丁四部，冠以经、史、子、集四录之首。《旧唐志》与《隋志》不无顺承关系，在《隋志·刑法类》律书录目的基础上，续录了唐代的律、令、格、式，增为51部。大致有三类：一是历代的律令格式，除《隋志》已录书目，收入本朝如《武德令》、《贞观格》等共14部。二是朝廷奏事、驳议、故事、决事，以汉代为主，如《汉朝驳议》、《汉建武律令故事》等。三是论律、释律，如《律略论》、《律疏》、《律解》。仅唐代的律书就占“刑法类”近三分之一，足可以印证唐代立法实践的特点。从汉代至唐代经历了一千余年，律书的收藏与流失在所难免，《旧唐志》所录律书有尽收于册的痕迹，法制源流清晰可见。在这一节里应该一并述及《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新唐志》）。《新唐志》与《旧唐志》的类别划分相同，“刑法类”的律书增加到61部，所增部分主要是唐代的律书。唐代律书共31部，占二分之一强。凡属官方颁布的敕令格式，都有提要说明参定人员和成书年代，据此可以充分认识唐代以敕令格式为主的法律形态，了解制定法律的人员构成，全面考察唐代法律的总体状况。 （四）《宋史·艺文志》（以下简称《宋志》），元脱脱等人编撰，取材于宋代四部《国史》。宋代的印刷业发达，史籍很多，体裁多样，法律文献丰富。史部“刑法类”收入律书221部， 在目录书中首屈一指。除了三十余部唐五代的律书以外，其余全部为宋代律书。内容有如下方面：一是宋历朝编敕，从宋开国至嘉祐年的编敕八部，如《建隆编敕》、《太平兴国编敕》等。二是敕令格式，主要是各部门有关事宜，如《礼部考试进士敕》、《熙宁编三司式》、《诸敕令格式》等。三是军政管理，如《官司俸马草料式》、《马递铺特支式》等，是厩牧、驿递的规定。四是狱讼刑案，如《断狱立成》、《谳狱集》等，是官吏断案的专著。五是私家注律释律，如《律令释文》、《刑统赋解》等，是热衷于律学者所为。六是官史执法要略，如《刑法要略》、《刑名断例》等。从《宋志》中宋代律书目显示的内容来看，涉及宋代社会各个领域的方方面面，小到凡女道士，大至官府法条，展示出宋代法律的基本形态。从律书的数量推测，宋代频繁制律，借以调整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这一概况也是显而易见。同时，我们还可以此归纳出宋代编敕及敕律并行的立法特征。然而，《宋志》也存在编目混杂，挂轻漏重的问题。比如《营造法式》归入“仪注类”，这是不准确的。 （五）《明史·艺文志》（以下简称《明志》），清张廷玉等人编撰。该志沿用四部分类法，主要收录有明一代人的著述。《明志》仍设“刑法”一类，收录明代律书45部，另有一部《唐律疏议》也收入其中。明代律书的内容大致有四类：一是明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如《大明律》、《大明御制大诰》、《问刑条例》等。二是私家注释的律书，如《律例辨疑》、《律例笺解》、《大明律释义》等。三是官吏读律的心得体会，如《读律管窥》、《读律琐言》、《临民宝镜》等。四是刑案狱讼方面的著作。以上所列书目构成明代法制的鲜明轮廓，就是以明代官方的立法活动为核心，形成地方官吏读律用律的规范，又有私家注律的风气推波助澜，体现出明代法制的时代特色。与其他官私目录不同的是，《明志》的“职官类”可与“刑法类”参照研究的法律文献较多。尤其是有关刑部的事宜，被收入史志目录的惟有《明志》一家。象《刑部志》、《刑部文献考》、《刑部狱考》、《刑部事宜》等，都是研究刑法史的重要参考资料。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国家机关的条例，如《工部条例》、《宪纲规条》等，也都是首次出现于史志目录的“职官类”。 需要提及的是，清代学者根据正史列传及艺文志，参考旧有的目录和资料，编撰完成了《续通志·经籍志》、《清通考·经籍志》、《续通志·艺文志》、《清通志·艺文志》，以及今人所撰《清史稿·艺文志》，形成清代的史志目录。更有许多学者对宋以后割断的辽金元三代正史补撰艺文志，撰著者达十家之多。特别是黄虞稷所撰《补辽金元史·艺文志》，和汉、隋、唐、宋史志目录一并收入清国家藏书目录《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使史志目录贯穿中国通史，法制文献的流传情况，法律的沿革问题，都在其中得到全面的反映。 综上可见，史志目录由《汉志》奠定了基础，至《隋志》得以发展，以后各志延续，这一发展过程，使史志目录受到重视，律书也被编撰官所关注，并作为一个类种有了固定的位置，法律文献的收集便成为不可缺少的步骤。因此，史志目录的类别特征也是极为明显的，与官私目录比较，从《隋志》开始法律文献被纳入“刑法类”，归属趋于合理化，并形成类目划分前后承袭的关系。但是，历代史志目录又以本朝律书为主，对前朝律书不能泛收，这是其不完善之处。 四、小结 中国的法制历史悠久，法律文献繁多，只有考察古典目录，才可以重睹法律文献昔日的辉煌。在历史的长河中，战乱、水火、管理不善及统治者的人为破坏，法律文献与其他书籍一样，也经历了流传聚散的曲折过程。除了史志目录随史籍一起步入今天，官私藏书目录修多剩少。概括而论，官修目录、私撰目录、史志目录的律书类别均自成系统，纵向形成顺承关系，横向形成独立体系。当然由于编撰官的地位不同，社会背景不同，附庸于统治者的意识不同，审视法律文献的角度不同，法律文献的归类也就不同。总体来看，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典章制度多见于经、史，法律思想多见于史、集，法规律令多见于史部。而其他属个人所著律书，则以不同的视角归属各异。与法律相关的文献类属差异较大。 【参考文献】 1.薛梅卿、叶峰：《中国法制史稿》，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2.罗孟祯编著：《古典文献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