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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分崩离析的战乱时期。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的八王之乱、南北朝各短暂王朝的频繁更迭，这动荡不已的局势使国家藏书遭到严重损失，学术消沉达于极点。然而对思想而言，由于政治干预的弱化，人们从传统文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形成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又一次思想活跃时期。多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汇，传统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开拓与创新成为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揭示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文化典籍情况的官修书目，不但敏感地反映出时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新特点，更借时代之风，完成了自身在书目史上最具意义的创新与转变，揭开了书目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这一时期的官修书目，见于记载的有17种（注：参见汪辟疆《目录学研究·官修书目表》，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第73－74页。）。这17部官修书目现在已无一幸存。我们今天研究当时的官修书目，主要是通过旁证资料：梁代阮孝绪的综合性私撰书目《七录》序及分类表；史书及零星的宗教经书目录中的记载；唐初官修史志书目《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这些旁证资料价值最大的首推《隋志》。《隋志》所著录的隋代政府藏书，基本真实地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政府藏书的主要特色。而且，《隋志》编目者特意运用附注法，揭示梁代以前的图书流通情况，这更增加了《隋志》的参考价值。综观这些书目的内容与形式，无一不体现着特定的时代精神。 一、多元文化的凝聚与开放 较之汉代官修书目对汉民族文化成果的整饬，魏晋南北朝官修书目，显示出一种多民族文化成果大融合的新特色。在这一融合中，一方面，代表传统文化的典籍图书，以其旋聚旋散的坎坷命运显示出传统文化强大的凝聚力，这股内在的力量，使少数民族征服者在文化上始终处于被征服的地位。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又以一种积极开放的姿态去吸纳其他异域文化的精华，从而更增强了传统文化自身的活力。反映时代文化成果的官修书目，正是这一时代多元文化凝聚与开放的结晶。 从当时官修书目编制的过程来看，虽说战乱连年，但各短暂王朝的统治者只要稍有宁日，便立刻对经籍图书进行搜集整理，把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养分，看作他们共同的财富，作为自己建邦立国的支柱与指南。在这一时期，整理图书、编制书目的工作，虽不免草率，却从未因战乱而长期停止过。不仅汉族统治者如此，少数民族统治者也不例外。天下三分的魏、蜀、吴时期，“魏氏代汉，采掇遗文，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注：参见汪辟疆《目录学研究·官修书目表》，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第73－74页。）。与曹魏鼎足而立的蜀、吴政权，同样不遗余力，争相设立东观以为国家图书馆，蜀以“博览群书”的谷阝正为秘书郎，掌管东观藏书；吴任韦曜为中书郎和博士祭酒，“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注：《三国志·吴志·韦曜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皆力所能及地对经籍图书进行搜集整理。西晋短暂统一，内部王位之争不息，外部各族反晋斗争不止，西晋政府仍是一方面集中前朝遗书，一方面又令各地献书，使“秘书监荀勗又因《中经》，更著《新簿》”（注：《隋志·大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以下未见出处的引文均见《隋志》大序。），整理著录国家藏书达29945卷。到东晋，历经“惠、怀之乱”，经籍图书散失惨重，政府藏书寥寥无几，而东晋王朝仍不放弃努力，以李充为著作郎，整理著录出仅有图书3014卷，编成《晋元帝四部书目》，并且继续不断地搜求整理。 南北朝时期，相对稳定的南朝，书目编制更为频繁。刘宋王朝，先有殷淳的《四部书目》，整理著录图书14000余卷。 稍后又有阮孝绪的《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著录图书14580卷。 随着图书数量的不断增长，又令秘书郎王俭编制《元徽元年四部书目》，著录图书15074 卷。享国仅23年的南齐政府，也令王亮、谢朏编制出《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著录图书18010卷。萧梁时期，是南朝图书整理编目工作的顶峰时期。“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在此基础上，编制出《文德殿四部目录及数术书目录》、《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发展到梁元帝，萧梁藏书多达十几万卷。然而江陵失陷，元帝将所藏图书全部付之一炬。陈朝虽也屡编书目，可考者有四部，但终因国力日衰，在藏书规模上再也没有赶上前朝。 令人瞩目的是，少数民族统治的北部地区，“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战乱更甚于南方，然而无论哪个少数民族的首领短暂登基，其上层人物都纷纷仿效南朝秘书监制度，置官定员对经籍图书进行搜求整理。如后赵首领羯人石虎，派国子博士到洛阳抄写石经，“校中经于秘书”（注：《晋书·石季龙载记》，中华书局1965年版。）。前秦首领氐族人苻坚不仅在宫中置博士传授儒家经典，还派人编抄书籍，以充书库。建立北魏政权的鲜卑拓跋氏，更是积极推行汉化，先后三次进行图书搜集，并编制出《魏阙书目录》，以此为依据到南朝借书，卢昶的《甲乙新簿》就是当时图书整理的成果。北魏分裂以后，后齐统治者“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注：《隋志·大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以下未见出处的引文均见《隋志》大序。）。后周时期，其初仅有图书八千余卷，后不断搜寻，最终达到一万五千余卷。 在这样一个分裂动荡的时代，编目之频繁，仅见于记载的官修书目就有17种。其数量之多，不亚于任何一个太平盛世。从这些书目所著录的图书数量来看，可说是参差起伏。西晋的《晋中经簿》著录图书29945卷，是这一时期官府藏书的最高峰， 比班固所记的西汉藏书之盛的《汉志》多出一倍多。但这一高峰在不到半个世纪后的《晋元帝四部书目》中猛然跌落到3014卷，十不存一。又历经一百多年的聚散辗转，到梁代《文德殿四部目录及术数书目录》中，藏书数量又迅速回升到23106卷，接近于《晋中经簿》高峰时的藏书水平， 在《晋元帝四部书目》的3014卷基础上增长了七倍多。如此猛跌猛增，其速度之快，在我国书目史上实属罕见。这些书目，不仅在著录图书数量上起伏较大，在编目质量上也差参不一。北方少数民族统治区，他们对汉文化典籍的整理毫无根基，因而编目工作远逊于南方各朝，今可考见的书目仅两部：一部是为搜寻图书而编制的《魏阙书目录》，另一部是类目不全的《甲乙新簿》。南方各朝则以西晋及梁朝成绩最为显著，他们分别编纂的《晋中经簿》及《文德殿四部目录及术数书目录》，是这一时期书目编纂水平与特色的代表，前者开书目四分法之先，又首附佛经于四部之后。后者将数术书单独立类，创书目五部分类法。魏晋南北朝官修书目中图书数量与编目质量的起落悬殊，不仅体现出这一战乱时期图书整理的艰难与执著，更体现出传统文化强大的向心力。 从这一时期官修书目著录的图书对象而言，较之于汉代官修书目，政府收藏图书的范围明显扩大。在传统图书的基础上，更将注意力投注到外域文化成果的吸收与介绍，并将它们容纳到传统图书类目之中。以《隋志》为据，经部小学类，著录有鲜卑语五卷、鲜卑语十卷、鲜卑号令一卷（周武帝撰）、婆罗门书一卷（附注梁有扶南胡书一卷）、国语十五卷、国语杂物名三卷、国语御歌十一卷、外国书四卷。编目者在小序中对它们进行解释道：“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经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又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这些图书的内容都是对外域语言文字的介绍。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最大的障碍当然是语言，因此对不同语言的沟通，是开放的时代最迫切的要求。又史部地理类，著录有佛国记一卷、游行外国传一卷、张骞出关志一卷、外国传五卷、北荒风俗记二卷、诸番风俗记二卷、突厥所出风俗事一卷。其足迹远涉中国西北部陆路所及之地。这些西行见闻，记载了那一时代人们对西方的了解与社会的开放。子部则著录了许多外域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如子部医方类，著录有龙树菩萨药方四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西域波罗仙人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婆罗门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乾陀利治鬼方十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四卷、龙树菩萨和香法二卷、龙树菩萨养性方一卷，等等医书。热爱生命的中国古人，很早便累积了丰富的中医经验，然而他们并不囿于传统经验，而是积极地吸取外域医学的精华，以此来完善传统中医科学。又子部天文类，著录有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天文一卷、婆罗门羯伽仙人天文说三十卷、摩登伽经论星图一卷；子部历数类，著录有婆罗门算法三卷、婆罗门阴阳算历一卷、婆罗门算经三卷；子部兵书类，著录有杂匈奴占一卷，等等。这些不同类型的有关外域科技文化成果的介绍，皆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与完善了传统书目的内容。特别是对西域佛教经典的著录与介绍，更将外域的宗教思想推向中国内地，并使它很快在这片宽松开放的沃土之中扎下根来。《隋志》统计的佛经总数多达1950部、6198卷，大有喧宾夺主、欲与传统儒家经书争一高低的架势。《隋志》中所反映的这些外域文化成果，正是民族融合时期文化开放的必然结果。 二、儒学独尊的因袭与偏离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剧烈动荡，人们思想产生极大的变化，传统儒学遭到全面的挑战与冲击。官修书目，则由于官方意识的渗透，极力维护儒学独尊的统治地位，而儒学失落的事实又不可避免地在官修书目中同时反映出来，传统儒学独尊的因袭与偏离，构成了这一时期官修书目的又一时代特色。 就儒学自身的发展而言，频繁的战争，带来了人口数量的锐减，这促发了人们对人生问题的重新思考。据公元263年与280年的两次人口统计， 曹魏人口数为4432881 ， 蜀汉人口数为940000 ， 孙吴人口数为2300000，三国人口总数只有7672881。晋武帝统一全国后，人口总数也只有16163863（注：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这是中国历史上人口最小的一个统计数。人生短促，朝不保夕，传统儒学无法回答许多诸如此类的现实问题，而各朝统治者又好恶不同，如魏武好法术、魏文慕通达等，儒学获取名利的致用功能完全丧失。儒学自身的发展，更走进了层层相因、步步抄袭的死胡同，正如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所言：“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注：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7页。）。《汉志》斥之为“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记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儒学自内而外已完全丧失了原有的活力与吸引力，文人学士们纷纷抛弃儒学，转而玄谈。而佛、道二教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正好迎合了世人的心理，并得到统治者上层的支持，很快兴盛起来。思想观念的变化，导致学术研究重心的转移。佛、道经书的数量很快赶上并超过传统儒家经书，对历史经验的重视，又使史书迅速发达起来，而原有的儒家经书却在这失宠与战乱中不断散失。“永嘉之乱，《易》亡梁丘、施氏、高氏，《书》亡欧阳、大小夏侯，《齐诗》在魏已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孟、京、费《易》亦无传人，《公》、《谷》虽在若亡。”（注：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0页。）儒家经书在各类图书中的领先地位已不复存在。 面对现实图书的变化，揭示时代文化主流现象的官修书目，在客观记载时代文化成果的同时，不顾学术重心的转移，极力挽回日渐失落的儒学的统治地位，一如既往地将儒家经典首列在各类图书之先，并且这一影响波及到私撰书目的编制，使当时所有的书目无一例外地成为传统儒学的捍卫者。创始于汉代官修书目的尊儒模式，已不再包含图书本身的主次，而纯粹成为一种观念的宣扬。当时现实图书各类数量的对比，我们可以从仅存的《七录》分类表与《隋志》中的统计数看出。《七录》虽为私撰书目，但广采博收，力求全备，其著录的图书，可作为当时现实图书情况的重要参考。 《七录》著录图书的顺序及总数分别是： 经典录591种710帙4716卷 纪传录 1020种 2248帙 14888卷 子兵录290种553帙3849卷 文集录 1042种 1375帙 10755卷 术技录505种606帙3746卷 佛法录 2410种 2595帙5400卷 仙道录425种459帙1138卷 《隋志》著录图书的顺序与总数分别为： 经部627部5371卷 集部554部6622卷 史部817部 13264卷 道经377部1216卷 子部853部6437卷 佛经 1950部6198卷 这一对比清楚地表明，虽然儒家经典首列书目第一，但儒家经典数目仅为佛教经书的四分之一，并大大落后于史部、子部图书，与集部图书不相上下。这无疑反映了儒家学说在现实生活中的失落，而官修书目对儒家经书的极力抬举，只能证明，对历代统治者而言，儒家思想作为加强统治的工具，其政治功能始终无以取代。以梁武帝为例，梁武帝佞佛到屡次舍身佛寺，有菩萨皇帝之称，但谈到治国经天下，他则另有所见，他曾下诏：“建国君民，立教（儒教）为首。……宜大启痒敩，博延胄子，务彼十伦，弘此三德，使陶钧远被，微言载表。”又说：“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辟馆，选次以之。”（注：《梁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 魏晋南北朝统治阶层在书目编制上极力树立儒学的权威形象，并且不辞辛劳，以帝王之威，亲自对儒家经典进行阐释与宣扬。仅考于《隋志》，这样的著述就多达十多种。易类：周易大义二十一卷，梁武帝撰；周易义疏十九卷，宋明帝集群臣讲；周易讲疏三十五卷，梁武帝撰；周易系辞义疏一卷，梁武帝撰；书类：尚书大义二十八卷，梁武帝撰；诗类：毛诗发题序义一卷，梁武帝撰；毛诗大义十一卷，梁武帝撰；礼类：礼记大义十卷，梁武帝撰；中庸讲疏一卷，梁武帝撰；制旨革牲大义三卷，梁武帝撰；乐类：乐社大义十卷，梁武帝撰；乐论三卷，梁武帝撰；春秋类：春秋序义疏卷，梁简文帝撰；孝经类：孝经义疏十八卷，梁武帝撰；孝经义疏五卷，梁简文帝撰；论语类：孔子正言二十卷，梁武帝撰；长春义记一百卷，梁简文帝撰。帝王的表率行为，对社会上层文人产生广泛的影响。皮锡瑞《经学历史》记载：“世传十三经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郑君笺《毛诗》，注《周礼》、《仪礼》、《礼记》；何休注《公羊传》；赵歧注《孟子》；凡六经，皆汉人注。孔安国《尚书传》，王肃伪作；王弼《易注》；何晏《论语集解》；凡三经，皆魏人注。杜预《左传集解》；范宁《谷梁集解》；郭璞《尔雅注》；凡三经，皆晋人注。以注而论，魏、晋似不让汉人矣。”（注：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89 年版，第163页。）与经学大盛的汉代相比，魏晋人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在数量及质量上皆不亚于前朝，《隋志》所著录的经部书籍六百多部，五千多卷，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为当时文人所作，可见其用力之勤。 然而，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就图书总体而言，儒家经学的失落已是难以挽回的事实。西汉时期，儒家经典是文人学士们研究阐发的唯一对象，东汉虽稍有改变，但范围极小，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局面便完全打破，对各家学说的研究雨后春笋般兴盛起来，仅见于《隋志》所载，对儒家以外文献的阐发就有一百三十余种。史部不仅有正史，也注及杂史、专史，如郭璞的《穆天子传注》，《山海经注》，挚虞的《三辅决录注》；子部的注释涉及了儒家、道家、纵横家、兵家、医学、小说家、天文家、历算家等，如王肃《太玄经注》、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向秀《庄子注》、乐一《鬼谷子注》、曹操《孙子兵法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史崇《天文注》、郦道元《水经注》、徐岳《九章算经注》、全元起《皇帝素问注》；集部则涉及了楚辞类、别集类、单篇作品的注释，如释道骞《楚辞音》、刘杳《离骚草木疏》、裴津《山涛集注》、郭璞《子虚、上林赋注》、薛综《二京赋注》（注：参见董洪利《古籍的阐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此外，还涌现了大量佛经注释。历来被儒家等级观念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作品，《隋志》也进行了著录与揭示，仅集部所载，便有汉武帝班婕妤集一卷、梁班昭集三卷、妇人集二十卷、妇人集钞二卷、杂文十六卷（为妇人作）、晋江洲刺史王凝之妻谢道韫集二卷等等，较之《汉志》，其数量大有扩展。 各学科的兴盛，又产生出各专门学科的专科书目，以数量而论，佛经专科书目最多，今可考见的就有四十多种（注：参见乔好勤：《中国目录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 文学专科书目其次，仅《隋志》所载就有五部，还有道经书目与书画书目。然而却没有一部专门的儒家经书书目。 纵观魏晋南北朝现实图书情况，儒家经典的主导地位已极大动摇，但在统治者主持的官修书目中，其独尊地位却摇而不倒，并自始至终处于书目编制的首位。 三、官修书目的开新与主导地位的失落 官修书目以“官修”的优越性，在各种类型的书目中理应处于主导开新的领导地位，然而在这一秩序紊乱的特定历史时期，官修书目虽然照例开创书目编制潮流，却失却了原有的主导地位，影响力反在私撰书目之下，形成了书目史上官修书目发展的第一次低谷。 就文化环境而言，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由紊乱走向秩序、由探索走向成熟的建设性时期。随着社会的巨大变迁，传统思想与学术都有了新的发展，现实图书情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西汉开创的书目编纂方法，不但六类的划分与现实图书难以吻合，其序、提要的纂写，在这一特定的动荡时期，既无物力的保障，更无时间的许可。面对这些具体的现实情况，官修书目率先摆脱传统，尝试新的书目编制方法。考虑到史部图书的激剧增长、诸子之书的逐渐散亡、佛道经书的大量出现，一方面对图书的分类进行重新调整，以适应现实图书情况的四分法加附录的形式代替原有的图书六分法，一方面又对图书的评介进行简化，突出其工具性、账簿性功能。这一尝试始于魏《中经》，因其顺应潮流，为各朝官修书目相沿不改。这一时期可考的17部官修书目，除专科书目外，全部都是四部分类书目。《隋志》记载当时改革的情形：“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勗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记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佛、道经书则以附录形式收录于四部图书之后。《晋中经簿》首附佛经，梁阮孝绪《七录叙》后《古今书最》记载：“《晋中经簿》，四部书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万九百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佛经书簿少二卷，不详所载多少。”到《隋志》，这一著录方法完全定型。先列经史子集四部，后附道佛经书，成为这一时期书目编制的主要方法。魏晋官修书目开创的仅记书名卷数，“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的简明四部分类法，不再以探本求源、考辨学术为目的，而致力于对图书本身的登记与著录，以揭示与检索图书为首要任务，虽然学术品味有所降低，但书目的基本职能，工具作用却大大加强，这无疑是对传统书目功能的一次冲击，并开创了书目史上与学术性书目并行发展的账簿性书目编制的潮流。 官修书目对书目编制从分类到著录形式的开新，虽然“秘阁以为永制”，但私撰书目却并不响应。一方面传统《七略》的分类方法影响犹在，另一方面“官修”的影响力在这一特定时期不免力所难及。成书于刘宋年间的私撰书目王俭的《七志》和梁代私撰书目阮孝绪的《七录》，从内容到形式都紧步西汉《七略》，掀起一股与官修四部书目相抗衡的复古高潮。分类上，他们将《七略》之“七”模式化、神圣化，有意忽略《七略》实乃六分图书的事实，极力宣扬“七”的形式。《七录序》谈《七志》分类：“以向、歆虽云《七略》，实有六条，故别立图谱一志，以全七限。”从而构成经典、诸子、文翰、军书、阴阳、艺术、图谱七大类别。阮孝绪的《七录》，实际上也只是五大类，即经典、纪传、子兵、文集、术技，为了达到“七”的目标，强将当时作为附录的佛经与道经图书算作二类，从而凑成七大类别。在图书著录上，他们一反官修书目简单账薄性著录方法，对与图书相关的内容进行适当阐发。《七志》评述各类图书的内容及分类意义，“作九篇（外加附录佛、道经书）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注：《隋志·大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以下未见出处的引文均见《隋志》大序。），又受当时品评人物之风的影响，“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注：《隋志·大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以下未见出处的引文均见《隋志》大序。）。《七录》同样“总括群书四万余卷，皆讨论研核，标判宗旨”（注：阮孝绪：《七录叙》。），对记录图书形式和内容的重要情况进行揭示，并且成就更在《七志》之上。 在中国古代，“官方”总是代表着权威，其行为当然就是人们遵循的准则。王俭、阮孝绪的私撰书目，却置官修书目的编制方法于不顾，一味追求复古，以个人之力，在收书数量、著录方式、分类组合上别具一格，取得了完全压倒官修书目的学术成就，成为当时读书人参考使用的重要工具，影响远在官修书目之上。 【参考文献】 [1]汪辟疆著：《目录学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 [2]乔好勤著：《中国目录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 【作者简介】钟瑛，华中理工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