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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较《初编》增加了十多万字内容，读者由此可以了解到更真实的冯友兰。这里仅举例作为说明。如上所述，冯友兰没有坚持记日记的习惯，但可以通过他短期的日记看到一些情况。学界周知，冯友兰的韧性和涵养、毅力与定力都是非凡的，但这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炼成的。1920年1月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几年来日记时辍，犹可诿曰人事牵掣也。今离父母，别妻子，远来此异邦，为求学也，宜勇猛精进，艰苦卓绝，持之以恒。此本日记为练习有恒之心之一端，此本日记若不记完，非人也。”由此可看，冯友兰是靠自己的努力造就自己，无论是在学识方面，还是在性格方面。为了提高效率，合理利用时间，1931年1月14日，冯友兰在《清华校刊》刊登启事：“为节省时间，拟于每日上午在秘书处办公，下午在文学院院长室预备功课。同仁有事与友兰接洽者，如非必要，请于上午见访，幸甚。”其工作勤劳可见一斑。据任继愈和冯锺璞回忆，抗战八年，冯友兰在颠沛流离之中，在教学行政之余，发愤著书，像一部开足马力的写书机器，《贞元六书》就是夜晚在昏暗的菜油灯下写成的。 在学术志向方面，冯友兰用“阐旧邦以辅新命”总结自己一生的学术活动。他解释说，“旧邦”指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新命”是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其核心则如西南联大校史研究专家易社强指出，“冯友兰对新儒学家思想要旨和现代工业化主题的有机调和”，而这种调和“使国民党保守派颇为满意”。长期以来，冯友兰为此而遭到一些人的批评，很多人以为冯友兰在讨好国民党。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在维护联大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方面，冯友兰毫不逊色于他人”。1940年6月10日，因春夏之交陈立夫以教育部部长身份三度训令联大务必遵守教育部核定应设的课程，使用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新规定，联大教务处以致函联大常委会的方式，驳斥教育部的三度训令。教授会推举冯友兰起草。其中说：“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此，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若何之处，仍祈卓裁。此致常务委员会。”此函上呈以后，教育部也就没有强迫联大遵照要求统一教材、统一考试，联大仍然秉承“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原则，由教授们自己编写讲义、组织考试。这是西南联大的传统，也是冯友兰的主张。 （作者为南阳师范学院汉文化中心冯友兰研究所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