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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战争打乱了社会与个人的秩序。1937年11月，史语所从南京撤退到长沙再到昆明，1941年初再次播迁到四川宜宾李庄板栗坳。陈寅恪1937年11月随校从北平撤退到长沙再到昆明，家属则安顿在香港。史语所与陈寅恪都历尽颠沛流离之苦。1939年陈寅恪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为汉学教授，1940年因欧洲战事，航路阻隔，无法远赴英国，困在香港。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陈寅恪陷入危险之中。他贫病交加，到处筹措逃离的旅费。更为严重的是，日伪文化组织诱逼他入彀。在陈寅恪一家最困难的时刻，傅斯年伸出了救援之手，并提升到为国家保存读书种子的高度。 1941年12月10日，傅斯年一连发出三个电报给当时在港的杭立武（行政院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陈寅恪和中研院重庆办事处王毅侯，先垫款四千元，救助陈寅恪一家飞离香港到重庆（《遗札》第868函）。当时国民政府派飞机前往抢运，但陈寅恪不是政府要员，没有列入抢运名单，这次营救没有成功。 1942年1月11日，傅斯年又致电朱家骅（中研院代院长），建议他抓紧时间与驻港的情报机关联系，救援陈寅恪离港（《遗札》第879函）。 1942年4月，陈寅恪请离港的熟人陈汉带口信给杭立武，请国内给予接济。傅斯年于4月14日致函杭立武：“……兹拟将寅恪兄一月至六月份薪俸共六百元先行转去，倘无问题，弟再向好友集凑，续转较大数目。顷已函托王毅侯兄将款送上，即烦我兄代汇陈汉君。寅恪兄在港，终非长久之计，弟亟拟接其来内地，正在设法中。”（《遗札》第908函） 陈寅恪一家最终逃离香港，救援的过程颇为复杂，其中傅斯年、朱家骅出力最大，显示出中研院作为政府部门的办事实力。但陈寅恪到桂林后却遇到全家筋疲力尽、自己病痛缠身无力再往前走到达四川史语所驻地李庄的困难。1942年6月下旬，陈寅恪请傅斯年帮忙在广西大学谋得教职。事后傅斯年在致叶企孙（中研院总干事）函中说：“寅恪就广西大学之聘，弟不特未加以阻止，且他来信派弟写信给杭立武兄，弟即照办了。弟一向之态度，是一切由寅恪自决，彼决后，再尽力效劳……但求为国家保存此一读书种子耳。”（《遗札》第955函）这是傅斯年第二次称誉陈寅恪为“读书种子”。从1923年翩翩留洋到1942年漂泊困顿于西南之际，历经二十年的人事变迁，傅斯年对陈寅恪的基本态度仍未改变。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说乃叔平生敬仰的只有蔡元培、胡适、陈寅恪等少数几个人，看来是有根据的。回到“读书种子陈寅恪”这个话题，书种本人固然令后人高山仰止，那发现、呵护书种的人，也应位在伯仲之间啊。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