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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1928年受命创办史语所时，确立了要与法国、日本汉学争胜，要把汉学中心从法国、日本移到中国来的目标，制定了“请名家”的进人方针，自然会想到具有这方面硏究实力的陈寅恪。而陈寅恪对傅斯年新史学的视野境界、理念方法也颇为欣赏，欣然接受聘任。1928年9月20日，傅斯年致函陈寅恪：“本院院长蔡先生聘先生为本研究所研究员，恳请许诺，感荷无置。查历史的语言的材料聚集北平者至多，整理发明端赖博学如先生者。不维冒昧，敢烦先生常川住在北平，以便从事整理。闻先生于内阁大库中颇得重要史料，有意编辑，又得数种文书之蒙古史，思考校之，无任欣佩，颇思早观厥成，以树研究史学之表仪，至于推此项及其它。先生在北平工作之用费，如抄写之费及助员之费等，自当由本所担任，因出版由本所任之也。又本研究所之研究生须分附研究员名下，以便指导其工作，或烦请先生担任此项研究生一人或三人，至感高谊。先生本是清华学校研究院教授，有常川住校，当由本院长函致清华学校校长，请其许可。先生改住北平，至少可以在北平每周住数日，以便从事上列工作。至于因此而先生在清华任务减少，当由本院退还清华。先生在清华所领薪俸之一部从先生在北平开始工作日起算，凡此种种，如荷同意，请即示复。”（《遗札》第43函）这封信比较重要，故全文引录。它使我们获知陈寅恪被史语所聘任的事由过程，陈寅恪薪金的处理方式，陈寅恪在北平城内租赁住房的背后原因。 陈寅恪积极响应加盟史语所这个学术团队后，为史语所办成了两件大事。一是购置“八千麻袋”明清内阁大库档案。1928年10月初，陈寅恪从上海返回北平后，即着手与在天津定居的原藏主李盛铎联系洽谈。一度颇为纠结，主要是卖方要价、买方筹资和存放房屋棘手。陈寅恪不得不放下不管闲事的身段，与傅斯年函电往还，与卖方周旋较劲，处理各方关系，终于在半年内，使这批重要文献在与燕京大学、日本满铁的竞争中落户史语所，为“国宝”没有外流和史语所掘得文献材料的“第一桶金”作出了贡献。使原定八个组之中的史学组有了重要工作内容，并因此加快了史语所从南疆迁往北国的步伐。 二是为史语所迁移北平的办公用房奔走尽力。他先打“御史衙门”（都察院）公廨的主意，最后相中北海静心斋。1929年3月到5月，陈寅恪不断向傅斯年、杨诠（中研院总干事）报告与外交部洽谈接收静心斋详情。杨、傅指示陈寅恪“先占静心斋再图发展”。一个“占”字，意蕴多重，历练丰富的人阅后当会心莞尔，同时也透露出史语所当年在北平立足不易。总之，陈寅恪在上司的支持下，稳妥搞定第二件大事。 1929年6月，史语所从广州迁入北海静心斋，将原计划的八个组缩编为三个组，即第一组（历史组），陈寅恪任主任；第二组（语言组），赵元任任主任；第三组（考古组），李济任主任。三个组主任实际是三个学科的带头人。既是组主任，就得理事。但陈寅恪在史语所的身份有点特殊，他不是在史语所坐班的专职研究员，而在清华大学、史语所两边任职，这就与史语所的规章制度发生了冲突。平衡的结果，是傅斯年采取一种变通破例的办法，对外陈寅恪是史语所专职研究员兼第一组主任，对内实行兼职研究员一百元的薪金标准。 历史组是史语所的“头块招牌”，故傅斯年尤其重视，组内事务，小事他自己办理，大事则与陈寅恪商量。1935年进史语所的陈述回忆：“寅恪先生不常到研究所，但所里的事，特别是第一组的事，还是经常关注、指导。”他不仅处理历史组的事务，对史语所的事也很上心，常发表自己的见解、建议。如1929年9、10月间，第三组在河南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时受到当地政府、民间的阻扰，陈寅恪到傅宅谈此事，提出四点看法。10月23日傅斯年致函李济：“寅恪昨来谈，其言颇有可采……寅恪虽古怪，然官场情形，中国社会，实比吾等透彻也。”（《遗札》第101函） 1933年春，史语所因平津时局不靖，执行中研院集中各所于首都的计划而南迁上海，次年再迁南京。但第一组因整理内阁大库档案，尚有一部分人留在北平。傅斯年因在北大兼课，也常在北平。故从1929年到1937年6月这八年，陈寅恪与史语所的关系稳定正常，他在史语所兼职的局限还不是太明显。他在城内有住宅，清华校园也有居所，两边都不误事，有时还代理所长事务。1930年10月20日，傅斯年致函蔡元培：“请准假两星期，在请假期内所有应行职务由陈寅恪代理。”如果不是抗战爆发，陈寅恪这个在清华、史语所两边理事的模式会长久保持下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