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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藏的第三个版本的《甲申三百年祭》，系人民出版社于1972年初出版，32开。其时“文革”尚未结束，故这个版本被称为“文革版”。“文革版”的《甲申三百年祭》再鲜明不过地凸显了时代的印迹：封面为标志性的红色，书名字体为黑色宋体，居中竖排，由右向左翻页，内文为简体字横排，扉页前摘录一段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的文字，题为“毛主席语录”：“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些文字都是醒目的黑宋体，这是当年凡摘录“毛主席语录”必用的“流行式”。 再一与以前其它《甲申三百年祭》版本不同的是，1972年的“文革版”还加了一则简短的“出版者说明”，印于扉页、版权页之后，目录页和正文之前。其中写道：“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四四年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曾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又说：印行这篇文章的目的，‘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最后特地表明：“这次重印，作者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正文结束后，则有作者郭沫若新加的“附识”：“此文以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刊出，连载四日。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专门写一社论，对我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尴尬相是很可悯笑的。” 就像1944年延安和各解放区印行《甲申三百年祭》，不可能是郭沫若本人策划和推动一样，1972年初再版《甲申三百年祭》，肯定更不会是当时已处处火烛小心的郭沫若本人所为。如果没有相当层面的人物首肯，这本小册子决无可能在此时再版问世。而察诸历史，“文革版”《甲申三百年祭》发行之际，恰是不久前震惊世界的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不久。至今不得而知，这二者间是否有什么瓜葛和联系？所以笔者很盼望，这篇小文的发表，及三个不同时期出版的三个版本的《甲申三百年祭》书影的披露，能促成相关当事人、知情者，就“文革版”《甲申三百年祭》出版的幕后故事，或作口述，或撰写文章予以揭秘，从而把这一段不平凡的历史记录下来，留于后人评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