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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提出三个相互关联的观点：一，所谓主观与客观性的争论源于混淆了认识论和本体论上的区别：二，功能是和观察和使用者相关的：三，包含构成性规则的集体意向性是制度事实的基础。具体来说，认识论上的主客观指的是一种判断属性，而本体论上的主客观指的是存在方式的特征。由于我们日常语言陈述中往往包含两者，所以经常导致歧义。比如说伦勃朗的画比达·芬奇好的陈述中，虽然该陈述说明画的存在的客观性，但是主要涉及人们主观好恶的判断，而美术商威廉·布尔是画家伦勃朗好朋友则是不同的陈述。这个事实依赖于伦勃朗的主观判断。其次，塞尔认为社会事实性质特殊。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是一个不依赖我们意识的事实，可以当做一个“无情事实”；而王羲之把一块玉石当成镇纸石这一个事实则稍稍不同，他给石头施加了镇纸的功能。人类生活中大量工具具有的功能都是与使用者或者观察者自身有关的。把一个自然物做成工具，并非人类特有。猴子也用树枝采集果实。但是，有些事物的功能则是人类社会独有的。比如纸币。在物理性质上，十元人民币只不过是纸片，和树枝没什么区别。但是它作为纸币功能上就和树枝不同。后者是个人施加的，而纸币则需要获得集体赋予。塞尔指出这些“功能的实现不可能仅仅以物理学和化学为依据，同时还需要持续的人类合作。这种合作的特殊形式即是对被赋予功能的新地位的认可、接受和承认，这就是人类文化的一切制度形式的起点。”这些集体的赋予功能会产生较为抽象的构成性规则，这些构成性规则如果用公式表达，可以写为C条件下，X算作Y。人们对这些规则的遵循，久而久之，就逐渐积淀成为制度。类似货币、地契等等都是依赖于各种制度维持其真实性和有效性，因此，塞尔把这些统统名之为制度事实。那么，为什么人类会有集体认可呢？塞尔的解释是，这是由于人类的心智具有集体意向性。他把集体意向性看成不同个体做不同行为来完成集体的目标。集体意向性如此重要，以至于他声称“在连接物理学和社会的这座桥上，集体意向性是最重要的一个跨度；而在创造社会实在的过程中，在这座桥上所进行的决定性的运动是集体地有意向赋予那些存在物以功能。”总之，在逻辑上，集体意向性维持了制度，而制度决定了社会事实的真实性。 约翰·塞尔跨界研究绝非票友之作，所构建的社会实在理论别有新意。他本人非常自信，觉得自己的言语行动理论就像是奥卡姆剃刀，一清二楚地澄清了让社会科学家深感困惑的问题。但是，他高深的哲学思考往往使得他轻视社会科学学者的贡献。他的书中很少引用社会科学学者的理论和观点，其实这反而削弱了他的解释力。以塞尔最喜欢引用的货币为例。他一直无法解释早期货币产生背后的集体意向性是如何形成的，可是一百多年前维也纳的经济学家们——门格尔和米瑟斯就相当有说服力地解释了货币的起源。此外，塞尔的用语，逻辑严密却过于平实，并不像乔姆斯基那样生动，所以他的著作影响在社会科学界有限。可是，我们如果因此忽略他的《社会实在的建构》却是因噎废食。塞尔的思想魅力不仅在于深邃的形而上思考，更是因为它凝结了最新的认知科学进展。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脑神经科学的突飞猛进，人类的认知科学发生了革命。传统上形而上的哲学问题转化成心理学问题，心理学问题又化约为脑神经问题。塞尔的社会本体思考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是最新认知科学在反思社会科学的本质。这些新的知识革命是如此之快，我想十年之后塞尔的思想差不多就会放入哲学思想史中展览，而他竭力主张的社会本体客观性决定于集体意向性说不定会被脑神经科学更为客观的测量所取代。这一切谁知道呢？不管如何，处于时代变革中的我们，岂能避开新知识挑战，又岂敢落伍新科学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