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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民党员。作者在《自序》中说自己努力挖掘材料，“如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圣陶先生和夫人胡墨林在共产党人的劝导下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并把他们的居所仁馀里二十八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这些史料是我在图书馆泡了一个月，从当年上海的《时事新报》上找到的”。但遗憾的是，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叶圣陶的思想状况，书中并没有详细的叙述，隔了几页就写传主“把国民党党证撕得粉碎”了。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了解到叶圣陶不仅当过社会党党员，还曾加入国民党。 四、热烈拥护“文化大革命”。这是我此前毫不了解的。从第三十七章可知，“文革”期间，叶圣陶日复一日恭恭敬敬地抄读毛著，认认真真地学习党报党刊，非常自觉地“站队”，旗帜鲜明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比如，刘少奇挨批后，叶圣陶在1967年4月1日日记中就表示：“若刘（即刘少奇）者，诚宜斗倒都臭，而若戚本禹此文，确能奏斗倒斗臭之效，既听广播，又观报载全文，为之称快。”仅此一例，可知叶圣陶的“一颗红心”。 当然，本书其他佳胜处甚多，兹不赘述。然而，这部传记也不无可议之处。洋洋三大卷一百余万字，处理传主将近一个世纪的漫漫人生长途，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通读下来，感觉对传主的脾性把握不够，形象仍较模糊，对时代风云的理解也谈不上透彻，基本上浮于浅表，离传记“知人论世”的境界差距尚远。全传刻意求全，对文学作品的分析过多，篇幅过长，几乎每部集子的每篇作品都不放过，缺乏取舍和提炼，导致全书的连贯性大打折扣。另外，全传利用材料比较单一，基本上是传主本人的作品和叙述，不少地方缺乏批判的眼光，影响了其深度和厚度。 本书作者商金林先生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自1975年北大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后，就和“叶圣陶”这个名字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么多年来孜孜不倦埋头叶圣陶研究，先后完成《叶圣陶年谱》《叶圣陶传论》《叶圣陶年谱长编》，自有其贡献。这部《叶圣陶全传》虽存在一些不足，但读者开卷自能获益。 □罗不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