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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为何大于法 在原始文明中，小圈子是承担责任的基本单位，人性融化在共性中，个体“自我”受压抑，难以觉醒。 一次交通事故，某司机轧死了部落儿童。要平息纠纷，只能运输公司老板出面，因为在部落人眼中，肇事者不重要，“当家的”才重要。在“熟人”说和下，死者父母要求老板带全体员工登门道歉，他们必须当场痛哭，哭得足够真诚才能过关，当然，还要附加物质赔偿。 对于受害者，他们需要的是加害者理解自己的感受，宁可损失物质利益。对小圈子来说，关系大于公正，而修复关系，就要以共同感受为基础。有的部落在战争中落败，父兄被杀，自己被轰走，可他们回到原地时，竟会心安理得地给战胜者送礼，在他们看来，这就叫和谐。 靠关系不靠法律，所以杀人和盗窃的并无区别，只要关系修复，再大的罪恶也会被宽容。 人道灾难催生了国家 没有法律，捕猎-采集文明战争不断，年均死于战争的人口达0.36%，远高于上世纪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0.15%）。 战争死亡率高，因为经年不断，全民参与，对于俘获的老弱妇女，一律虐杀。他们也有人性，他们对子女的照顾远多于现代人，给予更大自由空间，很少责罚他们。但天性之爱不足以约束“抱团的自私”。戴蒙德认为，正因为部落间征战不休，才催生了国家，国家依法收缴个体的施暴权，达成长时间和平。 这或者能解释，为何每次王朝颠覆都会引发惊人的人道灾难，小民们只好接受一个新主子。新王朝未必好，但在更坏的威胁下，大家别无选择。不论涂上多少神圣油彩，这其实是捕猎-采集文明向前延伸的通用逻辑，为了生存，人人都要杀人，最凶的就成了共主，成了坐稳奴才的后代们口中的“祖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