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国地权——中国五千年土地制度变革史》刘正山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48.00元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勾勒了方向。《决定》明确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等等。鉴于此，我认为，刘正山博士的新著《大国地权——中国五千年土地制度变革史》尤为值得关注。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给该书的推荐词，“该书对我国五千年来的土地制度变革的历史进行了梳理，辨析变革背景，分析成败缘由，总结得失。并与海外土地制度改革进行比较分析，结合我国当今的土地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对今后的土地制度改革提出政策建议。目前，土地改革史论之作，均集中于近现代。该书对于填补古代土地改革历史研究的空白，对今后我国的土地改革，具有积极参考意义。 在五千年的农耕社会中，土地是农民的生产资料。而到了工业社会后，人口的迁移和集中，使土地从生产资料变成经营性资产。前者需要在皇权、士绅、有地农民和佃农之间合理配置耕地、林地、宅地、公益地，才能求得有效率的产出，并使社会安居充裕和稳定；而后者则需要土地因规模经营、城市化和工业化形成的增值和衍生利益，在农民、政府和用地商之间合理分配，分享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刘正山博士的这本书，分析了中国五千年土地分配合理与不合理，以及与之相连的动荡历史过程。 阅读该书，我发现，处理围绕土地引起公权与私权的关系是千古难题。早期的土地制度安排，西方国家与中国大致相仿：即公田与私田并存。比如古巴比伦王国的《汉穆拉比法典》，是世界上迄今完整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部法典，其中的规定显示，当时的土地区分为公田与私田。然而，后来的制度演化路径大不相同。中外土地制度的历史分岔，大致上是梭伦（Solon）的改革（始于公元前594年）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鲁国的初税亩改革（也始于公元前594年）开始的。“初税亩”实际上是说鲁国开始对“私田”收税。 中国，特别是秦汉以来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变革（均田制、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地等等），多与财政等因素相关（即所谓税源、粮食和兵源），并未将土地制度安排与保护庶民的财产权利联系起来。西方国家的土地制度改革，大致是赋予土地产权人相对完整的产权。即便是英国的土地产权安排，也以永业权和租业权来保障土地占有者的权益。与此对应，共和制度相继建立，从政治上保障了公民的土地等财产权。 那么，未来的中国土地制度究竟如何安排？至少，在土地产权这个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上，应当在“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上作出实质性的推进。在书中，作者也讨论了当今的土地热点，如土地财政、粮食安全、土地换社保等等，从更宽广的视野予以剖析，并结合历史、横向的国际经验及中国当今现实，提出了一系列颇有创建的政策建议，比如要“改变政绩考核，以国民福祉为执政核心”（破除GDP崇拜和土地财政）；区分永业权与租业权，将农民土地产权“做实”；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允许农地的“出让”等等。 总之，该书展示了与众不同、让人兴致盎然的土地制度变革史。它不局促于某个学科，跳出土地看土地。书中有精微的考证，宏观的观察；有自古至今的纵向比较，跨越中外的横向研究；有大胆的理论创新，切实的决策参考。阅读该书是一次有趣的探索之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