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些国人出现了这样一种心态：不去观察外国，却只看外国人是怎样评论中国的人、事、物，凡被外国人点头的人、事、物，乃至进入外国人眼球的中国的人、事、物，都认为是好的，并由此产生了美滋滋的感觉。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我对这些国人的这些感情露出了鄙视的眼光，乃至出现了憎恶的情绪，认为决不能以此作为判断中国人的人、事、物是非的标准，我们不仅应欢迎外国人研究中国，中国人也当了解乃至深入地研究外国的人、事、物。至迟，我在吉林大学开办考古专业的时候，就已有了深入研究外国考古学的追求。杨建华教授走到西亚考古学研究与教学，与我有着直接的关系。作为工农兵学员的杨建华还在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学习的时候，我就看中了她的英语能力，产生了毕业后将她留下来攻读外国考古学的想法。1978年，在我的坚持下，她留校工作，但让她专攻外国考古学，是两年后才付之于实践。1980年下半年，我安排杨建华去新开工的白燕遗址工地作学生的实习辅导工作。在寨疙瘩发掘进入后期，又在白燕村旁的棉花地新开了一发掘工地，安排她主持这一工地的发掘工作。这些工作的安排，无疑是为了让杨建华过好田野考古关，练就田野考古硬本领。1981年上半年，根据吉林大学和美国罗格斯大学的协议，诺曼·哈蒙德到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讲授玛雅文化，我便安排杨建华担任翻译，目的是让她了解外国人是怎样研究考古学的，并锻炼考古专业的英语能力。1982年春，我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杨建华要报考我的硕士研究生，经过我同她的商量，便将她的研究方向确定为西亚考古。为什么让她搞西亚考古呢？这得慢慢道来。一是我个人和杨建华个人的原因。还在1956至1957年间，我就认真地读过前苏联通讯院士考古学家吉谢列夫著作的《南西伯利亚古代史》，20世纪50和60年代，又广泛地阅读过苏联学者著作的中亚、蒙古和西伯利亚的一些书籍，1965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当时吉林大学总支书记李木庚在历史系组织了一个我任组长的东北考古组，任务是搜集前苏联考古学者奥克拉德尼科夫的一些反华言论，并撰写反驳他的言论的文章。奥克拉德尼科夫是从考古学方面来进行反华的，因此为了搞清楚他反华言论的依据，就得同时研究他涉及的考古学本身的及与其相关的东北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状况。这样，除了上述两项任务外，我又为东北考古组增列了研究前苏联的东西伯利亚、滨海州和我国东北考古这一任务。通过我个人这一经历的体会，同时考虑到当时直接到国外学习、研究外国考古学难到几乎不可能的情况，就形成“由内到外”“由近及远”研究外国考古学的主张。至于为什么没有按照我这一主张安排杨建华的研究方向，是因为我虽涉猎过蒙古、西伯利亚、滨海州和中亚地区考古学资料，但这方面知识仅仅是碎片式的，缺乏基本系统的乃至大致轮廓的认识，当然没有能力指导研究生攻读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考古学。同时，又由于杨建华不懂俄语，不能阅读有关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考古资料。二是安排杨建华以西亚考古为研究方向的直接原因，是当时中国考古学的形势和杨建华本人的英语能力。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亚考古得到了巨大发展。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推行的自我封闭政策，使我们对这方面情况毫无所知。改革开放以后，林志纯教授一马当先，将西亚考古学成就介绍到了中国，引起了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关注。到底西亚考古学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我当时急切求索并求回答的问题。杨建华英语很好，又经历过中国考古学的严格训练，且我又能为她找到林志纯这样权威的教授对她进行指导，这样，在这主、客观条件下，她便成为进攻西亚考古学合适的人选。提到林志纯教授，我得多说几句话，以表达我对他的深切怀念。林志纯教授已于2007年逝世，享年97岁。他是我的史学前辈，还在学生时代，我就读过他的著作。我到吉林大学任教后，到东北师范大学拜访的先生，第一个便是林志纯。他比较看重我，20世纪80年代邀我为他的研究生授课，提挈为编印世界古典文明丛书的发起人和编委，以及担任中西古代文明辞书撰稿人及编委，于20世纪90年代，他又聘我为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研究所名誉教授。我一直敬重他的为人与治学。他是一位单纯的学者，生活简朴，思维敏捷，精力旺盛，却不问他事，一生只知教学与研究。他学贯中西，早先研究过中国史。20世纪50年代发表过涉及郭沫若史学观点的论著，遭到郭沫若的痛斥，从此以后便转入研究世界史了。自20世纪50年代后，他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创造了两个高峰，一是在20世纪50年代，他和到东北师范大学讲学的前苏联学者共同办了一个世界古代史研究班。二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在东北师范大学先后成立了西亚、北非、欧洲上古史研究室和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所，在许多领域推动了对中国考古学、中国古代史和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的重新研究。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他又回归到中国古代史学领域，对中国古代文明展开了研究。我能请到林先生和我能跟随林先生一起共同担任杨建华硕士研究生导师，既是杨建华的福祉，也是我的荣誉。我对杨建华的学术指导，仅是如下几点，一是要扎进原始资料中去，二是要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即考古学文化谱系论的视角解析西亚的古代文化，三是从遗存、时、空这三维或人、遗存、时、空这四维的观察与比较去解读西亚古代社会结构的变迁，而直接贴近西亚古代的学术指导，则全是林先生的工作。杨建华就在林志纯教授指导下开始了她走向古代西亚研究的征途。快32年了，杨建华终于向读者呈献出《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这部著作，报告她在研究古代西亚征途中已走到哪一路程。直面这本著作，我要说的则是：这本著作不是像中国的某些世界史学者所写的，其实是外国学人著述的世界史的译编，也不是国外学人研究两河流域即西亚的核心地区考古与历史所结出的成果的综述，而是以主流的中国考古学人所擅长的考古学文化分期和创造的考古学文化的文化的谱系分析的研究方法，解析了两河流域已发现的大量考古学文化资料，同时汇集了杨建华对众多国外学人论著的梳理，是一部中国考古学主流学人多年研究外国考古的成果专著。这部著作阐明了两河流域及其相关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和诸考古学文化乃至其期别的时、空框架，并在这一基础上，从遗存、时、空这三维，或人、遗存、时、空这四维观察到的差异、矛盾和关系的比较研究中，观察出来的两河流域经济、文化和社会组织及社会体制的演进旅程，进而对两河流域走向文明社会和形成的文明社会做出了规律性探讨。然而，杨建华没有将她的这一著述停滞在专著之中，而是力图写成既让大学考古专业学生，又让大学历史专业学生，还让对考古学和历史学感兴趣的具有大学文化水平的朋友都能看得懂的著作，为此，她在著述思路和文字表达诸方面下了不少工夫。我看她在这方面的努力没有白费，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可以说，实现了深入浅出，将为这书争取到更多的读者。杨建华成功了，我32年前的愿景通过杨建华的实践得到了体现。在我主持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期间，杨建华是被我安排的第一个研究外国考古的学人，在她之后，我又先后安排了徐光辉和冯恩学两位年青学人分别研究朝鲜及日本考古学和前苏联西伯利亚考古学。徐光辉于20世纪90年代已去了日本。关于安排他研究日本及朝鲜考古一事可说半途而废，令我遗憾！可喜的是，他在日本却发展了自己，加盟和推进了日本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并为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冯恩学仍在坚持，并做出了相当的成绩。我离开吉林大学后，吉林大学考古系添加了研究西伯利亚和蒙古考古学的潘玲。通观中国，可认为是研究外国考古的中国学人也就是这么几位。至今吉林大学仍是研究外国考古学的唯一的中国重镇，但也仅是局限在西亚、蒙古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而已。在全球化的今天，目视或想到我国研究外国考古的这样的状况，不仅心觉孤寂，也身感凛冽。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为杨建华这一著作作序，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写序的首要原因。（本文摘自《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之序，略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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