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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上海图书馆建馆六十周年，《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终于付梓问世了。我们既为之庆幸，又不免忐忑。庆幸的是，此书早在编撰《中国古籍稿抄校本图录》时已纂就初稿，但好事多磨，历经十多年方觅得修订出版机会，曩昔所费心血总算未付诸东流。又幸在此期间，我们于版本目录之学续有学习与实践，此番通过增补厘订，不仅内容愈加丰富，质量也有所提高，则“多磨”不无益处。忐忑的是，闭门所造之车，出门是否合辙，即其总体上能否达到有功学术、便利研究之初衷，尚待读者评判。 偌大一部书，仅冠以一篇简短弁言，似不相称，实经三思。盖其资料本已精彩足珍，若增附冗言繁词，不啻续貂之狗尾，徒令读者生厌。不过，此书虽由公家发布，毕竟含有编纂者个人理念，诸如编纂之旨意，问题之发现与处理，似应向读者作必要的说明，故另撰本文，以为交代。 一、版本目录重在鉴定版本 题跋流行于宋。宋人别集中，“题跋”一门所在多有，为便利用，明季常熟汲古阁主毛晋纂录宋人题跋二十余种刻入《津逮秘书》，遂导专辑前人题跋之先路。然而毛氏所刻诸编，多为题识字画墨迹、金石碑版之词，关涉书籍者几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的人文现象与学术特点。 书籍之题跋盛行于清代，此据现存古籍题跋大都清人所为盖可知晓。究其根本，乃清代汉学勃兴，致目录、版本、校勘之学得获长足发展而演为显学。汉学家们整理古籍，由群经而至子史集类，莫不以辨别真伪为要务，于是检目录、择版本、施校勘成为治学之必需。每得一书，有所发明，便缀语题识其上，或叙版本异同，或辨字句讹误，或阐著书旨意，或述撰人仕履。而风气所及，又不局限于专门学问之家，但凡喜好蓄书贮本之士，皆有撰写题跋之雅尚。出于不同旨趣，其题跋于藏书之源流，刻印之精粗，流传之多寡，价值之贵贱，乃至攸关书事之友朋交往、经济生活等也每有论述，内容极为丰富。 乾嘉以还，伴随版本目录学之进步，为顺应时需，辑刻书籍题跋蔚然成风。迨至清末，公共图书馆踵接成立，大部分古籍由私庋转为公藏，惜乎迄今为止，大陆各类公藏图书馆鲜有纂辑馆藏善本题跋予以流布者，未餍人们研究之需求。 三十年前，台湾“中央图书馆”曾发布《善本题跋真迹》四册，因当时两岸睽隔，多年以后才幸获该书，摩挲不忍去手。我们注意到，读者于该书的关注焦点，普遍停留在大量题跋原始文献之上，并没有意识到其于版本目录学领域之创获。该书从根本上说是一部版本目录，这从清代某些载录题跋的藏书目录中可寻得其脉络，但它一改以往编目只有文字著录、辑录题跋只有释文的旧习，采用以图版形式编纂古籍目录，令人耳目为之一新。过去的古籍目录，或囿于客观条件而未能准确揭示原书版本面貌，或因未见原件而难辨题跋之真伪、难明系著者手迹抑或他人过录。故这部真迹影印本不特为读者提供第一手数据，亦是鉴定古籍版本与名家题跋之实证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艳羡之余，每思仿而效之，尽早将上图的善本题跋公诸于世。 视一部没有解题的古籍版本目录为学术成果，是否有点自恋？现在有人甚至包括一些图书馆人，认为编纂版本目录并无学问可言，充其量不过是书皮之学而已。确实，由于工作性质与现状，图书馆员目前尚无条件像大学、研究所那样将主要精力用于专门学术研究，杂务而外，在日常从事大量基础整理编目工作中，只能摸摸书皮，难能从容浏览研究，说懂书皮学实在也是受到抬举。何况古籍浩博难穷，经眼之书仅九牛一毛，识见有限；有的版本即便置于案头，也未必能看明白。但如果因此而否认古籍版本目录是一门不易掌握的学问而轻忽之，其结果可能是，编目者流于孟浪，难以编出有质量有特点的目录；使用目录者陷于无知，辨别不清目录之优劣，贻害其于文献之利用。 作为一名老编目员，我在工作中常思考一个问题：当代编制古籍目录，从哪方面能有所突破，体现出时代特点。思来想去，觉得利用前所未有的信息条件，在前人基础之上，对版本进行更为准确的鉴定与著录，是吾侪应奋发努力之正务，也是版本目录之学发展的重点所在。 以往的古籍目录，种类不一，功用也自不同。最为人们关注与首肯者，是合符章学诚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尤其是具有这种功能的综合目录。具体而言，这种目录对古籍有着合理的分类，并辅以序录文字（或称解题、提要）加以阐发，便于读者对书籍的利用。因此，目录学家一直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圭臬，并将分类之法当作编目重点与主要研究对象。根据章氏之理念，《四库全书总目》无疑是一部迄今为止相对完善的综合目录。因其在总结利用历代目录分类成就的基础上，因书制宜，制定了更为合理的分类法。从今人将“古籍”予以断代，赋予“主要指1912年以前书写、印制之书籍”含义的角度，可以认为，古籍的分类法到了《四库全书总目》已经定型，且为人们普遍接受。因为自乾隆至今之古籍目录，除个别如《孙氏祠堂书目》之分类标新立异但鲜有响应者外，几乎都沿用四库分类之法，即或有所变通（诸如有历史影响的现代大型联合目录《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终究未脱离其根本。由此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当分类法无需作颠覆性的变更，不再成为编目的主要问题，而后来公私目录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成就又难以迈越《四库全书总目》时，目录学家失去了新的研究对象，再如何殚精竭虑也难有发明。那么，编目者与利用目录者对现在的古籍编目工作不以为然，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有一桩极为要紧之事是绝不能忽略的，那就是版本鉴定。古籍目录真要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境地，除对古籍予以合理的类分、撰写序录以阐述学术源流之外，还应对版本予以准确的鉴定著录。如果古籍版本的来龙去脉未明，其文本的面貌不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又从何谈起。而以往的公私目录，或多或少存在着疏于版本鉴定著录问题，可是许多人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当然也不会真正明白版本学及版本目录的功用。 目录学家们一谈到版本学、版本目录，即便不追溯至西汉刘向的《别录》，也会将宋人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当作始祖，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似乎未认真思考过，为什么从宋末直至明代中后期长达三四百年的历史时（上接第1版）期中，公私目录几乎都未效法尤氏之目著录书籍的版本。任何学问的发端、形成与传承、发展，皆有实际需求与研究对象。当书籍的版本流传呈现错综复杂，导致源流不清、真伪莫辨之状时，人们开始注意鉴定考订版本，版本之学随之发端，编纂目录者意识到著录书籍版本的必要，而该时间约在明代后期而非之前。彼时鉴定与著录的对象主要是宋元旧刻，尤其是宋版，一是宋版已成稀见之物，二是有伪造宋版出现。可以说，版本学的发端与鉴定研究宋版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同样对书籍版本的关注，刘向《别录》抑或尤袤《遂初堂书目》，以及其他宋人目录著录版本，主要是出于校勘方面的需要，属于校勘学范畴，与明末以后逐渐形成、发展的以鉴定版本为主旨的版本学、版本目录性质是不同的。有的人对此缺乏认识，又疏于版本学实践，遂片面认为明清藏书家目录著录宋元旧本只是一种收藏珍稀文物之炫耀，丝毫体会不到其鉴定版本的时代意义、成就与对学术研究所作的贡献，因而对当今版本学及版本目录应当如何发展，也难免陷于盲目。 版本之学真正流行，版本目录成为专门，是在清代。清初的版本目录以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为典型，对后来藏书家注重版本、藏书目录著录版本有着重要影响。但在当时只有朱彜尊等少数学者青睐于斯，整个藏书界并未形成风气，不著录版本的简式目录仍复不少，遑论踵接钱氏的版本赏鉴之作。这是因为，在官本位的社会里，若无官方认可与导向，学术即或有创新之迹象，也难以成型发展，更不可能成为主流。直至乾隆嘉庆间，官方的《天禄琳琅书目》及其《后编》先后问世，藏书之家才纷纷仿效，真正成就了“版本目录”这一门类，从此以后，官私编制藏书目录，无论繁简与类别，著录版本成为必需，至今沿袭未变。 虽然，自版本目录成为专门之时起，官私编纂的目录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在版本鉴定考订与著录上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以人所推崇的《四库全书总目》来说，尽管《天禄琳琅书目》被收入《四库全书》，但《四库全书总目》于版本考订远不如《天禄琳琅书目》用力，甚至可谓忽略。该目录大致在书名、卷数之下仅记录底本来源，不直接著录某书确切的版本；有的提要因出自翁方纲等考据家之手，间或有版本考证，但更多的提要对底本的版本面貌往往不置一词（这里主要指《四库》三个来源之一的各地采进之本），反映出《四库全书总目》未在版本鉴定考订上下工夫，存在对底本不加甄别选择的情况。如宋陈襄《古灵先生文集》，明明有孙仰曾进呈的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陈辉刻本（今藏上海图书馆），却弃置不顾，采用了讹夺颇多的别本。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馆臣为撰写提要而无视版本面貌。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序录》中指出：“馆臣随取一本以为即是此书，而不知文有异同，篇有完阙，以致提要所言，与著录之本不相应。如宗懔《荆楚岁时记》，提要所据为《汉魏丛书》本，而《四库》所收，则《宝颜堂秘籍本》也。”如果说这种率尔以别本撰写提要的现象早已为学术界所诟病，那么另一种为写提要而肆意删削原本文字的情况，则以前很少有人注意。明眼人都清楚，纵使是专家，要在短时间内写出一大批有见地的书籍提要，殊非易易。实际上，《四库全书总目》的有些提要系参考前人相关著述写成，并非馆臣的发明，这自然可以理解。有的提要乃径据原书的序跋、凡例等文字编缀而成，此法本来也无可厚非。但为了加以掩饰，抑或避免提要与原书序跋、凡例等出现文字重复，馆臣居然对原书进行随意删削而不据实抄录，这就淆乱了底本的原始面貌，导致《四库全书》文本的不确定性。如宋曾肇《曲阜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底本用的是清康熙曾思孔刻本（今藏上海图书馆），该本前有康熙六十一年（1722）李灏、曾俨两序，明永乐十年（1412）曾棨旧序，以及本传、目录，文渊阁本皆不抄录，而其提要实即据诸序写成。尤其是对曾肇著作历来传本的叙述，皆抄自曾俨序文，非馆臣考证所得。此外，该书为曾肇裔孙曾俨等编纂，名《曾文昭公集》，馆臣随意将书名改作《曲阜集》，使其传本面貌不清，同样是版本目录忌讳的做法。 窃以为，《四库全书总目》生发这些轻忽版本的现象，主要并非馆臣的认识不足，而是其背后存在他们难以克服的原因。须知鉴定考订与著录版本乃至撰写提要，得花大量精力与时间，谈何容易。而编纂《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原本是一项紧要的“政绩工程”，迫于时日，不得从容。这从现藏于澳门中央图书馆的翁方纲撰写的提要原稿（有2000年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影印本），也可看出仓促行事之端倪，其几乎没有时间考订版本，而撰写提要之业又与每天接收各地进呈之书同时进行，难度之大，恐神仙也会束手。故有意无意地避开版本考订，忽略文本的可靠性，实在也是出于为敷衍皇命而因陋就简的无奈之举。如果真以为馆臣之识见未到，将责任全往他们身上推，那便是后人的无知了。因此，揭示《四库全书总目》的缺陷固然必要，但目的是为避免今人治学及编制书目可能出现重蹈覆辙的现象，而非刻意批评以纪昀为首的编纂人员。 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之中。因《前编》之书于嘉庆二年（1797）遭回禄之灾，彭元瑞等奉敇复据宫中藏书编撰《后编》。《后编》之书现存世尚多，其中不少明代翻刻之本，《后编》皆著录为宋元本。如潘重规先生旧藏的明本《详注东莱先生左氏博议》，《后编》作宋本（笔者曾于2007年受沪港文化交流协会之托，赴香港鉴定潘先生遗藏）；今藏南京图书馆的明本《前汉书》，《后编》作元本（前几年评审《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时所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须知彭元瑞等专家乃当时官方眼中的一时之选，其鉴定版本水平在清代虽称不上顶尖，但毕竟掌握国家资源，见多识广，偶尔看走眼固属难免，若接二连三出现鉴定失误，甚至是较为低级的失误，则不能不使人怀疑，是其故意为证明《后编》所收之书无论数量与质量皆超过《前编》，从而取悦乾隆皇帝。他们如此不顾惜个人学术名声，想必也有说不出的苦衷。只是这种错误不仅是对反映当时版本学、版本目录最高成就之玷污，还贻害后人，至今仍时有以讹传讹的现象发生。 对此，乾嘉以来的版本学家门有着颇为清醒的认知，由于他们大多为藏书家，以自己的藏书与经眼之书校核前人的目录（包括《四库全书总目》、《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便发现许多版本的鉴定著录存在问题，于是潜心版本鉴定考订，正讹纠缪，为古籍整理与研究，为版本目录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其中尤以黄丕烈、傅增湘等最为著名，其鉴定版本水平之高，令人钦佩。 然而，世上轻视版本学实践者也不乏其人。与黄丕烈同时代的洪亮吉，在其《北江诗话》中唐突地发了一通藏书家类分考订、校雠、收藏、赏鉴、掠贩五等的议论，明显地褒以钱大昕、卢文弨为代表的考据、校勘家，贬以黄丕烈为代表的版本学家。这让那些不重实学、喜好空谈者似乎有了理论依据。平心而论，洪氏以诗文名家，版本之学非其所长，其置清代的考据校勘与鉴定版本于截然对立之境地，且不顾客观，妄分等地高下，只能说明他于文献整理，于钱、卢、黄等人各自治学特点及其功用的无知。我们不清楚他所发议论的背景，却不能无视其言论之负面影响。 已故版本目录学家潘景郑先生尝言：“目录版片，辅车相依。鉴赏装潢，虽不离乎骨董，而校雠考订，犹端赖夫旧椠。故耻言版刻而高谈簿录，诚非折衷之识。……叶氏《书林清话》论版本详矣，罗陈虽宏，实征攸待；可备掌故，靡以考镜。”（见《明代版本图录初编·跋》）又跋明本《盐铁论》云：“郘亭审辨版本固非能事。尝读所著《经眼录》一书，其所称宋元本，误者不胜枚举。即此九行十八字之明本，余曾见之，字体轮廓固与寻常正嘉本迥异，无怪郘亭之诧为宋本，郋园又从而和之，更误其藏本为涂祯本，混淆莫衷一是，并世藏家聚讼纷纭。迄藏园胪列群本，而涂刻之真伪始辩。盖实验为真，空言无以取胜耳。”（见本编）表面上看，这是潘先生对莫有芝、叶德辉的批评，实际上是对学术领域中存在的一种轻慢版本鉴定风气的抨击。这种不良风气，即源自洪亮吉对以黄丕烈为代表的版本学家的贬低，自以为学有专长而高自标举。其流毒之深，甚至传染当代。现实中就有这样的人，从未编过目录即以专家自居，不能辨识版本居然信口雌黄。此类现象很可能对版本目录学的实践与发展造成危害，我们不可掉以轻心。 迄今为止，学术成就最为卓著的版本目录，乃《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该目录始纂于1977年，全部出版在1995年。这部目录的编纂背景，是为了落实1975年周恩来总理“要尽快地把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出来”的指示。该目录的主编顾廷龙、副主编冀淑英、顾问潘景郑等前辈，皆为饱受十年“文革”之苦的著名版本目录学家。他们既将编纂此目视为实现周总理的遗愿，同时亦视为他们一生最为重要的版本目录学实践。其所具有的工作激情与无私的奉献精神，又是当代人所极为缺乏的。 数十年过去了，冷静客观地回顾与分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存在的问题，对我们当前的相关工作，对版本目录学如何发展，或许同样会有所启示。由于受到时代局限，至少有两个因素导致这部目录的质量尚未达到前辈们的初衷。一是，因为要“尽快”，结果一部有大陆700余家单位参与的大型联合目录，多达近14万部书的著录卡片竟然在1980年即汇总于北京，也就是说，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善本的全国普查。现在我们不难认识到这种求快有欠科学，因为各地收藏单位的基础整理工作不尽完善，编目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递交的目录卡片存在问题五花八门，但在当时，这些负面因素几乎被人们求快的高涨热情所掩盖，造成了之后按经史子集分类编校乃至最后总校工作的无比艰难。二是，除却普查工作的先天不足，当时物质条件极差，个别大馆尚能提供书影，而许多单位连一台复印机都没有，比对版本遂成了奢望。若非冀淑英等前辈具有丰富的经验并最终为之奋斗了18年，难能取得历史性成就。然而，出现版本鉴定与著录错误终究难以避免。 如今，人类社会早已进入互联网时代，别说书影易得，甚至流传在海外的珍稀古籍都有机会看到原本，则修订《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成为可能。遗憾的是，现在讲“政绩”、趋利益的风气犹如危害生命的雾霾，怎么也驱之不尽，从官方到业内人士，鲜有意识到修订《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学术意义，即便有所认识，又有几个人愿意象前辈们那样甘于作长期奉献呢？于是编纂目录往往只是停留在简单抄撮前人成果的层面，不思进取，乃至以讹传讹。有的人甚至振振有词：即使有错，也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之错。这种毫无事业与责任心之行为，想必九原之下的前辈也不会原谅。 当我们不能左右客观而又欲在版本目录方面有所作为时，只能埋首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遂将编纂此书视为版本目录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实践。之所以强调此书是一部版本目录，除形式而外，关键在于版本鉴定与著录。而版本鉴定与著录之准确与否，如果仅依赖书首所列的分类简目予以体现，读者未必能真正了解；倘若读者用此简目比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相关著录，恐怕更会疑窦丛生。因此，除题跋真迹而外，每种复冠以原书书影，希冀能收“实验为真”之效。诚然，台湾“央图”的《善本题跋真迹》已冠有原书书影，我们只是延续了这种做法。但同样在台湾，2008年傅斯年图书馆出版的《馆藏善本古籍题跋辑录》就没有原书书影；而大陆当前的古籍普查，也为快出“成果”，将原定普查数据中应有的书影项目随意删去。可见，许多人对书影这一鉴定古籍版本实证数据的重要性并没有充分的认识。而一旦离开原书书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譬如本书所收录的袁克文跋本《四书章句集注》，袁氏定此书作宋本，实为元刻本；孙星衍跋本《蔡中郎文集》，孙氏谓此书“正德时锡山华坚活字板本”，实乃据兰雪堂铜活字本影刻；叶德辉跋本《韦苏州集》，叶氏谓此书北宋胶泥活字印本，易培基亦误以为真（见易氏跋明末余怀刻本《韦苏州集》），实为明铜活字本；邓邦述跋本《韦苏州集》，邓氏称此书为宋本，实乃明刻。类是者尚夥，如不置书影，读者不明其书之真实版本面貌，难免听信于题跋，那么此书的学术价值会逊色许多。因此，有无书影，决定了此书学术含量的高低与功用的多寡。然而，编纂此书最难之处也正是由于冠有书影，其于鉴定版本不易之沉重分量，是专事从目录到目录的编纂工作或学术研究所感受不到的。先哲有言：“实事是正，多闻缺疑。”因此，在修订以前错误的同时，我们同样恳请读者能通过书影指正本书的鉴定与著录错误。 二、对原著录的修正与存疑 本书《凡例》有云，“本编各书之著录，含书名、卷数、著者、版本及批校题跋诸项，凡有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之著录相出入者，系重加考订所作之修正。有疑问但暂无确凿依据者，则从旧著录而不轻改，用括号注明存疑。”必须指出，这里强调《善目》，是因为上海图书馆的馆藏古籍目录没有正式对外发布，读者对上图所藏善本的了解，通常根据《善目》。但实际上有一批馆藏善本由于各种原因《善目》未著录（在本书《凡例》中已作交代），而被收入此书，因此，编纂此书的过程，是对所收录的全部1740余部书进行重新编目，不仅《善目》著录之书。重新编目过程中，纠正原来著录错误者，占比一成以上。兹就“修正”与“存疑”两端，择要举例加以说明。这些例子虽不能全面反映编目中所遇各种问题，但颇为典型，既可供同行编目之参考，亦能使读者对编纂此书之意义有进一步了解。“修正”之例多涉稿、抄、校本，“存疑”之例则以刻本为主。 （一）修正举例 清陈鳣撰《经籍跋文》一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清抄本，叶景葵、顾廷龙跋”。此本前有管庭芬所编目录，又附钱泰吉致蒋光煦手札一通。诸前辈或谓此本系陈鳣写定原稿，有吴骞题跋；或认为钱札系亲笔，而陈鳣之作及吴骞题跋为摹本。《善目》即据后者意见著录，隐去吴骞题跋。 按此本旧为管庭芬所藏，目录乃管氏手书编定，钤有“臣庭芬印”白文方、“培兰一字芷湘”朱文方二印；卷端钤有“芷湘书画”朱文方印；卷末（即吴骞题跋之叶）钤有“管庭芬印”白文方、“培兰”朱文方二印。细审正文，确如钱泰吉、叶景葵所言，乃陈鳣手稿。陈氏先是誊录旧文，复作修改，凡修改者约四十处，大多非出自抄写之误，而系文字内容之增损。如《宋本尚书孔传跋》“盖宋时婺本群经并刻也。是书每册前后有彭城楚殷氏读书长方印”，点去“也是书”三字，增入“九经三传沿革例云婺州旧本即婺所从出也”十八字；又如《宋本礼记注跋》“按所谓或据芳传者，盖指孙颐谷侍御《读书脞录》，有云：王制虞庠在国之西郊，据《北史·刘芳传》引作四郊，盖西字误也”下增入“侍御此论曾亲告诸余”九字。又，检蒋氏《别下斋丛书》本，有道光十七年管庭芬跋，谓其从西吴书舫以善价购得此本后，钱泰吉“读而称善，手录一通，藏诸学舍。今夏命芬校定数字，将属同门蒋君光煦刻入《别下斋丛书》”，则蒋本所据乃钱氏抄录、复经管氏校正之本（该本今藏国家图书馆），而非此稿本。稿本之吴骞题跋与蒋氏刻本也有个别出入，如“友直、友亮、友多闻”，蒋本改“亮”为“谅”；“钱宫詹辛楣”，蒋本改为“钱辛楣宫詹”，似亦管氏校改。稿本与刻本的差异还有：一，稿本每篇末皆有陈氏撰写年代题记，刻本删去。二，稿本卷末附《干氏考》一篇，刻本未收。若如《善目》，将此手稿本著录于国图藏本之后，则此本之价值不显矣。 意者《善目》所以定此为抄本，可能因为吴骞之题跋非寻常所见行书之体，而是端楷；且陈、吴二氏皆未钤印。然陈文用红格纸写，吴跋则别书于无格纸上，若是抄本，似无换纸必要。而吴跋以楷书，未必不出其手；或因故请人代书，也不无可能。检《“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收录吴骞校本《千顷堂书目》，有吴氏所题两跋，题于乾隆乙未者为端楷，题于嘉庆丙寅者为行书。因有行书题跋在焉，其端楷之跋（书迹与此本非出一手）即使出于代笔，要非伪作。类此，本编所收清初抄本《霏雪录》更能说明问题。该本经鲍廷博、吴骞校，有吴骞楷书题词、楷书抄录《镏绩传》，又有行草书题跋，谓“余既手校《霏雪录》，复从万季野先生《明史列传稿》见《镏绩传》，亟录于卷首”云云，则题词与《镏绩传》皆吴骞手书，而其楷书与此《经籍跋文》题跋字体完全相同。由此证明，《经籍跋文》既为陈鳣手稿，吴骞题跋亦非过录或作伪。顺便指出，《善目》以有无印章定吴骞楷书题跋真伪的例子尚多，譬如本编所收吴骞批校本《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批校为行草书，题跋乃楷书，《善目》仅著录其批校而略去其题跋。而本编所收元刻明印本《图绘宝鉴》，有吴骞、陈鳣、黄丕烈等题跋，吴骞跋为沈树代笔；吴昂驹辑稿《虫获轩笔记纂》（《善目》作“拜经楼抄本”未妥），吴骞题跋亦楷书，《善目》却皆著录，因有其印章之故。《善目》此法虽谨慎，但欠客观。 清惠栋评点、王鸣盛跋本《孔子家语》十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作“明嘉靖四十三年陆治抄本”，排列在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本之后，著录不确。 该本并非如王鸣盛题跋所言只是陆氏的手抄本，而是一部经陆氏悉心考证、重订而成的王肃注《孔子家语》新的版本，是陆氏手稿本。陆氏之考证，见诸其在书中之按语、夹注，内容包括改正传本讹误、补苴缺文、诠释王注、补注王注所未及、考具人物名氏事迹、考订六书本义以厘正今文写本等，并撰有《考证凡例》、《每篇古文辨义总目》及《刻家语题辞》。此为其初稿，成于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卷末有陆氏自跋云：“余之知学也晚，而得此编又晚，考定甫成而年已七十矣，而复难于亲书。又一年而后书成，余岂老而忘倦、愚而好自用哉。念圣典之幸存者重，望述作于将来者深也，故并为一帙，以备遗亡，致慎焉尔。后之得斯编者，其慎保之。嘉靖甲子季冬后学陆治识。”越二年丙寅又跋曰：“余初考定王注，惟正其传写之讹谬，其文虽有繁而不要者，皆仍其旧。及其登梓之时，重加考订，间有不合经传而义不相蒙及辞之繁衍者，据而易之，则此本之所未备也，观者又当以刻本为正。后丙寅九月陆治重题。”据此，则陆氏当有另一待刻之修改稿。而其修改之稿可能并未及时刊刻，这从今存隆庆六年（1572）刻本可窥端倪。该刻本整体与此稿相同，卷末有徐祚锡跋云：“《孔子家语》多异同，文恪王公谓王肃注本独为近正，其它皆舛戾，殊非孔氏所传之旧也。以今考之，诚然。公尝欲锓梓而未逮，其子延素授之包山陆治。治思欲竟公之志，乃校雠其间，凡篇章错乱及杂见他书者，并为补次其下；又以传写今文或非当时安国改定之旧，更为考订六书本义，厘而正之，为卷有十，藏之箧笥久矣。祚锡生也晚，世讲治之门，得与观焉，以是知肃有功于圣门，治有功于肃也。然此书校肃所注加十之六七，而治又不敢自居，其谦德不可及哉。祚锡以治之功不在肃下，不可以泯泯已也，请以付之梓人，而并著其所自云。隆庆壬申仲夏望，长洲后学徐祚锡谨识。”粗检徐跋刻本，确有与此稿出入之处，如《相鲁第一》中“匹夫莹侮诸侯者罪应诛”之“莹”，此稿注“户顶切”，徐本作“乌迥切”；“若其不具是用粃粺”下之小字注，徐本多“言享不备礼也”六字；“于是乃归所侵鲁之四邑及汶阳之田”下之小字注，徐本多“按春秋传及史记郓讙龟阴为三邑今讙亭龟山及郓皆在汶北岂并汶而言之乎”三十二字。则徐跋刻本所依据者，或即陆氏之修改稿，惜今不传，而此初稿之幸存，又何其珍贵也。又，陆治卒于万历四年，刻徐跋本时其尚健在，玩味徐跋“请以付之梓人”之言，或此本实即陆氏自刻，徐氏为其鼓吹，也未可知，则《善目》将此刻径著录为徐氏刻本，盖可商榷。而无论如何，自王鸣盛以降，无视陆氏之考证成就而将其手稿当作抄本，而《善目》又将隆庆六年刻本排列在此稿本之前，应予以纠正。 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家语》一向被认为是王肃伪造之书。自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墓出土的竹简《儒家者言》，内容与今本《家语》相近；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也出土了篇题与《儒家者言》相应的简牍，内容同样和《家语》有关，说明《孔子家语》自有来历，并非伪书，则其相关传本定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对上图这个本子予以重新认定，有其学术价值。 管庭芬跋本《别下斋书画录》不分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清蒋光煦辑，手稿本”。此本虽钤蒋光煦印章，但光煦同门管庭芬的题跋明言“此许羹梅茂才《别下斋书画录》手稿”。羹梅名光治，与光煦同里，工书画篆刻。检民国十一年苏州文学山房活字印本《别下斋书画录》，知该书乃许、蒋二氏去世后，由管庭芬据二氏存稿整理而成，卷端题“蒋光煦编，许光治校”，系按旧时规矩，其编撰实以许氏为力。而此稿本既出许氏之手，若仍著录为蒋氏手稿本，则有欠妥当，故改为“蒋光煦藏，许光治撰，手稿本”。 《归震川先生文钞》二卷，上海图书馆原作清张士元手抄本，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清张士元辑，清乾隆张士元抄本，清张士元批校”。张士元（1755—1824）字翰宣，号鲈江，江苏震泽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性耿介恬淡，授以教谕不就。馆大学士董诰第中，诰待之颇厚，多所规诤。后浙抚阮元聘主诸暨书院。古文师法归有光，与王芑孙、秦瀛、陈用光等相研究，尤为姚鼐所激赏。此书不仅士元手辑，复有其诸多手书评语，实为手稿。卷首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自序有云：“余生平酷嗜熙甫文，独病其集中间有应酬率易之作，不适于读也，因手录其尤可法者若干首，即用熙甫读《史记》之法读之，稍稍加评注焉。”显然，此选本乃士元刻意编纂，正其研究古文代表之作，而非寻常读书抄撮之本，若著录为抄本，其价值难免被淹。按士元序文已收入所著《嘉树山房集》卷五（嘉庆二十四年刻本），而全书未见刊刻，端赖此稿本流传，殊可宝贵。 清顾莼校跋本《唐书猎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作“十六卷，清毛奇龄辑”。顾氏题跋略云：“道光七年三月朔，黄左田先生见过，出是书见示。……计是书之得，西河先生以示何义门，义门则赠之于左田先生之高祖，而五传至左田。原稿改抹处颇多，因嘱人代抄一过。适稿既模糊，而抄手亦劣，遂令鲁鱼亥豕不堪枚举，亲为校对一通。……其无序无目者，则又其稿之初成而未暇计及于此也。”据此，该书似经顾氏整理，非原稿面目，原稿是否为十六卷，是毛奇龄所辑抑或系毛氏旧藏他人之作，皆有疑问。《善目》著录上图另一部清抄本《唐书猎俎》，卷端题“云间徐孚远闇公甫纂”，计二十四卷。两本相校，十六卷本之内容仅为二十四卷本之卷三至十。又，上图别藏一部残钞本（原分编两处），存卷三至七，与二十四卷本分卷内容相符，是此书当为二十四卷。按徐孚远尝纂《十七史猎俎》，凡一百六十卷，《华亭县志》谓“孚远以吕氏《详节》琐而不要，唐氏《左编》博而不精，故著此书”。今《十七史猎俎》未见流传，但《唐书猎俎》当为其书之一，则作者非毛奇龄盖可知晓。 清孙潜跋本《禅月集》二十五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清初影宋抄本”。但据孙氏跋谓“假得钱宗伯家旧钞本印写，钱本盖宋本印钞者也”，则此本非直接影抄自宋本，当属传模影宋抄本。若著录为影宋抄本，与国家图书馆所藏径据该书宋本影抄之明末毛氏汲古阁本混为一谈，似不妥当；况且钱谦益旧藏本是否直接影抄宋本也并不能肯定，故改此本为“清初抄本”。当然，由于此本行款与毛抄相同，即每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字，《善目》将其排列于国图所藏毛抄之后、上海图书馆所藏明柳佥抄本之前，是合理的。柳佥抄本为十行二十字本，疑出另一版本系统，抄写虽早，讹误颇多，显非影抄。 《善目》中类此“影抄本”尚多，可能旧时有这样不加区别的习惯。如某著名版本学家尝称赞徐乃昌影宋抄本《李商隐诗集》，谓其精美能传书棚本神态，较毛抄更胜一筹。其对毛抄的批评虽有道理，但徐乃昌本系据清初钱兴祖旧藏影宋抄本（今藏上图）传模，亦非直接抄自宋本。 其实，批校题跋之过录，也有类似情况。如清钱泰吉跋本《苏学士文集》，《善目》著录为“清钱泰吉录何焯批校及跋”，实际上钱氏并非录自何氏原本，而是从姚世钰过录本传录。 叶恭绰跋本《文山先生集杜诗》二卷《附录》一卷，上海图书馆原著录为“旧影抄本”，乃据叶氏题跋之谓。此本纸颇旧气，钤有“席鉴之印”白朱文方、“席玉照氏”朱文方、“萸山珍本”朱文方三印。席氏乃明末清初常熟藏书名家。《附录》有明成化十八年壬寅刘逊《宋文信公祠堂记》，卷末有成化二十年甲辰杨守址跋，则此本系抄自成化本，若按所钤印章，应抄在清初。然谛审席氏诸印，皆属伪造，则定为旧影抄本误矣。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成化刻本仅三家有藏，洵属稀见，书估伪造旧抄本射利，不足为奇。观其卷末钤有“海宁陈琰有年氏曾观”一印，颇疑即陈氏所为。曾见黑龙江图书馆所藏“知不足斋影宋钞本”《南宋八家集》（民国十一年陈琰（字立炎）古书流通处曾影印出版，附于毛氏汲古阁影钞《南宋六十家小集》之后），其字体与此本如出一手。陈乃乾先生尝于《上海书林梦忆录》（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之《陈乃乾文集》）一文披露，该“知不足斋影宋钞本”实系古书流通处伪造，则此本很可能亦陈氏“杰作”。 章钰跋《河南集》三卷《遗事》一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清抄本”，若孤立审视，似乎不错，但《善目》将此本列于国家图书馆所藏道光许翰抄本、温州市图书馆所藏瑞安项霁水仙亭抄本之后，就有问题。观章氏题跋，谓该本“留”字缺笔，疑为吕留良家抄之本，虽未能确定，却有其道理，因为该本钤有“汪鱼亭藏阅书”朱文方印。汪鱼亭名宪（1721—1771），字千陂，钱塘人，乾隆十年进士，喜蓄书，有《振绮堂稿》。根据其钤印，则该本至迟当抄于雍正、乾隆之间，而《善目》之著录，显然认为抄于道光以后，相去甚远。至于《善目》著录之同书其他抄本，是否抄在此本之前，也有待查考。 《华阳国志》十二卷，明万历吴管刻《古今逸史》本（卷十上、中配清抄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佚名过录清何焯校，清惠栋跋，邓邦述、叶景葵跋”。事实上此本既有何焯校语，还有其题跋。何氏校跋与惠栋题跋，究属真迹抑或他人过录，先后阅此本者邓邦述、叶景葵、徐森玉、赵万里、顾廷龙诸先生意见相左。邓氏题有两跋，民国十一年壬戌之跋云何氏校跋乃真迹；翌年癸亥之跋则云系何氏弟子过录，且谓惠氏之跋亦真假难辨。叶氏认为惠栋之跋乃真迹，而何氏之校跋系惠氏所临。1950年元旦，徐森玉、赵万里先生到合众图书馆阅书，定何氏校跋为真迹，顾廷龙先生表示赞成并题识数语，似已成定论。但数十年之后，《善目》复定何氏校语为过录，并隐去其题跋，不作著录。前后反复，不禁令人感叹鉴定批校题跋本之难有如此。按邓氏癸亥跋有云：“此书底本藏吾乡图书馆中，为钱唐丁氏故物。今年余来金陵，亲检对之，唯无松厓跋语。”所谓丁氏本，亦《古今逸史》本，今藏南京图书馆，《善目》也著录为“佚名录清何焯校跋”，与邓氏所云抵牾。余因此专往南图检览，所得结论适与邓氏相反。该本校跋字体与何焯不类，确系过录，而其底本实即上图本，惟其过录何氏校跋时间在惠栋题跋上图本之前，故无惠氏跋耳。至于惠氏临何氏校跋之说，若刻意临摹，不免露呆滞痕迹，难能如此流畅；若信手写来，则必显惠氏书风，而观其字体（包括本编所收其他惠氏手稿或题跋），即可作出否定之判断。故上图本之何氏校跋与惠氏题跋皆系真迹，应无问题。又，此本目录之叶为楷书抄配，并题有“华阳国志目录照钱叔宝所藏影宋抄本录出焯记”一条，前辈们似避而不谈，余认为亦何氏真迹，由此可知其校勘之依据，则此本之文献价值较《善目》著录之其它版本为高。 《南华经注疏》三十五卷，上海图书馆原著录为“清慎思堂抄本，清彭元瑞批校，叶德辉跋”。卷前有黑格附叶，上有彭元瑞朱笔手书题记“知圣道斋评本”、“乾隆丙申春南旋舟中评点”、“嘉庆丁巳秋删益，芸楣记”三行；蓝格抄本首叶钤有“南昌彭氏”白文方印；蓝格纸版心上镌“南华经注疏”五字，下镌“慎思堂”三字。叶德辉谓此书“盖南昌彭文勤公元瑞旧藏，芸楣公字也。书中有朱笔校改及评论，皆公亲笔，前辈读书，一字不轻放过，洵可师也”。则上图原来的著录，显然受到叶氏题跋的影响。兹经细审，黑格附叶之三行题识确为彭元瑞手迹，但系从别本移易而来，或彭氏另有评本，或是彭氏评他书之题识，与蓝格抄本之朱笔校改及评论字体迥不相类；彭氏卒于嘉庆八年（1803），蓝格抄本则纸墨颇新（与本书所收道光二十九年（1849）姚椿跋本《四礼榷疑》版心镌有“通艺阁校录”之纸纸色相仿），其抄写年代当在彭氏身后，故书中批校断非彭氏所为。又，此本颇疑出于书铺抄写，或因此书传本无多，雕以版格，成批抄写，以应流传之需；至于“南昌彭氏”之印，乃书估为呼应黑格附叶而伪作，叶氏亦未能明辨。 明弘治十一年宋鉴、马金刻本《石屏诗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题“佚名录清黄丕烈跋”，令人大惑不解。因此本荛翁手迹乃开门见山，所钤“士礼居藏”白文方、“丕烈之印”白文方、“承之”朱文方诸印皆好，毋庸置疑。或因国家图书馆藏有同样一部刻本，也有黄丕烈跋，故《善目》于上图本如此著录耶。殊不知两本黄跋非一，国图本黄跋虽未经寓目，但该本旧藏常熟瞿氏，其《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明言“前后均有黄荛圃跋”，而上图此本仅卷末有黄跋，显与国图本不同。此本黄跋云：“《戴石屏集》，余于七年前始得之，然目录缺八卷以下，目录前无《东皋子诗》，其所附录皆失。是时虽借有香严书屋藏钞本，行款不同，无从补录；即卷三中缺叶，钞本亦失之，故抱残守缺而已。顷书坊收郡中蒋辛斋氏书，适有此集，向所缺失都有，惟中多剜去字样，盖避明刻痕迹；卷末序亦间有扯去者，书贾欺人，致多伤损，甚为可恨。幸有香严藏抄本在，得一一补之。后序‘黄岩老’云云以后，皆就周香严本钞补，而行款依刻本为之。卷二第三十一叶及卷末后序第二叶，则从前所得刻本影写入也。噫，仅一明刻宋人诗集耳，已难得完璧如是，何论宋元旧本耶。士礼居重装并记。丁卯十月廿二日，复翁黄丕烈识。越岁丁丑，复从此本补完前所得刻本，已十年矣。此本余已归执经堂张氏。又记。”按此本钤有“重光”白文方、“子宣”朱文方二印，即黄跋所云蒋辛斋，名重光(1708—1768)，字子宣，辛斋其号，是康雍间苏州藏书家蒋杲从弟，也喜蓄书。检书中补抄之叶，亦与黄跋所言相符，且皆系黄氏手抄。复检《荛圃藏书题识》，此跋失收，又可补所未备，十分珍贵。 （二）存疑举例 赵烈文跋本《资治通鉴纲目》，残存四卷，旧藏赵氏旧山楼、傅氏双鉴楼，傅氏钤“双鉴楼收藏宋本”朱文长方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作宋刻本，实与另著录之“元至元二十四年詹光祖月崖书堂刻本”同版，因当时不及比对，本应改正，但我们仍按原来著录，因有疑问。前人定其为宋板者，另有国图藏本与上图别藏残本。国图藏本仅目录后镌有“武夷詹光祖重刊于月崖书堂”一行，原作宋詹光祖月崖书堂刻本；上图别藏残本在编《善目》时发现第五十九卷末有“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书堂”一行，于是《善目》将国图藏本与上图别藏残本皆改为“元至元二十四年詹光祖月崖书堂刻本”。此外，上世纪七十年代山东鲁荒王墓出土一部《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三十六卷（今藏山东博物馆），在卷三十之末也镌有“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书堂”一行刊记，似为《善目》之改宋雕为元椠，提供了更可靠的依据。虽然，前人将此本视为宋刻自有原因：一是避宋讳较严，玄、让、朗、恒、征、贞、完、慎、敦、廓等字皆缺笔；二是字体风格接近南宋后期；其它如有耳题、版心间或上记字数下有刻工（多单字），亦宋刻本特点。如果没有“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书堂”之刊记，一般不会怀疑其本刻于元代，只是刻于南宋晚期而已。姑且不去怀疑詹光祖月崖书堂在元至元二十四年至少刊刻了两部大书，但有一个版刻现象不能忽略，即该本目录后“武夷詹光祖重刊于月崖书堂”、卷五十九末“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于月崖书堂”两条刊记，其字体与正文不类，尤其是后一条刊记，镌刻于“建安宋慈惠父校正”与“资治通鉴纲目卷第五十九”两行之间，显得局促不伦，詹氏似乎要强调其刊刻版权，而给人的印象却非其所刻，两条刊记疑为詹氏获得旧时书版予以重印时补刻而上者。然则，此刻是宋或元，未必确定。 清黄丕烈校跋本《贾谊新书》十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明弘治十八年沈颉刻本”。此本缺目录，《善目》著录版本之依据，乃同版别本目录后（即第三叶之背面）镌有沈颉的六行志语：“凡物久渐弊，弊久渐新。《新书》之行尚矣，转相摩刻，不知几家。字经三写，误谬滋多，所谓久则弊也。颉谨将洛本与他本三复参校，尚有传疑，其亦弊则渐新。若好古君子更得善本考正，则此书之弊尽革而永新矣。弘治乙丑勾吴沈颉志。”但此本为白口，仿宋字体，皆典型嘉靖刻本之特征，疑为嘉靖时翻刻之本。细读黄跋，也颇可玩味。作为一代鉴定大家，不直呼此刻为弘治本，仅以“细字白口”本相称，多少也表露出其对此版刻的怀疑。 类此情况或不在少数。如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明刻本《文章辨体》五十卷《外集》五卷《总论》一卷，《善目》著录为“明天顺八年刘孜等刻本”，并被收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该本亦白口，字体与此《贾谊新书》极似，不可能刻于天顺。须知明代仿宋刻本的出现，与李梦阳（1472—1530）等人倡导的复古运动相关，而天顺八年（1464），李梦阳还未出生。坦率而言，这类版刻虽一时未能深考，观风望气当能得之，此法可与相知者道。 徐乃昌跋本《范文正公集》二十卷，残存一至四卷，徐氏谓宋乾道中饶州路刻本，与《宝礼堂宋本书录》作宋乾道鄱阳郡斋刻本者同。宝礼堂盖据《别集》卷四之末乾道丁亥鄱阳郡守邵武俞翊刻书跋语。俞跋之后，有淳熙丙午郡从事北海綦焕跋，又有“嘉定壬申仲夏重修”及题名三行。惟俞、綦之跋及重修题名皆赵松雪字体，故宝礼堂认为是宋刻元修本。问题是，此徐氏跋本及宝礼堂本皆缺元祐四年苏轼《范文正公集叙》，而该叙叶之后，镌有“天历戊辰改元褒贤世家重刻于家塾岁寒堂”篆文刊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遂著录为“元天历元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据现存印本，该书除《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外，还有《政府奏议》二卷、《尺牍》三卷、《遗文》一卷、《年谱》一卷、《年谱补遗》一卷、《祭文》一卷、《诸贤赞颂论疏》一卷、《论颂》一卷、《诗颂》一卷、《朝廷优崇》一卷、《言行拾遗事录》四卷、《鄱阳遗事录》一卷、《遗迹》一卷、《褒贤祠记》二卷、《义庄规矩》一卷等，因刊刻时间不一，如《政府奏议》刻于元统二年，《尺牍》刻于后至元三年，《善目》便著录为“元天历至正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但这样的著录可能不确。此书固非乾道鄱阳郡斋官刻，而是范仲淹后人翻刻，然而纵观全书，字体并不相同，刻于元代者（包括修版），多赵松雪书体，而《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虽有元代修补之版，其原刻却为方整之宋体字。此外，其白口、单鱼尾之形制，亦与后来元刻细黑口、双鱼尾者不同；又有张允、章益、周成、陈子仁、佑之、方才卿等刻工名，皆宋刻本之特征。最值得关注者，宋讳警、惊、恒、贞、桓、构、遘等字缺笔；《范文正公集》卷十一第二叶下第五行“为来俊臣诬陷下狱”之“陷”字，更以“御名”两字替代，明确避宋恭宗赵名讳。恭宗在位两年，即德祐元年至二年（1275—1276），其时元世祖称帝已入至元十二、三年，但按常理，《范文正公集》与《别集》应作宋德祐刻本著录；且与天历元年相去五十多年，因而，此书之刊刻实由宋到元。然则，苏轼叙叶之后的“天历戊辰改元褒贤世家重刻于家塾岁寒堂”篆文刊记又如何解释？根据上述情况与现在的传本分析，该书既陆续刻成，《范文正公集》与《别集》曾经单行；后来每增刻之内容，或单行，或连同前刻汇印，于是出现汇印之本往往旧刻版片漫漶、或经修补而新刻版片则完好犹如初印的情况。那么有一个现象不可忽略，即传世汇印之本，《范文正公集》与《别集》之版片多为业经修补呈后印本面貌，而苏轼叙叶之后的篆文刊记却字迹清晰，丝毫无损，这就不得不令人怀疑该篆文刊记是元代重印时增刻，而非原刻所有。 三、此书的不足 由于本书篇帙已很庞大，故原书书影一般只采一帧，有的未能充分反映版本特征（如刻本之刊记等版本依据或有忽略），造成顾此失彼，未餍读者所需。尤其是某些批校本，对书中之批校墨迹没有另配图版，读者不能直观判断我们所作的针对性鉴定与修正，令人颇感遗憾。 譬如清乾隆五十三年庄逵吉刻本《淮南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上图藏本为“顾广圻校并跋，袁廷梼录卢文弨校”，其实顾氏校跋在袁氏去世之后，因而不能置袁氏之前；更重要的是，袁氏本人亦作校勘并题跋，而其所校墨迹未能通过画面得到反映。 又如清乾隆三年马氏丛书楼刻本《困学纪闻》，《善目》著录上图藏本有“顾广圻校并录钱大昕校，清蒋凤藻跋”。实际上该本还经黄丕烈墨笔校勘，其所依据者乃元泰定庆元路儒学刻本，蒋凤藻题跋已言及，但《善目》并未接受蒋氏意见，不作著录，或黄氏多为一二字之校，不易辨认，且未钤印章之故。今检全书，如卷九第七、八叶皆有多字之校，细审确为黄氏墨渖无疑，惜亦未能用画面向读者证明。 而当此书已发印，方察觉著录有不审之处。如毛氏汲古阁影抄《南宋六十家小集》，定为“宋陈起辑”并不确切；所配《雪岩吟草》、《芸居乙稿》两种，非清人抄本，实亦民国上海古书流通处所为。 诸如此类的缺憾，我们希望在以后编纂相关版本目录时能有弥补的机会，在此只能向读者致以歉意。 （《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定价：25000.00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