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方建筑以教堂的成就最高，而中国建筑最高成就则是宫殿？为什么前者只用石头建造，后者却以木结构为本位？为什么前者强调向高处伸展，几乎穷尽了石头材料所能达到的极限；后者却注目于横向的延伸，用大殿周围的全群建筑来衬托大殿，同样也显示出了大殿的伟大？…… 这一系列的“为什么”，是建筑学家萧默站在德国科隆大教堂广场和北京故宫太和殿广场上，面对这两座很大程度代表中西古代建筑总体风格及相互间差别的建筑所提出的思考。作为早年师从梁思成、一生从事建筑艺术历史与理论研究的学者，他的眼光没有停留于对建筑本体的欣赏，而是投注在跨时空的建筑文化的透视上。 这个涉及建筑比较研究的学术课题，是萧默早在40年前就开始考虑，并在这以后的整个学术生涯中都为之殚精竭虑的学术课题。他坚信，运用比较研究是学术领域的一种有效手段。而且，他也敏感地注意到，随当代史学潮流由描述式向阐释式的转化，学界日益重视科学的比较研究。在他看来，这是关注从文化整体性视野进行研究的新史学必然地“逼”出来的，因为从孤立事件的个别描述中不可能得出整体的结论。况且，他所直面的“建筑”，是交叠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艺术学多种属性的非常复杂的现象。出于追求认识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治学信念，出于希望切入认识的核心关节的学术理想，萧默意识到研究的归宿必然是文化，真正科学的建筑比较，实际上就是建筑文化的比较。这是一种深刻的学术自觉。 因为这个缘故，萧默在体弱多病的望八之年，仍念念不忘比较研究。其实，他此前完成的《中国建筑艺术史》和《世界建筑艺术史》，已然树立了建筑比较的恢宏构架并注入了大量关于建筑文化比较的具体内容，但他还很想再写一部专注于建筑文化比较的浓缩之作。尽管老人此时的身体已难以支持他再做艰辛的学术跋涉，但借着一个偶然的机缘，萧默还是纵容自己的学术意志凌驾其羸弱之躯，开始了写作本书的思想之旅。对此，他谐谑地说“我的已经入睡的野心逐渐苏醒”。 望八之年，犹有春梦。怀着治学的青春之心，萧默把自己经年的学术积累和思想心得倾注于《建筑的意境》。怀着“建筑文化比较”的学术匠心，萧默对该书的结构理路作了苦心孤诣、严谨缜密的规划，对应比照式的章节安排透着一种清晰的比较史学意识和建筑比较学见地。 他以建筑艺术展现出来的面貌为引，在前两章中首先切入结构、形体和内部空间等涉及建筑本体性的核心问题，结合具体实例，对分别显示在建筑单体形象差异上的中西建筑文化差异进行比较。在他的视野中，“木结构”和“石结构”作为中西建筑的一般分野，一方面显示了材料本性对建筑结构、形体、体量及内部围合空间的决定性，即如中国殿堂开间扁方而西方教堂开间狭高的比例特性都是木石材性的使然；一方面则显示了在材料选择以及相应建筑制式保持的持续性之下，起着最终作用的文化底蕴。对于后者，萧默认为，西方向往永恒的神性，但凡重要的建筑都以石质求其现实可视的不朽；而神学观念淡薄的中国人，则更重视内在精神的不朽而无意求建筑等“身外之物”的永恒。中西建筑或择木或采石的不同本位性，根本地体现着文化的差异性。 西方建筑以石结构为本位，发展了拱券穹窿结构，大大拓展了形体和内部空间创造的可能性。以木结构为本位的中国建筑，其形体和内部空间因受材料力学性能和尺度影响，丰富性不如石结构的西方建筑。然而，上帝为中国建筑打开了另一扇辉煌满目的窗户。在第三、四章中，萧默以他的比较学梳理，让我们看到中国建筑与西方及伊斯兰建筑在外部空间方面惊人的比较优势。 由于特别强势的群体观念，中国人很早以来就发展了以院落形式横向大面积伸展的“群体构图”概念。萧默对中国人解决外部空间课题的一般路径和特点作了这样的归纳：通过多样化的院落方式，把各个构图因素有机组织起来，以各单体间的烘托对比、院落的流通变化、空间与实体的虚实相映、室内外空间的交融过渡等，形成总体上量的壮丽和形的丰富。中国建筑群特别注重整体规划，讲究建筑单体间的抑扬顿挫、起承转合、呼应协调关系，强调诉诸建筑组合的气氛渲染。相比之下，西方建筑的外部空间通常事先未作整体规划，以致各历史时期的建筑单体彼此之间缺乏有机的关系，显得杂乱无章。伊斯兰建筑尽管也采取院落式的群体组合，但也多限于一座方院，外部空间仍是简单初级的。因此，萧默说：“‘群’是中国建筑的灵魂，甚至为了‘群’的统一，不惜部分地牺牲了单体的多样。” 在园林和城市方面，萧默随后用了四章的篇幅进行专题比较。在他看来，出于自然观方面的巨大差异，中西园林从形式到文化内容都呈现根本性的区别，风格旨趣大相径庭：中国园林是自然式的，尽取“有若自然”的自由式布局，讲究自然之美，追求曲折多变，崇尚情景交融的意境，审美气质倾向绘画性，显得含蓄、内敛而深沉；西方园林是几何式的，多按理性的几何规则构图，注重人工之力，强调整齐匀称，热衷“强迫自然接受匀称的法则”的形式之美，审美气质偏重雕塑性，显得暴露、外向而浅显。及于城市的考察，萧默得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较结果：中国建筑群的总体布局以至整座城市都强调规则对称，而西方建筑群和城市却往往自由多变。萧默认为，这种与各自园林作风完全相反的情况构成两个建筑体系内部的互补，同样反映了两种文化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中国人重视君尊臣卑的“礼辨异”观念，这造成了以宫殿或政权建筑为中心的秩序井然的方正式城市；而在西方，出于教会、国王、领主和工商行会四种权力互不相让的角逐，形成的是通常围绕教堂随机发展、呈放射状布置的自由多变的蛛网式城市。前者为封建统治的堡垒，后者则是资本主义的温床。 包括最后讨论“环境艺术”的第九章以及介绍中西建筑新发展的第十章在内，《建筑的意境》以纵贯古今、横跨东西的深广比较学眼光，让我们由一系列世界建筑艺术经典感受到“各美其美”的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而且，更在这种多样性中发现起着根本作用的民族文化底蕴。萧默不仅有着深刻的学术自觉，还有着清醒的文化自觉，字里行间透着一种基于民族文化自觉的自尊情怀。他说：“强烈的人本主义，注重整体的观念，人与自然融合的观念，重视与地域文化的结合，以及许多具体处理手法如建筑的群体布局、外部空间和环境艺术的独特成就、优秀的形体构图手法、独特的色彩运用、装饰的人性”等，是中国建筑艺术的优秀遗产，认为“其水平之高超，处理之精妙，意境之深远，每每突现在世界之巅，甚至远超出某些现代建筑之上。”他热爱中国建筑艺术，不失理性地将强烈的情感熔铸于跨时空的建筑文化透视，表达为精妙、透辟的学术识见，读来让人动情。 2013年初，没有等到《建筑的意境》出版，萧默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太累了，终于可以得到休息了。然而，他寄托于该书的学术精神，会为屹立世界之巅的中国建筑艺术而守望永远。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