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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国家历史地图集的编纂，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国家历史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地图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成就与水平。《图集》中大多数地图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 “我是第一批见到这本书的读者。高德老先生抱着它来到我的办公室，我看到他像抱着自己新生的孩子一样露出喜悦的神情。他说，刚刚出版，还有墨香。”1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出版座谈会上说。 在凡事讲求“短平快”的今天，人们很难想象有这样一部著作：从编纂至出版成书时间跨度长达30余年；先后有数百位专家学者、高级工程师和绘图技术人员参与其中，大部分参与者开始编纂工作时还是风华正茂、年富力强的中年人，如今已步入了耄耋之年。 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编纂的这部浸透几代学人心血的鸿篇巨著终于取得重大进展：《图集》第一册正式出版，第二、三册编稿工作也基本完成或接近完成。 数百学者卅载呕心之作 国家历史地图集的编纂，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国家历史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地图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成就与水平。《图集》中大多数地图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 “全世界尽管有近80个国家出版了国家地图集，但很少能达到《图集》这样的水平。原因在于多数国家历史不长，缺乏丰富的资料，更缺少根据这些资料研究出来的成果。”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图集》编委及编辑室主任葛剑雄说。 1982年，国家百废待兴，人才青黄不接。然而就在这一年年底，《图集》编纂委员会成立，其成员阵容堪称“豪华”：谭其骧、史念海、侯仁之、夏鼐、翁独健……每一个名字在学界都璨若星辰。 “这是一项集体性的工作，个人很难完成。”在出版座谈会上，《图集》作者之一、北京大学教授唐晓峰谈到，没有国家的支持，没有先后数百名参与者默默无私的奉献，要完成如此厚重的学术成果根本无法想象。 《图集》中每一个图组的设计和内容的选取，每一幅地图的绘制，都是编绘者不断吸纳最新的资料，多年潜心治学的成果；城市遗址与布局图组更是由考古发掘和田野调查亲历者所绘制。 令葛剑雄感慨不已的是，在1982年的编委会成员中，正、副主任委员和一半以上的学者都已去世。“在世的编委中，年纪最大的92岁，最年轻的就是我，69岁。” “由此可见这项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图集》总编纂助理林甘泉说。 克服重重困难 为了全面反映中国从史前时期到1949年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的发展过程，整部《图集》包含了1300幅历史地图和20个专题图组。无论是山川、疆域、政区还是都邑，古今对照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 对历史负责——这是每一位《图集》编纂工作者秉持的坚定信念。在30余年的岁月更迭中，他们遇到了太多的困难：条件艰苦，资金一度短缺；《图集》作者散处各地，往往身兼多项繁重任务；许多专家抱病工作，甚至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由于经费紧张，当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杜瑜申请去苏州实地考察时，得到的答复是“只能坐硬座去”。他不仅去了，还去了多次，几乎跑遍了苏州的每个角落。正是凭着这股子韧劲儿，南宋平江府（苏州旧称）图被完完整整地复制在比例为万分之一的底图上。 当时，担任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谭其骧已年逾七十，还是博士生的葛剑雄不止一次陪同他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图集》编委会议。“冬天就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后面的招待所里，条件非常简陋，吃饭要跑到研究所的食堂，他腿脚不便，我要扶着他从后面走到前面；早上起来没有热水洗脸——其实晚上都不一定有热水。”葛剑雄向记者介绍当时的情况说，“从1991年10月谭其骧突然病倒，到1992年8月去世，他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我每次跟他讲《图集》的事，很明显他都听得懂。”在谭先生弥留之际，葛剑雄轻附他耳边说：“您放心，我们会把《图集》做好的。” 谭其骧病重后，由林甘泉、邹逸麟、高德组成了总编纂助理三人小组，代行总编纂职权。由于工作漫长而艰辛，很多学者没能看到《图集》的最终完成。 考验学者智慧 坚持一项长达30年的工作本已很难，但仅有坚持是远远不够的。这项工作所需要的严谨与智慧，常人难以想象。 正如唐晓峰所说，“我们的成果虽然体现在地图中的点和线上，但这项工作远不像点和线那样明快；在文字中可以出现的‘大约’、‘可能’、‘也许’，在绘制地图中是绝不允许的。”在30年的时间跨度里，行政区划的变更、新建区域的出现，导致底图一换再换，更增加了历史地图编绘工作的难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各少数民族，有的隶属于当时的中原王朝，有的建立过自己的政权，也有的曾入主中原，《图集》必须客观反映这种复杂的民族关系。如何将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准确地反映在地图上？怎样体现多民族国家演进的过程？政治和学术之间如何吻合？这些复杂的问题考验着学者们的智慧。 编绘过程中，他们在地图上用不同的着色来区分中原王朝、与中原王朝保持朝贡关系的政权以及与中原王朝呈对立关系的政权。中原王朝的版图不言而喻属于中国的历史疆域，一些建立过政权的少数民族活动地区，同样属于中国历史疆域的一部分。至于历史上一些跨境民族的活动范围，则需要根据历史的具体情况，如实加以表现。 历史地图上各种地理要素的表现，都要有历史文献记载或文物考古遗址遗物作为依据。“现在我还保留着谭先生写给我的18封信，其中有的是对某个观点提出疑问，请我斟酌；有的是讨论别人的观点，询问我的意见；有的则是对我的意见予以肯定。” 南京大学教授陈得芝说，他跟随老师韩儒林进行地图编绘工作时，仅关于内外蒙古地区历史的文字资料就搜集了近200万字，“老一辈学者永远怀抱着不足之心，对历史地图的依据总是反复论证，尽管他们在‘文革’中受了很多委屈，可从来没有想过埋怨和放弃”。 精神传承后世 翻开《图集》，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信息通过地图的形式一览无余。通过地图，我们不仅看到了每个重要历史时期的民族迁徙，看到中国如何逐渐成为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也看到了人口迁移、城市兴起，看到中华民族如何繁荣兴盛。 传承与创新——有学者如此评价《图集》的学术价值：传承的是中华民族对历史的尊重和先辈学者的治学风范与研究成就；创新的是在许多新开拓的学术领域，将史料直接转换为绘图元素，通过平面地图的形式表现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对专业研究，还是对普通大众而言，这部《图集》都会愈来愈珍贵。 老一辈学者“精益求精、学无止境”的治学风范，也对当时还年轻的后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北京大学教授、《图集》城市遗址与布局组副组长李孝聪回忆起那段岁月时说，每次画图或和谭其骧先生开会，都与考试无二。有一次，谭先生问起广州那张图的总督府在什么地方，由于没有经费再进行实地考察，李孝聪答不上来，“老先生在学术上的严谨，迫使我在画图的时候不是完全根据文献往上摞，能跑的地方都要跑，都要去看”。 “我一生做了两个历史地图集，一是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从1957年到上海跟随谭先生学习，到1987年8本全部出齐，历经30年。1982年，我第一次参加《图集》筹备会，三册出版又是30年。”复旦大学教授、《图集》总编纂助理邹逸麟已年届八十，他感叹道：“人生有几个30年啊！” 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走过了60多年既光辉灿烂又艰难曲折的历程，为后世留下一笔无法估量的宝贵财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