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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应该是个性化的 《文化广场》：100多年来，文学史的命运也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学发展而波动起伏，这期间，你曾总结有四代学者，可能很快有第五代出现了。对他们的总体成就您如何评价？ 陈平原：你引的是我的《四代学者的文学史图像》（初刊《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4期，收入《假如没有文学史……》，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此文写于18年前，其中假定学者的“临界年龄”是50岁：“这并非认定年过半百的学者便不再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而是说，当上一代学者的主力超过50岁时，新一代学者才有可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也才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成长并主要活跃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第四代学者，现在都早已过了50岁。在这个意义上，第五代学者已经成型，且有很好的发挥。问题在于，“学术史上的‘代’的更迭，并不仅仅是换了一批新面孔，而很可能是意味着学术思路及研究模式的转移。”这方面，第五代学者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总的判断是：因外在环境的变化，第五代学者的学术热情及精神氛围不及第四代，但学术训练更好，表演的舞台也更大。 《文化广场》：您说过，文学史只是一根拐杖，是登入文学殿堂的辅助之物。这是否意味着文学史就应该是个性化的，每一个讲授文学史的教师，都应该有一部自己的文学史，即使不撰述出版，也应该在心中或口头有一部自己的文学史？ 陈平原：我并不完全否定“文学史”的存在价值，我质疑的是世人对于“文学史”的迷信，另外就是追问现代中国的文学教育，是否一定要以“文学史”课程为中心。 因为，一旦引入学校、课程及课堂，所谓“文学史”，很容易就变成了长时段、系统性、四平八稳的教科书。传统中国的文学教育以文本阅读为中心，现代则转为顶礼膜拜教科书。对比传统中国文人，现代读书人的视野更为广阔，但大都是虚假的博学，知道很多，但体会很浅。就像朱熹嘲笑时人读书不细，读了好像没读，没读又好像读过。 进入互联网时代，这个问题更严重。因检索极为方便，记忆不太重要；所谓文学教育，当以阅读、品鉴、分析、阐发为关键。12年前，我撰写短文《“文学”如何“教育”》（初刊《文汇报》2002年2月23日，收入《假如没有文学史……》），称：“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以及文学技法的承传，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这个状态目前看来不太理想，必须加以调整。我之所以出版《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目的是反省当今中国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这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现实诉求。具体到文学史的讲授及著述，我不欣赏思想上大一统或追求发行量的通用教材，而更喜欢钱穆这样的“自作主张”。在我看来，每个从事文学研究的好的学者，都“应该在心中或口头有一部自己的文学史”。（记者 夏和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