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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理想的《中国文学史》 《文化广场》：钱穆先生1955年在香港新亚书院讲授《中国文学史》，最近由其弟子叶龙将笔记整理成书，独家授权本报连载并准备出版。新亚书院是中文大学的前身之一，作为中文大学的客座教授，您怎么看这一事件？ 陈平原：3年前，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其中第四章第七节“史家之‘诗心’”，专门讨论钱穆在新亚书院讲述中国文学史课程。“钱穆作出这一选择，或许有师资力量或学生趣味的考虑，但起码是对自家的文学修养很有把握。1963年香港的人生出版社刊行薄薄一册《中国文学讲演集》，收文十六篇；后增加十四篇，扩充为《中国文学论丛》，由台北的东大图书公司刊行（1983）。钱穆的这两册‘文学论’，大部分是演讲稿，照作者说的，‘没有一贯的计划和结构’，且因‘听众对象不同，记录人亦不同，因此所讲所记，精粗详略各不同’。但观察‘自序’中的表白，作者对自家讲授文学课程以及撰写相关论文，相当自信……实际上，若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一的《读〈诗经〉》、《〈西周书〉文体辨》，卷二的《中国古代散文——从西周至战国》，卷三的《读〈文选〉》、卷四的《杂论唐代古文运动》、《读〈柳宗元集〉》、《读姚铉〈唐文粹〉》等考虑进来，钱穆关于‘中国文章’，确有不少独到的体会。”但有一点必须提醒，著述与讲稿体例不同，论述策略不一样，经本人修订的记录稿与未经本人审定的听课笔记，更是有很大的差异。 《文化广场》：钱穆讲《中国文学史》时开宗明义：“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有学者指出，时过60年，情况还是如此。您如何理解“理想的《中国文学史》”？ 陈平原：就看你怎么定义“理想的”。若追求“定论”，确实没有出现；若只讲“很可看”，则“江山代有才人出”——我这里借用的是鲁迅的思路。在回答什么是好的文学史的提问时，鲁迅推荐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的著作：“文学史我说不出什么来，其实是G Brandes（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的主要潮流》虽是人道主义的立场，却还很可看的。”（《致徐懋庸》，《鲁迅全集》第十二卷30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至于涉及中国文学史，鲁迅有时极力褒扬刘师培的著作，有时则断言“中国文学史没有好的”。前贤虽有过很好的著述，但“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却有待我辈努力——所谓“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并非目空一切，也不保证后来者一定比前人更高明，但这是学问“生生不息”的原动力。钱穆这么看，今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史 《文化广场》：1985年，您和黄子平、钱理群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1988年，王晓明与陈思和在上海提出“重写文学史”，京沪学界前呼后应，几乎形成一场文学或文化革命。这场革命的结果与您的预期和想象是否存在差异？ 陈平原：“文学史”永远都在重写，只是变化的尺度有大小，且被接受的程度不同而已。我在北大讲过多轮“中国文学研究百年”选修课，深知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知识生产，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史书写，因此，对我们30年前的学术主张不会有太高的期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本身，目前既被广泛接受，也受到了很多深刻的质疑。面对这些褒贬，我都没有回应，因那只是一个历史足迹，我更珍惜的是那些论述背后的情怀。 《文化广场》：当年北大一批学人倡议写《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但只有您写出第一卷，此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改名《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再版。请您谈谈写作此书的背景，其后续情况如何？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989年出版，第二卷到现在还没影子。北大出版社原本对这套书寄予很大希望，因为，第一卷陈平原，第二卷严家炎，第三卷吴福辉，第四卷钱理群，第五卷洪子诚，第六卷黄子平，除了我刚出道，应该说都是一时之选。可最后出版社顶不住了，2005年，将已刊行16年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改题《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单独重印。不过说好，什么时候第二三四五六卷出版，这书马上归队。为什么会这样拖沓？主要是主编严家炎先生特别严谨的学术态度决定的。当初虽多次讨论，但第一卷是由着我的性子写，出版后严先生才发现，若按他自己的趣味及写作计划，这第二卷跟第一卷的风格差别很大了。改变自己的风格，不可能；不改，不合适；放弃，不愿意。只好这么拖着，说是想想办法；可这一想，就是20多年了。本来很简单的，各写各的，每卷作者自己负责，合起来，不就行了吗？可严先生说，不，作为一套书，要有“整体感”。这可就惨了，这6个人恰好都是很有学术个性的，怎么可能捏在一起？于是，严先生不催，我们就各干各的活去了（参见《为何“严”上还要加“严”》，收入《花开叶落中文系》，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这也提醒我们，主持重大科研项目时，如何兼及整套书的主体风格与每位学者的独立性，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对于成熟的学者来说，合作编书可以，合作撰史很难——除非写成连续性著作。 《文化广场》：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于上世纪初。从技术层面上说，这门学科现在是否已经成熟？比如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贯通问题，比如晚清文学与新文学的对接问题，诸如此类。 陈平原：作为课程设置的“文学史”，与作为著述体例的“文学史”，以及作为知识体系的“文学史”、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史”，四者之间互相纠葛，牵一发而动全身。我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中，谈论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史”，体会其中体制与权力的合谋，意识形态与技术能力的缝隙，还有个体学者与时代氛围的关系；众多努力中，尤其注重从“教育”角度切入。像你所说的，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贯通，诸如此类的困难，与其说限于学者的个人才华，不如说是学术体制决定的。我曾撰写《中国散文小说史》（199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时名为《散文小说志》，2004年起改现名），出版了，评价也不错，可无法推广。因为论述对象跨时代（古代、现代），且跨文类（散文、小说），大学里没有这样的必修课。一句话，你若想写成通用教材，就只能遵循教育部的学科设置；若不考虑课题或评奖，则可以海阔天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