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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学术的历史和前沿尽收眼底” ——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赵剑英 【核心提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诞生于1978年6月14日，当时正是中国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从1996年以前的艰苦创业到后来的艰辛探索，我们一直走在坚守学术出版的路上。  初冬时节，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院里幽静依旧，院子里左右两侧三层楼深灰色的砖体仿佛在向路人讲述着它的沧桑和历史，新修的雕塑作品《耕》、《读》不经意地透露着这座小楼的文化品位，焕然一新的办公室和忙碌的编辑们的身影展示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 “35年来，我们有幸与改革开放同行，有幸行走在这亘古未有的伟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进程中”，在赵剑英社长看来，历经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转企改制、信息技术革命和数字出版等一系列历史变迁的千锤百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专业学术出版领域探索出一条自己的路子，他兴致勃勃地对记者说，“走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学术的历史和前沿将尽收眼底。” 与改革开放同行 与中国学术携手前进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年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建社35周年，回顾往昔，您有什么样的感触？ 赵剑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诞生于1978年6月14日，当时正是中国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从1996年以前的艰苦创业到后来的艰辛探索，我们一直走在坚守学术出版的路上。在这个过程中有过一些曲折，但是走的确实是不平凡的道路，我们出版了大量的学术精品，形成了自己深厚的文化传统，在出版界、知识界、学术界树立起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和形象。无论是喜悦还是痛苦，发展的过程都在不断丰富和启迪我们对于人类和社会的认识，对于学术出版价值和规律的认识不断激发我们的出版使命。未来，我们仍将牢记自己的使命，紧跟时代和行业发展步伐，朝着既定目标坚定前行。 《中国社会科学报》：就学术出版而言，贵社目前面临哪些困难？具体将如何克服？ 赵剑英：出版物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学术出版是人类文化的基础与核心。在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崛起赋予了出版业新的使命。在当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出版业面临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潮流、出版业态从传统出版到数字出版的浪潮、出版业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的大环境等诸多挑战。专业学术出版的发展同样受到经济基础、国民消费心理传统的不给力、同行业对优质出版资源竞争的制约。这对经济基础较薄弱的出版社来说是一种考验，也是行业内面临的尴尬问题。 目前，我社对自己产品的数量、特点、特色，以及每本书的销售情况等信息梳理不够，好书宣传不到位，产品营销滞后。今年，我们要加强产品信息开发，对图书信息进行梳理、分类、宣传、推广，强化读者对我社图书产品的认知，充分发掘和彰显好书、特色书的价值。 做品牌书 占领学术制高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来，贵社学术品牌产品不断推出，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请您详细介绍一下。 赵剑英：我社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撰写的学术著作出版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出版社之一。我社自主策划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它包括三个子系列：各学科六十年学术史、三年一度的学科前沿报告以及年度学科发展综述（内部出版）。今年，2010—2012年各学科前沿报告能够出41种。该丛书系统全面科学地展示当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历史，是梳理学术历史、把握学术前沿、占领学术制高点、引领学术未来的品牌书，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除了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190卷）、《21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50多卷）、《中国政治思想史》（13卷）、《苏联通史》（8卷），以及“社科学术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等项目外，我社最近推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凝聚了几代学人的心血，历时30余载，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外，我们还出版了11卷本的《商代史》及《新中国经济学史纲》等一批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精品图书。今年，我社重点打造的《理解中国》是中国学术著作“走出去”的一套权威书籍，这套丛书将全面、系统地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对于增强我国国际学术话语权、推动中国学者走向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不讲人情 讲质量与行情 《中国社会科学报》：遵守学术规范是近年来国内学术出版社呼吁较多的一个话题。贵社作为老牌的学术出版社，在加强图书学术质量管理方面有哪些举措？ 赵剑英：在图书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学术规范越发显得重要。学术不规范，会使学术水平大打折扣，也有损中国学术和出版社的形象。我2007年来到社里，其间两次主持修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学术著作体例规范》，从思想内容、文字、版式、体例等方面提高图书的整体质量。 我认为，学术创新的基础是对历史的尊重，是对学术史的尊重。学术创新首先要尊重学术规范，这个规范就是对前人成果的尊重和了解。这是最重要的学术规范。其次，言必有据，有引必注。学术规范建设是提高中国学术水平、制约学术不端行为的利器。这方面出版业尚需加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要带头去做。 我社严把学术质量关，一方面提高图书出版的学术门槛，另一方面严格遵守学术出版体例规范。在选题立项和书稿审核时，要求编辑和各级领导仔细掂量学术分量，认真把好学术水准关。在图书生产环节，我们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优良传统，从制度及管理等层面加强质量建设，努力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如制定和完善图书质量检查通报制度，加强对图书编校质量的及时跟踪和通报，建立编印发协调会制度，理顺图书生产各环节之间的关系，出台《关于加强图书生产管理的补充规定》，及时处理图书生产流程中出现的问题。最近我们成立了质量监督管理中心，设立质量总监岗位，下设校对一科、二科和质检科。此外，我社还高度重视节约印制成本。在价格把关上，不讲人情，而是讲行情，保证我社与价格合理、信誉度高的厂商合作，同时严格调控生产周期，尽快将图书投放到市场，减少因人为原因造成的返工现象和材料浪费。 专心耕耘学术出版 社会效益显著 《中国社会科学报》：众多的学术精品为贵社带来了哪些实际效益？ 赵剑英：通过大力抓优秀出版项目和优秀学术图书，我社的学术影响力显著提升。根据权威机构发布的出版社学术影响力数据资料，我社的综合学术影响力在全国588家出版社中位居前五之列。 由于加大对重点选题的政策支持力度，我社2012年各类重点选题大幅增加，占总选题量的比例达到33.6%。近年来，我们承担国家级重点项目的数量在全国各出版社中一直名列前茅。如在2013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评选中，我社推荐书目入选8项，位居各出版社之首。我社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数量在各出版社中也一直领先，近两年连续名列第一。2013年，教育部正式公布的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获奖名单中，我社共荣获一等奖2项、二等奖10项、三等奖25项，在全国出版社中排名第二。我社有多部图书先后获得国家图书奖荣誉奖、国家图书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国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三个原创一百”图书奖等，另有数百种图书获得各领域的专业奖项。如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和印度梵语经典《摩诃婆罗多》。其中，《摩诃婆罗多》历时17年的艰辛后出版问世，这是印度原典以外的唯一译本。最近，我社申请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也成功获批，对我社储备和选用优秀人才、提高科研水平和图书策划能力、进一步增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我社高度重视图书“走出去”工作，努力提高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我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关键是思想和学术“走出去”。文化当中最令人尊重的就是思想和学术，这是我们文化软实力当中最核心的部分。尤其思想层面、制度层面的东西，是建构我国国家形象的一个重要载体。作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专业学术出版名社，将中国大量学术精品推介出去，影响国外高端知识群体，让外国人更加信任和了解中国，我们责无旁贷。为此，我们成立编译中心专门推进，建立向欧美和其他国家及地区高校图书馆及科研机构推介书目的渠道，同时向世界各地孔子学院和华文图书地区主动推介学术精品图书。积极主动地与国外著名出版机构，如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目前我社图书的世界影响力（出版的书籍被国外收藏的数量）在全国588家出版社中位居第六。 这些都是做学术精品所带来的实际效益，当然主要是社会效益，但是这个社会效益不容小觑，它能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这便是我们破解学术出版难题的钥匙。 （原标题：“当代中国学术的历史和前沿尽收眼底”——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赵剑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