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从才华禀赋到人品见识，欲扬则扬，欲抑则抑，本无定论。审时度势八面玲珑为人不齿，刚正不阿舍生取义又几近迂腐，壮志难酬寄情歌赋略显矫情，放荡不羁奇言怪语和之者寡。入世与出世，清流与浊流，个人的选择终也难逃时势造化。陶渊明似乎是个特例，既不趋炎附势，又不矫情自饰，张炜说：“他的行为不给我们一种突兀感和莽撞感。在大家都能理解和接受的前提下，他表现了生命的不屈、强悍以及抵抗到底的强韧精神。”难怪人人都爱陶渊明。
    不过，世人对陶渊明的喜爱更多基于一种误解，他代表的是我们理想中的文人精神。同样喜爱陶渊明的张炜大胆破除这层误解，他用《陶渊明的遗产》为陶渊明正名。作家侃侃而谈，从诗人的生平琐屑中窥见真实的内心世界，也许不似读者想象中那般理想主义，却要更加丰满亲和。如同恋爱日久的情侣，初时那份神秘的朦胧散去，真实的个性同样酝酿着深情厚谊，熟稔又亲切。张炜要我们明明白白地爱上陶渊明。
    《红楼梦》中，史湘云毫不做作地大啖鹿肉，豪言“是真名士自风流”，啖食腥膻，作起诗来照样锦心绣口。此言用来形容陶渊明更是贴切，名士风流盖非纸上谈兵，陶渊明用一生做了诠释。
    后人对陶渊明最大的误读在于一个“隐”字，提及隐士的代表，首先就会想起陶渊明。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甚至因陶渊明爱菊，将菊也称为“花之隐逸者”。可在张炜看来，“隐士”需要有社会地位、资本和名声的基础，陶渊明并无此条件。鲁迅先生也认为，真正的“隐”是谁也不知道，于是一切无从谈起，我们观念中的“隐士”其实都是“显士”，“不‘显’，则不知其‘隐’”。进一步说，陶渊明本人也未将“隐”作为目标，传统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始终萦绕。他不是刻意追求出世，更不是沽名钓誉标榜自己的清高，相反，四次出仕却浅尝辄止，“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感慨其实写满辛酸无奈。称陶渊明为隐士，不如称其为名士来得贴切。
    名士风流，陶渊明的风流是普通人都可接受的风流。他不像《世说新语》记载的故事那般以不按常理出牌的夸张博人眼球，魏晋风骨，冷暖自知，世人不会也不愿去效仿；也不似诗仙太白或是仕途尽毁的唐伯虎那样喟叹怀才不遇，对酒当歌，不是真正的洒脱，只是徒增唏嘘。陶渊明的失意不是没有机会出仕，他看得太明白，倘要施展抱负，必先低头钻营，他也曾尝试寻找平衡之道，终究做不到委曲求全。兼济天下既不可得，不如独善其身吧，绿蚁新醅怡然自乐，至少陶渊明享受了最珍贵的自由。数十载农耕生活也渐渐消去了初时的烟火气，如果早年的陶渊明还有些许激愤不平，晚年则只见通达畅快，毫无苦涩怨尤。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笔下的农事“多是与土地肌肤相亲的苦痛与愉悦，是劳动的快乐”。后世效法者纷至沓来。然而，师法陶渊明寄情山水是容易的，师法他的心则极易类犬。经年累月，文人能耕种自足已属不易，坚持而无怨，乐在其中又不自满自轻，始终没有谁复制得了陶渊明，真正的陶渊明也不会去复制谁。张炜看得透彻：“一个人的生命质地，才最终决定了气象和器局的大小。一种艺术无论是丰腴或枯槁，内藏或外露，都源于作者的本质，仅仅将简朴作为―种风格去追求，那倒有可能造成真正的贫瘠和简陋，而且难以为继。”
    陶渊明最吸引我们的，是他对自然万物的吸收，是他像自然万物一样的不教条，模板化的陶渊明只能让我们离真正的诗人越来越远。人人都爱陶渊明。对他真正的亲近却不是去效仿他的行为，而是真实坦荡、充实乐观地活着。我们不生活在舞台上，也不跟命运博弈；我们不炫耀拥有的，也不遗憾得不到的；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也不为力所不及事的自责。这是陶渊明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这样的人生很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