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中华书局的《龙与鹰的帝国：秦汉与罗马的兴衰，怎样影响了今天的世界？》，大吃一惊。这本36万字的史学著作，作者竟然是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欧阳莹之先生。欧阳莹之先生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博士，长期从事本专业工作，也写过科学史的著作，退休之后钻研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写出了这本煌煌巨著。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对这本书的评价是：“拜读原著，从一个历史学者的立场看，既佩服，又惭愧”，佩服之处是“以不是历史专业的知识分子，却能处理文化史的问题，如此周全，也如此有见解”；惭愧之处是“在许多中国历史学者中，对欧洲历史能有如此程度理解的，实在不多”。
    龙作为中国祖先的图腾，是代表中国的；鹰作为罗马军团的标志，是代表罗马的。这本书是关于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历史的比较。现在许多中国史学者也注意到处于两千多年前同一时代的中国秦汉与罗马的比较，例如易中天先生的“易中天中华史”中写两汉史的书就以《两汉两罗马》命名，书中也有这两段历史的比较。但我还没有见过写得如此详尽的这两段历史比较的著作。欧阳莹之先生并非史学专业出身，但在退休后阅读了如此大量的中外历史资料，著作如此详尽、深刻，的确令人敬佩。读完全书，觉得资料丰富，条理清楚，观点鲜明而有说服力。
    当然，如果非专业史学家写出了达到专业史学家水平的著作，这仅说明作者的勤奋。但非专业史学家的著作值得细读，还在于他们有专业史学家所缺乏的独立见解。专业史学家从很早时候起就接受传统史学教育，浸淫其中，很难跳出传统的框框；尽管掌握与运用史料广博而准确，有时却难产生新观点，因循守旧，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读起来缺乏新意。非专业史学家，没有接受过传统训练，也就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思想解放了，或者说从未被约束过，往往就有了新意，有了令你惊奇的新观点，无论对错都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启发。欧阳莹之先生大学以后的教育都在美国完成，这本书的写作也在国外，不受国内史学成见的影响，更有值得我们思考的新见解。
    中国传统史学中，有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的争论，且称为史学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尽管对分期的时间争议极大，但前提是承认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奴隶社会。专业史学家惯于用“历史五阶段论”来套中国历史，非要找出一个奴隶社会时期，这就是一个教条式框框。但是，欧阳莹之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奴隶，但无奴隶社会。这就在于，前者奴隶人数少，而且没有明显的社会经济作用，而后者人数多，且成为整个社会生产活动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缺乏政治自由的观念。这就是说，中国社会没有奴隶与自由民之分，每个人都是君主统治下的臣民，只有为君的理念，没有个人自由的意识。罗马社会，奴隶是社会生产的主力，社会分为没有自由的奴隶与有自由的公民，由此就产生了个人自由权的理念(参见该书页102-106)。我个人认为，这种观点极有见解。
    对于短命的秦王朝和秦始皇，传统史学以贬为基调，而且历来作为反面样板。近年来，这种评价有所改变，主流仍然是以贬为主，同时也承认一些历史进步意义。欧阳莹之先生却是以赞扬为基调的，而且对一些传统说法提出质疑。秦王朝被称为暴政，但作者指出，“比起无政府内乱的恐怖，什么政府秩序都容易接受”(第205页)。秦统一中国，这就是巨大的进步。其实，秦以前春秋战国的乱象，最终必然走向统一，就是其他国家来统一，也得经过战乱阶段。秦来统一有何不对？更不用说统一后实行法制，建立郡县制，统一文字、度量衡、道路等等。即使是承认秦始皇历史贡献的史学家也都认为秦因暴政而亡。作者的新见解正在于对秦暴政的分析。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实际上烧的是六国史书与儒家著作，杀的是招摇诈骗的方士，这也是巩固新政权所必需的手段。征发徭役以修长城、道路为主，阿房宫修建用人并不多，且未建成，陵墓用人多一点，但与历代相比，也不为过。欧阳莹之先生特别指出，晚到戍地是陈胜、吴广起义的原因，因为晚到要杀头，实际上晚到杀的还是头目，其余并不杀，陈胜、吴广无非以此为借口欲建称王大业而已。历史上暴政之说来自儒家，是为扬儒抑法服务的。对秦始皇的妖魔化是历代尊儒之传统。作者对秦始皇的论述，也许有可商榷之处，如连年战乱、大举兴办公共工程，让人民没有喘息的机会，是否合适宜，都可讨论，但鲜明地“反妖魔化”秦始皇，却值得我们深思。写史书，不能要求全正确，但不因循守旧，才会有启发。本书对秦汉史和罗马史的论述，都不乏这类有启发意义的见解。
    本书的重点并不在于介绍秦汉史或罗马史，而在于对这两种同时存在的历史的比较。本书最大的价值也在这里。现代西方国家继承的是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中国继承的是秦汉的传统。这种来源的不同，决定了西方与中国今天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巨大不同。了解历史上秦汉与古罗马的不同，对认识今天中国与西方的差别，选择中国现实的道路是有益的。
    作为古老的帝国，秦汉与古罗马有许多相同之处，本质上都是专制政府。古代中国自秦以来一直是专制，而罗马共和国本质上是贵族统治，以皇帝为首的贵族统治和以“首席公民”与元老院为形式的贵族统治，本质上都是专制。但这两者之间有重大的差别。这就在于，自汉以来都崇尚以德治国，而罗马是以法治国。作者指出这种差别：“中西双方都重视道德教育，但有一个基本分歧。罗马人尊重元老院的声望，但元老们带头尊重法律体制，以崇尚法治自傲。中国儒家认为圣贤单凭个人品德便足以平治天下，所以贬斥法治，提倡人治。”(页54)这恐怕是古代中国与古代西方最大的差别。
    平心而论，秦是实行法治的，中国历代也儒表法里，并非无法。但中国儒家、法家都没有个人的概念，他们说的“民为贵”中的“民”并不是个人。作者指出，“儒家、法家一样不谙民主，只有君主观念。不同的是，儒家搞君主个人崇拜，法家建君主集权的国家制度”(页87)。这是非常有见地的。而且，作者也认为，“孔子的道德着重感情、求人心共鸣，不同于苏格拉底的伦理着重分析、求理性明白”(页78)。这就使中国的法治中有一点温情脉脉，比起西方有点人情味。
    总而言之，这本书体现了非专业史学家的特色：严肃研究而非戏说、大话，有独立见解而不受传统约束。史学票友可以从这本书中获取新知、得新见解，专业史学家也可以学其打破传统的研究方法：好书大家都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