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水长集》是陈来先生于近二十年来写作的追念前辈学者的文章汇编，并含两篇回忆自身求学经历的自述。文集共收入19篇文章，最早的一篇写于1987年，最晚的一篇写于2012年，其中半数文章此前并未发表，可堪为珍贵的文字资料。
    陈来先生在文中深情追忆了与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陈荣捷先生、任继愈先生、季羡林先生、邱汉生先生、邓艾民先生、邓广铭先生、周一良先生、傅伟勋先生、何炳棣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往来授受的亲身经历，还论及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国学大师的学术精神、大学理念及其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深厚渊源。陈来先生作为当今人文学界的学术泰斗，其治学修身之严谨诚笃，当为晚辈学人尤其是青年学子之楷模。
    
    

在文集所收录的第一篇文章《记冯友兰先生》中，陈来先生回忆了上世纪80年代在北大期间协助冯友兰先生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经历。几年切磋琢磨之间，陈来先生对冯友兰先生治学的孜孜不倦、至诚无息有着切身的观察和体会。冯友兰先生晚年的学问修养“所操益熟，所得益化”，年过九旬之时仍注重在学术上突破创新，常有惊人之语，自称为“非常可怪之论”。这种求新意识一方面是利用既有形式结合时代议题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对中国哲学的基本内容进行积极转化的尝试。冯先生晚年为陈来先生命字为“又新”，并亲自作“字说”以发其深意。“又新”取自《大学》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为新新不已、永无止境，这不仅寄托了冯先生对陈来先生的殷切期望，同时也是冯先生自身德性关切的写照。冯先生作为一代大学问家，其学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然其治学修身莫不贯彻着这种求新精神，后学思之，宜当自勉。
    刘笑敢先生曾对陈来先生笑称，“别人只有一个先生，只有你有两个先生”。除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对陈来先生在学术道路上的影响亦极为深远。张岱年先生非常注重对青年学子的栽培，陈来先生早年的学术发展多与张岱年先生的指引有关。作为张岱年先生的博士生，陈来先生也是国内最早研究张岱年先生哲学的学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陈来先生就以“分析的唯物论”和“天人五论”来总结张岱年先生的思想，获得了先生的认可，被先生引为知音。张岱年先生始终坚持唯物主义立场，但是同时也鼓励学生们突破苏联式的教条哲学。张先生之所以在学界具有极高的地位，不仅源于他对中国古代唯物论的阐发，更来自于他对中国哲学思想材料的深入研究和准确诠释。张先生常引用司马迁的名言“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来强调治学的原则，即研究文献时必须仔细体会原意，并用“解析”的方法加以严谨地分析。陈来先生认为，这句“八字真经”可堪为张先生治学育人的不二法门，也是他从张先生处继承下来的宝贵遗产。
       
    陈来先生与冯友兰先生和张岱年先生的往来授受关系在学界广为众人津津乐道，而陈来先生与邓艾民先生的关系却少有人知。邓艾民先生是陈来先生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因邓先生专长在宋明哲学尤其是朱子与阳明，陈来先生便选定朱子作为研究对象。如今陈来先生作为朱子学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学者，究其因缘，实是与邓先生有莫大关系。1982年邓艾民先生开始全力投入王阳明的研究，其力作《传习录注疏》即便放在今天的学术界仍然是阳明学研究的一流著作。然而人事不测，1983年邓艾民先生被发现罹患癌症，在住院期间他仍然抓紧修改关于王阳明哲学的论著。所幸《传习录》在邓先生生前终于完成，而王阳明哲学的部分也在邓先生身后获得出版，邓先生若泉下有知应会倍感欣慰。
    陈来先生在北大求学期间，还亲身受教于朱伯崑先生。朱伯崑先生作为哲学界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北大学派”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具有北大治学风格的优秀哲学工作者。朱伯崑先生曾长期追随冯友兰先生，其治学方法亦一以贯之承自冯先生，即注重理论思维，重视分析中国古代哲学的概念和演变，同时着力于对中国哲学基本资料的精熟把握。陈来先生追忆了朱伯崑先生为研究生开设的中国哲学史通史资料课，在长达一年多的授课中，朱先生不仅完整地讲解了中国哲学史的整体架构，还深入地探讨了其中的理论问题与学术争论，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朱先生长期在北大哲学系担任教学第一线的主讲，每一次讲授中国哲学史都要重写一遍讲义，多年积累下来，这些讲义已经摞满了书柜，然而至今未获整理出版，实是一大憾事。朱伯崑先生不仅对中国哲学史的学科体系之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还因对易学哲学的阐扬及推广而享有盛誉，其煌煌巨作《易学哲学史》事实上就是朱先生所写的中国哲学史。陈来先生认为，朱伯崑先生对于周易哲学的重视乃是继承了冯友兰先生的遗志，并且以一种明确的方法论自觉，传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所开创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北大学派”。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所建立这一治学传统，取道于哲学史而非思想史的路径，关注思想的内在问题与价值本身，在方法论上注重辨名析理的概念分析。这一治学传统在北大薪火相传，朱伯崑先生实在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功绩。
    陈来先生在《山高水长集》中追忆的诸位先生，莫不具有宽以待人、严以律己、诲人不倦，端方恭谨的品格。如陈荣捷先生平生不烟不酒，但无一日不读书，待人接物都极为可亲。朱伯崑先生为人公允、坚持原则，从不走私人路线，对待教学工作极为认真负责，无私地悉心指导每一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季羡林先生虽然作为人文学界泰斗，然而为人谦逊、朴实无华。学生们出于尊敬，称季羡林先生为“国学大师”，而季先生从早年起便一直辞谢这一称号。其待人亲切平易，即便与晚辈同车，下车时必定站立挥手，等车离去后才转身，此一细节便可略见季先生的人品修养。
    陈来先生认为，人之学问与气象的不可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优点。在北大求学期间，陈来先生深为冯友兰先生的晚年气象所感。冯先生最为推崇程明道的《秋日诗》，诗中“闲来无事不从容”、“四时佳兴与人同”的宽裕自得之境界，正是冯先生的人格面貌的具体体现。陈来先生认为，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着重阐发中国哲学的精神境界，其中所论玄学与道学境界之透彻圆融比《新原人》中所论“天地境界”犹有过之，而这与冯先生对自身精神境界的觉解和体证密不可分。文革期间，冯先生常常受到批判，然而处“批”不动，从不凝滞于心。陈来先生认为，冯友兰先生拒绝放弃发言的权力，仍然保持着敏锐的哲学思考，“非舍后如此，乃达后如此”，此不动心正是道学境界之高明豁达的体现。
    “成人之道自不惟在儒，然人于道问学之外，必须有真境界”。这一体悟不仅得之于对前贤之德容的耳濡目染，更是陈来先生自身治学经历中的真切所感。《山高水长集》中还收录了陈来先生的《犹记潇湘细雨时》与《燕园道问学》这两篇自传性文章，文中回忆了大学本科时代以至研究生与博士阶段的求学经历。陈来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期作为工农兵学员由内蒙古兵团推荐进入中南矿治学院就读，尽管学校和专业皆非本愿，然而得益于“鼓励自学的自由教育”这一办学理念，坚持自身对于人文学术的兴趣才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当时的课程没有考试，一切全凭学生的自觉自学，陈来先生便在完成理工科的学业之余，广泛地阅读各种人文社科书籍，通过大量阅读经典原著为后来的学术发展打下了基础。在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运动甚嚣尘上之时，陈来先生却独对儒家思想开始产生同情的理解。1978年，陈来先生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先是由邓艾民先生指导，后师从张岱年先生，以宋明哲学为研究方向。在自述中，陈来先生追溯了自身的学术观点与思想的发展历程，尤其梳理了对于朱子哲学在理解与诠释上的推进。陈来先生的朱子学研究首先建立在扎实的材料基础上。为了梳理和辨析朱子的概念体系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流变，在研究生时期陈来先生便将《朱文公文集》中数千封书信的年秩加以一一考订，因许多资料缺乏索引，只能全凭记忆加以手抄，终成二十余万字的《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然而在对史料的细致考证之中，恰体现出陈来先生对于哲学问题与方法论突破的关切。80年代上半叶，学界思想中尚有诸多桎梏，而陈来先生在其朱子哲学研究中力图突破唯心与唯物的二元对立，立足于更高的普遍性哲学立场。单一化与抽象化的传统研究范式无法容纳朱子对于各个哲学概念的多层次而丰富的论述，陈来先生将辩证性的史料运用与承自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的辨名析理的治学方法相结合，通过对中国哲学基本材料的准确而立体的掌握，推进了对于概念本身的理解与阐发。这一严谨的治学作风，体现出陈来先生对于北大学派之传承的自觉担当。陈来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地笔耕不辍，尤其在专攻朱子学研究的多年间心无旁骛、目不窥园，非有至诚之心而以学术为志业者实不能为之。陈来先生自称“死读书、读死书”，然而在理论诠释中推陈出新，处处又开风气之先，其眼界与境界之开阔通达亦可从中得见。而究其所以，不过是自来爱读难读之书、发前人所未发之论，可见涵养已在进学之中，两端其实理一。成人之真境界，若是说得太高则未免失之空泛，然若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庶几近矣。
    程子曰：“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会语言，要识得圣贤气象。”又曰：“有诸中，必形于外，德容安可妄学。”读罢《山高水长集》，只觉见其文如见其人，诸位先生之音容笑貌恍如亲见，其气象或高明亢爽、或温柔敦厚，而为学修身之用心精一，则并无二般。作为晚辈后学，虽未能亲受诸位先生指点，然不可不体会前贤之心，虽不能至，然不可不心向往之。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16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