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为配合《辽史》修订本的出版，5月4日至8日，《中华读书报》《文汇报·文汇学人》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先后刊发了三组有关辽史的专栏文章，笔者谨代表《辽史》修订组向中华书局和各家媒体表示衷心感谢。此前笔者曾写过一篇介绍《辽史》修订本有哪些学术推进的文字，其中交代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窃以为有必要让读者周知，以作为补充和回响。
    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刘浦江教授主持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之《辽史》修订工作，自2007年5月至2014年7月，前后历时七年告竣。此后，《辽史》修订稿又经过一年多的审订、修改和校阅，其间虽遭逢主持人刘浦江教授病逝之不幸，但并未影响整个校审出版进程，终于2016年4月正式推出《辽史》修订本。值此付梓之际，中华书局约请我们《辽史》修订组向读者大众介绍一下新修订本的主要学术贡献和突破。然而所谓“贡献”、“突破”之类的评价理应由辽史研究者在利用之后去加以论说，恐不容修订人员自卖自夸。作为刘浦江教授的弟子及修订组成员，笔者在此并不打算吹嘘这部修订本有多大的学术价值，而是拟从修订工作本身出发，交代一下它相对于原点校本有何改进提升之处，从而使读者了解我们的修订工作，并引起辽史学者对相关学术问题的注意。
    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冯家昇、陈述先生相继整理完成的，其点校质量堪称上乘，从而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可靠易读的通行版本。但随着近几十年来古籍整理规范的日益严格和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原来的《辽史》点校本逐渐显现出其所存在的缺憾，此次重新修订即要顺应时代的变化，进一步提升点校水平，为读者提供一个校勘更加精审且能反映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辽史》升级版本。总的来说，较之原点校本，新修订本的学术推进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严格以百衲本为底本，覆核全书文字，校改慎重，尽量恢复《辽史》的原始面貌。上世纪初次点校“二十四史”，为了快速整理出可供民众阅读的通行本，诸史点校采用的是以某一版本为工作本，“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整理方式。这种做法对于文字校改主观性较强，且大多不出校勘记，从而抹杀了不同版本间的文字差异，其实并不可取。如《辽史》即以1931年商务印书馆选取数种明初翻刻本残本配补而成的百衲本为工作本，但在具体点校中，既有以百衲本为底本者，也有不少地方是以乾隆殿本为底本，甚至还有据理校径改者。根据我们这次修订的版本校，发现原点校本的许多文字校订是不妥当甚至错误的，改得比较轻率。例如，卷四四《历像志·朔考》会同六年八月丁未朔下小注“俨、陈”，意谓辽耶律俨《皇朝实录》和金陈大任《辽史》是月皆作丁未朔，而原点校本却据殿本将“陈”径改为“晋”，指后晋朔日，与原文义不符。又卷四《太宗纪下》，会同元年“三月壬戌，将东幸，三克言农务方兴，请减辎重，促还期，从之。……癸酉，东幸”。“促还期”，诸本皆同，但原点校本却凭理校径改作“促还朝”。按此处记载是说三克以“农务方兴”，请求辽太宗此次东幸，减少辎重，并缩短还朝的日期，若改为“促还朝”，则意指催促太宗还朝，但三月壬戌日时太宗尚未东幸，至十日后癸酉方成行，何来“促还朝”一说，可知原点校本所改有误。诸如此类的情况还有不少，说明原点校本在校勘程序和方法上并不严谨，存在很大风险，不符合现行的古籍整理规范。
    按照中华书局对于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此次修订应摒弃原来的“工作本”做法，而采用严格的“底本式”整理方式，即选择一种版本为底本，通校、参校其他主要版本，凡涉文字校改一般均需出校说明。我们《辽史》修订组亦遵循这一基本原则，以百衲本为底本，重新覆核全书，用原内阁大库所藏明初内廷朱丝栏钞本及《永乐大典》残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乾隆殿本进行参校，并参考吸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道光殿本的《考证》内容。对于底本文字的校正采取审慎的态度，除非有充分的理由和足够的证据，切忌擅改原文，凡是可改可不改者一律不改，尽量遵从底本，避免不同文本的同质化，严把校勘尺度，尽可能恢复《辽史》的本来面目。
    第二，注重利用传世文献及出土石刻资料进行他校，并充分吸收今人的研究成果。原点校本主要是在陈汉章《辽史索隐》、冯家昇《辽史初校》、罗继祖《辽史校勘记》、张元济《百衲本辽史校勘记》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这些校勘成果主要以本校见长，但在他校方面却做得并不充分。而此次修订的凡例之一则要“重点利用五代、辽、宋、金、元、高丽文献进行他校，同时注意利用出土文献进行参校，包括汉文及契丹大小字石刻资料”。浦江师要求我们修订人员在做具体的点校工作时，尽量穷尽史料，除了广泛发掘和参阅传世五代宋元高丽文献中的辽史资料之外，尤其要充分利用作为第一手材料的辽代石刻文献。为此他特命学生高宇彻查明清金石文献、地方志以及近几十年来新刊布的考古资料，将此前陈述《全辽文》、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等书没有收录的辽代汉文石刻全部整理出来，并尽量参照拓本核对录文，编集为《辽代石刻新编》；同时，又让学生搜集整理契丹文字石刻，后编纂出版《契丹小字词汇索引》（中华书局，2014年）。这些资料汇编为《辽史》的他校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
    通过利用以上所述传世文献及出土石刻，可以解决《辽史》记载中的不少问题。譬如宋辽交聘使臣姓名，《辽史》所记多不准确，而在《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宋代文献中则保存有较为完整的记录，可为《辽史》纠谬补阙。再举两个利用石刻文献的例子。此前学者早已指出，《辽史》所见杨皙、杨绩事迹系一人重出，但此人本名究竟是“杨皙”还是“杨绩”，则未能确定。按新出辽大安五年《梁颖墓志铭》提到的“故守太保中书令杨公皙”（该墓志刊布于《文史》2011年第1辑），即此人，知其本名当作“杨皙”，从而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关键证据。又据《辽史》卷六六《皇族表》记载，帖剌与匣马葛皆为懿祖庄敬皇帝之子，然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认定二者实为一人，但根据契丹小字《耶律迪烈墓志》、《故耶律氏铭石》及汉文《耶律羽之墓志》等原始资料，匣马葛实为帖剌次子（参见乌拉熙春《匣马葛考》，《辽金史与契丹、女真文》，东亚历史文化研究会，2004年），《辽史》记载恐误。从以上这些例子来看，利用宋元文献及出土石刻进行他校，对于《辽史》点校质量的提高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此次修订还充分吸收了近几十年辽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为此浦江师亦命学生在其所编《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的基础上，广泛搜罗各种期刊、文集所见有关《辽史》校勘的论文、札记，复印后整理编订为《辽史勘误》，并且将各篇文章中涉及到的诸校勘点按照《辽史》卷次的顺序一一标示出来，注明页码，统编为《辽史各卷勘误索引》。这样各卷修订者就可按图索骥，快速找到应参考的相关文献资料，避免遗漏和重复劳动，节省了很多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这一《勘误索引》还可随时增补，不断完善。这一做法得到了徐俊先生的赞赏，并在其他各史修订组大力推广。
    第三，对书中涉及到的某些校勘问题进行研究考察，从而使我们对元修《辽史》的编纂过程及其史源有了新的认识。众所周知，元末编修《辽史》成书仓促，甚为简陋，在“二十四史”中是公认编纂质量比较差的一部正史。在这次修订过程中，我们发现《辽史》纪、传部分的各卷题名原本较为混乱，如卷一、卷二为《太祖纪》上、下，卷三、卷四为《太宗纪》上、下，然卷六、卷七却又称《穆宗纪》一、二，卷八、卷九称《景宗纪》一、二（原点校本已统一改作《穆宗纪》上下、《景宗纪》上下）。列传大多题作“列传第××”，但有些类传题名却又与此不同，如卷七二原作“宗室传第二”、卷一〇五原作“列传能吏第三十五”、卷一〇六原作“卓行传第三十六”、卷一〇七原作“烈女传第三十七”、卷一〇八原作“方技传第三十八”、卷一〇九原作“伶宦传第三十九”，卷一一〇、卷一一一原作“奸臣传第四十”、“奸臣传第四十一”（以上原点校本均已统一改作“列传第××”，再说某某类传名）。这种情况说明，《辽史》可能最终没有经过元朝史官的统稿，以致产生各卷题名形式不一致的现象，这或可为其成书草率之新证。
    一般认为，《辽史》的史源主要出自耶律俨《皇朝实录》和陈大任《辽史》。而通过此次修订，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化这一认识。有迹象表明，元人所修《辽史》很可能是以陈大任《辽史》为蓝本，而参之以耶律俨《皇朝实录》。笔者在研究《辽史·朔考》中的月朔记录时发现，今本《辽史》本纪主要源自陈大任《辽史》。不仅是本纪如此，又如屡见于《辽史》纪、志、表、传中的道宗“寿隆”年号，本当作“寿昌”，今本《辽史》作“寿隆”者，系陈大任避金钦慈皇后“寿昌”讳而改。通检《辽史》，除《闰考》一处记作“寿昌”外，其余四十余处均作“寿隆”，这个例证尤能说明问题，可知元修《辽史》的主要史源是取自陈大任而非耶律俨。不过《辽史》八表，除《皇子表》《公主表》源自陈大任《辽史·皇族传》之外，其他六表实乃元人杂抄陈大任《辽史》和耶律俨《皇朝实录》诸纪传拼凑而成的（参见刘浦江《点校本〈辽史〉修订前言》）。此外，过去认为《辽史·天祚皇帝纪》所载辽末史事多采自《契丹国志》，但据修订组成员苗润博博士研究，其真实的史料来源状况恐怕要复杂得多，可能与多部宋代文献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上述这些考察结果都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辽史》史源的认识。
    以上主要从修订工作的角度，简略介绍了我们认为《辽史》修订本相较于原点校本有所提高推进的三个方面。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穷尽史料是我们的努力方向，但由于种种原因，仍难免会遗漏一些有校勘价值的文献史料及参考论著，以致某些问题未能发现或予以彻底解决；同时，目前新修订本对于某些校勘问题的判断也未必完全正确，容有失误的可能，敬请海内外方家批评指正。
    记得在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启动之初，学界或有质疑，以为当今学者的点校水平恐怕无法超越老一辈历史学家，担心新修订本的质量不升反降。尤其是我们《辽史》修订组，刘浦江教授出于培养学生的宗旨和目的，将具体的分卷点校工作全部交给我们这些研究生来承担，这更增添了大家对《辽史》修订本质量的疑虑。但事实上，在浦江师的周密部署和严格把关之下，凭藉着缜密高效的校勘流程和工作方法，我们可以很有底气地说，《辽史》修订本的点校质量是有保障的。虽然它还有瑕疵，并不尽善尽美，但仍是研治辽金史者值得参考的一个《辽史》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