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loads/collect/201710/16/res04_attpic_brief50.jpg) | “恭祝袁行霈教授八秩华诞文集”之《从游集》《双清集》,王能宪、董希平、程苏东编,中华书局2016年4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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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适逢袁行霈教授八秩华诞,袁门弟子编纂纪念文集,为袁先生颂寿志喜。纪念文集分为《从游集》和《双清集》,由弟子王能宪、董希平和程苏东具体负责编纂。 《从游集》为论文集,作者均为袁先生弟子,以入门先后顺序排列,凡收论文31篇。“从游”二字,源自教育家梅贻琦名言:“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袁先生十七岁考入北大,毕业后留校从教,在讲坛上辛勤耕耘,至今六十余年,桃李遍天下。《从游集》正好可以作为袁先生桃李芬芳的见证。袁先生学问渊博,融会贯通,不拘于一隅。袁门弟子如今也很多都是科研院所的老师,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他们提交的论文各具特色,异彩纷呈。弟子们所提交的这些论文横贯整个中国文学史,或鉴赏文本,或梳理文献,或辨析真伪,或探讨文学理论,或考证名物制度,或旁涉绘画艺术,或延伸到思想文化研究等等,不一而足。《孟子》云:“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袁门弟子正可谓继承了袁先生之“一体”。 其中分析文本、鉴赏文学艺术者,如商伟《二十一世纪富春山居行:读翟永明〈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对翟永明的长诗做了细致入微的分析。文学鉴赏在文学活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袁先生很早就注重文学鉴赏的基础性和艺术性,在《历代名篇赏析集成·序言》里,袁先生说:“没有鉴赏,创作的价值也只能处于潜在状态而不得实现。……注重鉴赏,就是注重文学的审美价值,注重文学本身的特点,把文学当成文学来对待。” 梳理文献者,如傅刚《北京大学藏汉简〈反淫〉简说》,对比汉简《反淫》与枚乘《七发》,确定了《反淫》文体性质、作者及文学史意义,最后得出结论:“《楚辞》体影响到汉大赋的产生,由《反淫》至《七发》的改写,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但这种影响,并不像学术界所认为的,产生于战国的《楚辞》,直接影响到汉人的写作,从而产生了大赋。而实际上是通过枚乘等深受《楚辞》影响的人,由楚地北上梁地后,将《楚辞》写作与北方自秦以来流行的杂赋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新文体——大赋。”由文献梳理,而上升到对汉大赋起源的探讨,这其实就是袁先生一直所秉持的横通与纵通相结合的治学理念:将纵的历史脉络与横的学科研究贯通起来。 旁涉绘画艺术者,有宋晓霞《现代中国画与“文化自觉”:以陈师曾为例》、徐鼎一《王时敏绘画及“画家正脉”说之理论根源与借镜意义》等。这种跨学科的研究,也正是袁先生所身体力行的。袁先生在陶渊明研究方面,堪称集大成者,《陶渊明研究》《陶渊明集笺注》等确立了陶渊明研究的典范,详细梳理了陶渊明的生平,并对陶渊明的作品做了详尽的校勘、注释、解说、集释等,收罗历代有名的和陶诗。然而,袁先生的陶渊明研究并不止于此,还旁涉交叉学科,《陶渊明影像——文学史与绘画史之交叉研究》一书,更将陶渊明研究与传统绘画艺术结合起来讨论。林庚先生尝云:“行霈为学多方,长于分析,每触类而旁通,遂游刃于群艺,尝倡边缘之学;举凡音乐、绘画、宗教、哲学,思维所至,莫不成其论诗之注脚。”(林庚《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序》)正是此意。 涉及名物考证者,如董希平《杖鼓与宋词演唱》、马里扬《柳词地名的文学考证》等;有关思想文化者,如曾祥波《论新“三统”学说对北宋前期“台谏之重”的影响》、尚定《陈寅恪文化历史主义通观》等,他们都秉承了袁先生的精鉴追求。对文学的把握,离不开相关文献的考据,离不开历史思想的分析,否则所谓精鉴就成了纸上空谈。扎实的考据功夫和文献分析水平,正是袁先生及其弟子所注重的。袁先生《博采、精鉴、深味、妙悟》指出:“所谓精鉴,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资料的鉴别与考订,如善本的选择、字句的校勘、作品真伪的判别、作品年代的考证、作品内容的笺释等等。……精鉴的另一方面是善于鉴别作品的优劣。趣味要高,眼力要好。《文心雕龙·知音》曰:‘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看得多了才有比较;亲自从事创作实践才更精于鉴赏。” 诚如孟飞在《袁行霈先生八秩大寿征文启》中所言:“大鸣小鸣,发蒙叩其两端;纵通横通,治学涉乎九流。”这本论文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弟子继承袁先生治学精神的体现。钟书林《横通与纵通:文学史与绘画史交叉研究的重要突破——论袁行霈先生的陶渊明研究》一文,以袁先生的陶渊明研究为例,具体地分析了袁先生的治学精神:横通与纵通。所谓横通,即横向贯通,不断扩大研究范围,触类旁通,以至于博涉交叉学科。如袁先生对陶渊明的研究,从陶集的整理、注释、集解、系年到大量和陶诗的整理研究、历代陶渊明题材的绘画研究等等,正是不断地横向拓展陶渊明研究。所谓纵通,袁先生云:“例如文学史的研究,不满足于一个时期、一个朝代的分段研究,而希望上下打通;即使是研究某一时段,或者其中的一个具体问题、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也能置之于整个文学的发展史中,作出历史的考察和判断。”袁先生的这些治学心得,不仅是弟子们所当继承和发扬光大,也是当今学界所当重视和践行者。 《双清集》为回忆录,同事和弟子对袁先生的回忆文章,凡35篇。“双清”取自杜甫《屏迹二首》其一名句“杖藜从白首,心迹喜双清”。寓意袁先生清清白白做人的人生准则。 其中,同事对袁先生的回忆,多提及与袁先生合作共事的诸多细节。比如,复旦大学教授黄霖先生《温润而泽,缜密以栗——从袁先生编文学史琐忆》回忆了参与袁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编委会的亲身体会,其中提到袁先生“对人都十分尊重,和颜悦色,没有一点架子。说起话来,不紧不慢,有板有眼,让人感到如沐春风;开起会来,对每个人的意见都认真听取,从未见他有一点懈怠或倦色”。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赵逵夫先生在《崇敬与感激》一文中,回忆了与袁先生合作编纂《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的细节。在编纂委员会上,袁先生认为“一部作品的选集能否被社会认可,一看选目是否精当,二看是否适合广大读者的需要,三看是否有文献价值。”与袁先生同在一个教研室的葛晓音老师回忆道:“毕业留校以后,和袁老师在同一个教研室,常常能从他待人接物的态度悟出一些为人师者所应有的修养。那时教研室经常有政治学习,或是开会讨论教学大纲的修改,老师们见面机会比较多。讨论工作时,无论有什么样的意见不合,他从不与人相争,只是从容地申述自己的意见。”(《日月不息师表常尊——贺袁行霈老师八十华诞》)。这些来自同事的细节回忆,可以帮助我们近距离了解袁先生的学风和为人。 而在弟子们笔下,有许多有关袁先生细节的分享,让人倍感亲切。比如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袁先生上课一丝不苟,板书非常漂亮。崔承运说:“无论板书、誊稿、小札、信函,都字迹清楚,中规中矩,而且讲究布局谋篇。”日本留学生佐竹保子生动地回忆道:“由于刚到中国,我只能听懂很少一部分,于是我暗下决心,至少要把先生写在黑板上的文字全都记下来。先生开始在黑板上写字,我也紧张地准备开始做笔记。再一次让我吃惊的是,先生在黑板上写的字实在太美了,好似用毛笔在白纸上写的书法一样。黑板上的字都是特别美、特别有风格的。我不知不觉欣赏起那些板书来,仿佛身在博物馆欣赏著名碑帖一样,沐浴在一种美感经验之中,完全忘了记笔记这件事。我一直到现在也没见过在黑板上能写出那么漂亮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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