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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兆虎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1月28日   24 版）
    
《说文解字探原》，罗君惕著，中华书局2013年10月第一版，6800.000元
    
    苏步青致罗君惕信
    罗君惕先生《说文解字探原》的出版，是蕴蓄已久的筹划，也是一个无意中的发现。
    我一直留意搜罗民国以来学人的佚著遗作，尤其是历经战火、浩劫，尚存人间的书稿的下落，尽我绵力，促成出版，偿老辈之夙愿，传一代之文献。这是我个人的出版理想，也是百年中华书局建局以来自觉承担的社会责任。近几年来，书局整理出版的有《顾颉刚全集》、《陈梦家著作集》、王国维之子王仲闻的《全宋词审稿笔记》、章太炎弟子马宗芗的《毛诗集释》等等。
    而《说文解字探原》却是一个无意的发现。201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浏览网页时，偶然看到钱汉东先生2008年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的《国学大师罗君惕》，文中说罗先生用40余年时间写了这部230万字的巨著，并说曾亲见手稿。阅后兴奋不已，第二天马上辗转问到钱先生电话。电话里，钱先生向我介绍了书稿情况，并介绍到罗先生长孙罗允和先生处。我向罗允和先生要了前言、凡例、正文的相关照片，好了解书稿具体内容，并查阅了《世纪学人自述》收录的《罗君惕自述》，以及罗先生已出版发表的《汉文字学要籍概述》、《秦刻十碣考释》、《我怎样研究〈说文解字〉》、《正段》等论著，以求尽量了解其人其学。
    罗君惕先生（1905—1984）是蒙古族人，本姓那，别号艮厂，生于江苏镇江，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曾当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和主席团成员，1979年9月任上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是海上著名的文字学家、书法家，兼擅作画，好酒，会舞剑，性情真率。
    罗先生自述研读《说文诂林》所记笔记有五项：“一，许氏的错误说解；二，我所不知而各家均未论及，仍不能解决的问题；三，各家有独到的见解；四，各家所说不同而未能断其是非的；五，自己的心得体会。”资料积累日多，于是“决心光大许慎所言之精论，订正许慎所言之谬误，廓清同代之疑团，始撰《说文解字探原》”。《探原》依循《说文》辨形、释义、正音的体例，“首举篆字，与陶文甲金大篆隶书相比较；其次以正字与经籍子史文集的注释相比较，分出文字本义与后起义或误解；再次以本义与字书、词书、韵书、毛诗、楚辞及汉魏晋时代的韵文所注的字音相比较，说明其字从某字得声的理由，而分出古音、近音或误读。从中国文字的构造来看，凡形声表声之字，必兼表意，所以许慎有‘亦声’这一解，宋朝王圣美有‘右文’说，郑樵也有‘声兼义’说，这部稿子则详加探讨，尽可能把所有兼义说出来”。
    申报选题时得知，原来几年前上海市出版局有关领导也曾向书局推荐过此书，我们编辑室主任俞国林先生很快与罗允和先生取得联系，但由于版权存有争议，无奈暂且搁置，这算是本书出版经历的第三次曲折。前两次是书稿写定后，罗先生曾先后寄付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限于当时出版条件，皆未能出版。又请诸老友如吴文祺、苏步青等上下绍介、呼吁，亦不能如愿，1984年抱憾而逝。有感于此，俞国林主任指导我拟定手稿影印、原汁原味呈现老辈学人学问书法的出版方案，会同局内法律事务顾问，研商版权细节，在罗允和先生的大力支持下，拿出了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订立了出版合同。
    合同签署后，罗允和先生很快寄来手稿的扫描件光盘。罗老师是出版界前辈，对书稿的呵护令人感佩，为了避免书稿多次翻检造成损伤，75大册7000多页的书稿，一页页高清彩色扫描，逐册逐页编号，井然不紊，也极大地方便了出版。其中第16至20册手稿修改较多，较为杂乱，往往逸出版心写在左右两边，罗老师采用割裱的方式，使版面紧凑整齐，阅读通畅，实有整理之功。当然，排版时由于割裱的棱边产生了许多长短不等的线条阴影，与罗先生修改所标的指引线极易混淆，我同书局编校部同事对照原图一条条删除，呈现在书中的就成了现在比较整洁清爽的版面。
    编辑过程中遇到一个难点，就是如何处理罗先生手订的索引。《探原》完稿于1973年，凡73册，索引两册是1975年编制的，索引下小字注曰：“圆点以上为册数，下为页数。”即被检字下方用该字所在的手稿分册和分册页码指示，每个筒子页为一页。索引编制得很有学术含量，凡重文、异文、互见之字，都相互注明，非深于《说文》者不能办，不仅极便检索，并且使索引本身成为一部可读性很强的简明字典。但是罗老师扫描的时候没有把分册页码扫进去，不过扫进去也用不上，因为每册所标位置不一，不便读者查检，版面也不美观。而且即使有了分册页码，每页上也没有分册数，分册数只在每册封皮上写明，如果单页书眉排为“说文解字探原卷几”，双页书眉排为“说文解字探原第几册”，显得体例驳杂不纯；如果连同封皮也收入正文，依然不便寻检，同时破坏了《说文》的连贯性和卷次。并且如果补扫分册页码，会极大地增加罗老师的工作量。如果在索引中被检字下逐一排录新页码，一来部分被检字下没有空间，二来破坏了罗先生的书法。（不过现在成书的索引第一部分《部首总目》，为了方便读者查检，每一部首下都排录了该部首所在后文的总页码，因这部分手稿齐整，空间宽阔，版面美观）
    如何将索引和正文有机关联起来，权衡再三，灵光一闪，采取双重页码。即在总页码上方，依仿罗先生编制页码的格式，排录分册数与分册页码，用一个特殊符号与总页码间开，醒目美观。如此正文页码同索引页码完全对应，为读者查检提供了极大方便；也使《探原》手稿版面整一，体例秩然。当然编辑工作量也随之增加，前后核对，自是分内之责。双重页码的编制，是影印古籍时既存原书卷次、页码又有新书页码的演绎，在古籍整理图书中似少见先例。因书制宜，宜为每本书设计最适合其自身的出版形式。
    本书出版，也很荣幸获得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金资助，真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2013年10月，《说文解字探原》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罗先生生前一直忧虑的是：“老教授、老专家之著作，未能出版者甚多，将如何处之？”1983年8月，时任复旦大学名誉校长的苏步青先生，获知《探原》相关情况后，也致信罗先生说：“各出版社印刷确有困难。这类所谓‘Lifework’（专著？）是‘阳春白雪’，阅者稀少，出版社得不到利润。”接着说到要出版老教授、老专家毕生心血的结晶，须向国家领导部门建议立项支持。（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即是国家意志与全国学术界、出版界协同才完成的成果）所幸现在有国家的各项支持，印刷技术进步，出版方式多样，“野无遗文”，出版人的毕生梦想，或许可以勉力去实现。
    然而文献的保存者与学者、出版者的信息有时并不对称，这是一份需要细心搜求、耐心守候、终身以之的事业。清代曹溶有感于藏书家因过于护惜藏书，秘不示人，致使有些孤本不慎亡佚，作《古书流通约》倡导刻书，与并世藏书家约曰：“节宴游玩好诸费，可以成就古人，与之续命，出未经刊布者，寿之枣梨。始小本，讫钜编，渐次恢扩，四方必有闻风接响，以表章散帙为身任者。盛明之代，宜有此祯祥。”前贤宝籍，亟待整理；老辈遗稿，更须护惜。今亦值此盛明之代，出版有术，发潜阐幽，弘扬传统，发现、整理前辈遗书，付之出版，庶使学林受惠，文明永传，今亦与学界、出版界同人及天下同好共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