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5-01/28/nw.D110000zhdsb_20150128_1-24.htm 朱兆虎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1月28日 24 版) ![](/uploads/collect/201710/16/2015013010414543300151.jpg)
《说文解字探原》,罗君惕著,中华书局2013年10月第一版,6800.000元 ![](/uploads/collect/201710/16/2015013010421744151.jpg) 苏步青致罗君惕信 罗君惕先生《说文解字探原》的出版,是蕴蓄已久的筹划,也是一个无意中的发现。 我一直留意搜罗民国以来学人的佚著遗作,尤其是历经战火、浩劫,尚存人间的书稿的下落,尽我绵力,促成出版,偿老辈之夙愿,传一代之文献。这是我个人的出版理想,也是百年中华书局建局以来自觉承担的社会责任。近几年来,书局整理出版的有《顾颉刚全集》、《陈梦家著作集》、王国维之子王仲闻的《全宋词审稿笔记》、章太炎弟子马宗芗的《毛诗集释》等等。 而《说文解字探原》却是一个无意的发现。201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浏览网页时,偶然看到钱汉东先生2008年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的《国学大师罗君惕》,文中说罗先生用40余年时间写了这部230万字的巨著,并说曾亲见手稿。阅后兴奋不已,第二天马上辗转问到钱先生电话。电话里,钱先生向我介绍了书稿情况,并介绍到罗先生长孙罗允和先生处。我向罗允和先生要了前言、凡例、正文的相关照片,好了解书稿具体内容,并查阅了《世纪学人自述》收录的《罗君惕自述》,以及罗先生已出版发表的《汉文字学要籍概述》、《秦刻十碣考释》、《我怎样研究〈说文解字〉》、《正段》等论著,以求尽量了解其人其学。 罗君惕先生(1905—1984)是蒙古族人,本姓那,别号艮厂,生于江苏镇江,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曾当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和主席团成员,1979年9月任上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是海上著名的文字学家、书法家,兼擅作画,好酒,会舞剑,性情真率。 罗先生自述研读《说文诂林》所记笔记有五项:“一,许氏的错误说解;二,我所不知而各家均未论及,仍不能解决的问题;三,各家有独到的见解;四,各家所说不同而未能断其是非的;五,自己的心得体会。”资料积累日多,于是“决心光大许慎所言之精论,订正许慎所言之谬误,廓清同代之疑团,始撰《说文解字探原》”。《探原》依循《说文》辨形、释义、正音的体例,“首举篆字,与陶文甲金大篆隶书相比较;其次以正字与经籍子史文集的注释相比较,分出文字本义与后起义或误解;再次以本义与字书、词书、韵书、毛诗、楚辞及汉魏晋时代的韵文所注的字音相比较,说明其字从某字得声的理由,而分出古音、近音或误读。从中国文字的构造来看,凡形声表声之字,必兼表意,所以许慎有‘亦声’这一解,宋朝王圣美有‘右文’说,郑樵也有‘声兼义’说,这部稿子则详加探讨,尽可能把所有兼义说出来”。 申报选题时得知,原来几年前上海市出版局有关领导也曾向书局推荐过此书,我们编辑室主任俞国林先生很快与罗允和先生取得联系,但由于版权存有争议,无奈暂且搁置,这算是本书出版经历的第三次曲折。前两次是书稿写定后,罗先生曾先后寄付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限于当时出版条件,皆未能出版。又请诸老友如吴文祺、苏步青等上下绍介、呼吁,亦不能如愿,1984年抱憾而逝。有感于此,俞国林主任指导我拟定手稿影印、原汁原味呈现老辈学人学问书法的出版方案,会同局内法律事务顾问,研商版权细节,在罗允和先生的大力支持下,拿出了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订立了出版合同。 合同签署后,罗允和先生很快寄来手稿的扫描件光盘。罗老师是出版界前辈,对书稿的呵护令人感佩,为了避免书稿多次翻检造成损伤,75大册7000多页的书稿,一页页高清彩色扫描,逐册逐页编号,井然不紊,也极大地方便了出版。其中第16至20册手稿修改较多,较为杂乱,往往逸出版心写在左右两边,罗老师采用割裱的方式,使版面紧凑整齐,阅读通畅,实有整理之功。当然,排版时由于割裱的棱边产生了许多长短不等的线条阴影,与罗先生修改所标的指引线极易混淆,我同书局编校部同事对照原图一条条删除,呈现在书中的就成了现在比较整洁清爽的版面。 编辑过程中遇到一个难点,就是如何处理罗先生手订的索引。《探原》完稿于1973年,凡73册,索引两册是1975年编制的,索引下小字注曰:“圆点以上为册数,下为页数。”即被检字下方用该字所在的手稿分册和分册页码指示,每个筒子页为一页。索引编制得很有学术含量,凡重文、异文、互见之字,都相互注明,非深于《说文》者不能办,不仅极便检索,并且使索引本身成为一部可读性很强的简明字典。但是罗老师扫描的时候没有把分册页码扫进去,不过扫进去也用不上,因为每册所标位置不一,不便读者查检,版面也不美观。而且即使有了分册页码,每页上也没有分册数,分册数只在每册封皮上写明,如果单页书眉排为“说文解字探原卷几”,双页书眉排为“说文解字探原第几册”,显得体例驳杂不纯;如果连同封皮也收入正文,依然不便寻检,同时破坏了《说文》的连贯性和卷次。并且如果补扫分册页码,会极大地增加罗老师的工作量。如果在索引中被检字下逐一排录新页码,一来部分被检字下没有空间,二来破坏了罗先生的书法。(不过现在成书的索引第一部分《部首总目》,为了方便读者查检,每一部首下都排录了该部首所在后文的总页码,因这部分手稿齐整,空间宽阔,版面美观) 如何将索引和正文有机关联起来,权衡再三,灵光一闪,采取双重页码。即在总页码上方,依仿罗先生编制页码的格式,排录分册数与分册页码,用一个特殊符号与总页码间开,醒目美观。如此正文页码同索引页码完全对应,为读者查检提供了极大方便;也使《探原》手稿版面整一,体例秩然。当然编辑工作量也随之增加,前后核对,自是分内之责。双重页码的编制,是影印古籍时既存原书卷次、页码又有新书页码的演绎,在古籍整理图书中似少见先例。因书制宜,宜为每本书设计最适合其自身的出版形式。 本书出版,也很荣幸获得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金资助,真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2013年10月,《说文解字探原》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罗先生生前一直忧虑的是:“老教授、老专家之著作,未能出版者甚多,将如何处之?”1983年8月,时任复旦大学名誉校长的苏步青先生,获知《探原》相关情况后,也致信罗先生说:“各出版社印刷确有困难。这类所谓‘Lifework’(专著?)是‘阳春白雪’,阅者稀少,出版社得不到利润。”接着说到要出版老教授、老专家毕生心血的结晶,须向国家领导部门建议立项支持。(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即是国家意志与全国学术界、出版界协同才完成的成果)所幸现在有国家的各项支持,印刷技术进步,出版方式多样,“野无遗文”,出版人的毕生梦想,或许可以勉力去实现。 然而文献的保存者与学者、出版者的信息有时并不对称,这是一份需要细心搜求、耐心守候、终身以之的事业。清代曹溶有感于藏书家因过于护惜藏书,秘不示人,致使有些孤本不慎亡佚,作《古书流通约》倡导刻书,与并世藏书家约曰:“节宴游玩好诸费,可以成就古人,与之续命,出未经刊布者,寿之枣梨。始小本,讫钜编,渐次恢扩,四方必有闻风接响,以表章散帙为身任者。盛明之代,宜有此祯祥。”前贤宝籍,亟待整理;老辈遗稿,更须护惜。今亦值此盛明之代,出版有术,发潜阐幽,弘扬传统,发现、整理前辈遗书,付之出版,庶使学林受惠,文明永传,今亦与学界、出版界同人及天下同好共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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