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报》:郑大华:近代文化史如何展开——张昭军、孙燕京主编《中国近代文化史》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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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重新兴起以来,成果丰硕,但多表现为专题性著作和论文,综合性著作相对较少。龚书铎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1997年版)在推动近代文化史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15年来,中国的史学研究进步很快,总结和吸收新的学术成果,编著一部综合性的近代文化史著作,显然是一件很有学术意义的事情。孙燕京和张昭军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华书局2012年10月出版)对此进行了积极尝试。 该书从中观的“文化”概念出发,把“文化”理解为“一个社会相对普遍的价值观念、精神气质、思想、道德、知识、艺术、生活习性、风俗习惯等的整合体及其制度化的过程”,并分为“价值”、“知识”和“制度”三个层面。价值层面包括思想、观念、道德、伦理、宗教等;知识层面包括文字、历史、科学等;制度层面包括教育、法律、政策等。同时,兼顾文化的广义,把政治事件和社会变迁纳入文化视野下加以考察。如“导言”所叙,政治性是中国近代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近代史上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不仅仅属于政治范畴,同样也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书中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等的理解,就综合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诸因素,而不限于文化的狭义。 从整体上看,该书承接民国以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传统,重视思想文化、学术文化的阐述。如第一章重点考察了19世纪中期传统学术自身的调整,包括儒学内部的变化(如汉学的延续与衰落、程朱理学趋于活跃、今文经学的复兴)、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等;第二章涉及到理学的复兴、传统文化秩序的重建与“中体西用论”;第三章则包括了康有为与今文经学的关系、戊戌维新思潮的高涨等。其它各章思想方面的内容也占据了较大的篇幅。 作为中观文化的重要体现,文化制度、文化政策、文化运动的历史在该书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兹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文化建设与文化运动”一章为例。近三十年来,学界对于新文化运动前后的文化史研究日趋成熟,不管是宏观的脉络格局,还是微观细节的复原,均已达到较高的水准。而国民政府前十年间的文化史研究,则是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的学术点。该章所列教育制度、科学事业、左翼文化运动、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论战、新生活运动以及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等六节,显示出文化制度和文化运动等中观层面的文化的重要性。 在写作策略上,该书选择通史性的叙述体例,而没有采用专题组合式的概论体。作者鉴于近代文化“历史短,变化快,没有形成稳定、统一的形态”的实际,采取以动态、历史地展示为主,突出不同时段文化的变化与特色。依笔者所见,近代文化内容丰富、多样、驳杂,用历史性叙述来表现文化史的整体性,这既有新意,也增加了难度。 采取历史叙述方式,该书主要考察1826年至1956年间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以传统文化的蜕变为基础,着力表现现代性新文化的发生、发展历史。全书根据近代文化发展的历史特点,结合重大历史事件,将1825年至1956年间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以1826—1895年为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准备期;以1895—1927年为近代新文化的奠基期;以1927—1956年为近代新文化的建设期。 该书对中国近代文化历史断限的选择有一定特色。作者尝试突破近代文化史在分期问题上追随政治史的做法,从文化史的角度分界。该书把道光初年作为中国文化递嬗的一大节点。作者既承认鸦片战争在文化方面的重要象征性和影响力,同时又指出,早在战争爆发前,传统学术自身已经开始出现较大调整,传统思想内部已经激荡起一股经世致用、寻求变革的思潮,这股思潮对此后中西文化的交流、近代新文化的生成具有密切的关联。综合考虑,具体以经世思潮兴起的标志——1826年《皇朝经世文编》的问世作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的起点。至于下限,作者把新民主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形态和制度来处理,以 1956年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取代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界点。如此处理,对于完整地理解和把握新民主主义文化史和近代文化史的阶段性,不无启发意义。 近代文化史如何展开,永远没有一个来到固定的写法。作为目前第一部系统阐述中国近代文化发展演变的著作,或有其不完善之处,但对于当下的中国文化史学科建设来说,确有其独到的学术价值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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