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jds.cass.cn/Item/24574.aspx
    
    

    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重新兴起以来，成果丰硕，但多表现为专题性著作和论文，综合性著作相对较少。龚书铎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1997年版）在推动近代文化史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15年来，中国的史学研究进步很快，总结和吸收新的学术成果，编著一部综合性的近代文化史著作，显然是一件很有学术意义的事情。孙燕京和张昭军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华书局2012年10月出版）对此进行了积极尝试。
    该书从中观的“文化”概念出发，把“文化”理解为“一个社会相对普遍的价值观念、精神气质、思想、道德、知识、艺术、生活习性、风俗习惯等的整合体及其制度化的过程”，并分为“价值”、“知识”和“制度”三个层面。价值层面包括思想、观念、道德、伦理、宗教等；知识层面包括文字、历史、科学等；制度层面包括教育、法律、政策等。同时，兼顾文化的广义，把政治事件和社会变迁纳入文化视野下加以考察。如“导言”所叙，政治性是中国近代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近代史上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不仅仅属于政治范畴，同样也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书中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等的理解，就综合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诸因素，而不限于文化的狭义。
    从整体上看，该书承接民国以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传统，重视思想文化、学术文化的阐述。如第一章重点考察了19世纪中期传统学术自身的调整，包括儒学内部的变化（如汉学的延续与衰落、程朱理学趋于活跃、今文经学的复兴）、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等；第二章涉及到理学的复兴、传统文化秩序的重建与“中体西用论”；第三章则包括了康有为与今文经学的关系、戊戌维新思潮的高涨等。其它各章思想方面的内容也占据了较大的篇幅。
    作为中观文化的重要体现，文化制度、文化政策、文化运动的历史在该书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兹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文化建设与文化运动”一章为例。近三十年来，学界对于新文化运动前后的文化史研究日趋成熟，不管是宏观的脉络格局，还是微观细节的复原，均已达到较高的水准。而国民政府前十年间的文化史研究，则是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的学术点。该章所列教育制度、科学事业、左翼文化运动、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论战、新生活运动以及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等六节，显示出文化制度和文化运动等中观层面的文化的重要性。
    在写作策略上，该书选择通史性的叙述体例，而没有采用专题组合式的概论体。作者鉴于近代文化“历史短，变化快，没有形成稳定、统一的形态”的实际，采取以动态、历史地展示为主，突出不同时段文化的变化与特色。依笔者所见，近代文化内容丰富、多样、驳杂，用历史性叙述来表现文化史的整体性，这既有新意，也增加了难度。
    采取历史叙述方式，该书主要考察1826年至1956年间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以传统文化的蜕变为基础，着力表现现代性新文化的发生、发展历史。全书根据近代文化发展的历史特点，结合重大历史事件，将1825年至1956年间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以1826—1895年为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准备期；以1895—1927年为近代新文化的奠基期；以1927—1956年为近代新文化的建设期。
    该书对中国近代文化历史断限的选择有一定特色。作者尝试突破近代文化史在分期问题上追随政治史的做法，从文化史的角度分界。该书把道光初年作为中国文化递嬗的一大节点。作者既承认鸦片战争在文化方面的重要象征性和影响力，同时又指出，早在战争爆发前，传统学术自身已经开始出现较大调整，传统思想内部已经激荡起一股经世致用、寻求变革的思潮，这股思潮对此后中西文化的交流、近代新文化的生成具有密切的关联。综合考虑，具体以经世思潮兴起的标志——1826年《皇朝经世文编》的问世作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的起点。至于下限，作者把新民主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形态和制度来处理，以 1956年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取代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界点。如此处理，对于完整地理解和把握新民主主义文化史和近代文化史的阶段性，不无启发意义。
    近代文化史如何展开，永远没有一个来到固定的写法。作为目前第一部系统阐述中国近代文化发展演变的著作，或有其不完善之处，但对于当下的中国文化史学科建设来说，确有其独到的学术价值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