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报刊、发行报刊的国家。发行报刊又是报刊走向受众的主要环节，是报刊实现其社会功效与经济价值的重要途径。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报刊发行史、报刊发行体制变迁、报刊发行法律法规、报刊发行业态与行业组织、报刊发行量稽查审核机制等问题缺乏研究，成为亟待开发的学术拓荒地。而武志勇的这部《中国报刊发行体制变迁研究》正是在这块拓荒地上耕耘出的丰硕成果。

该书研究对象与时间范围，从宋朝981 年进奏院状报成为政府中枢部门统一管理、发行的纸质媒体开始，直至20 世纪末，共计1000余年。该书对我国千余年报刊业的发行体制沿革变化进行了全面的归纳与分析。纵向研究，分为五个时期五种体制与业态：一为宋代至清末传统报刊封建主义君主专断型发行体制与发行业态；二为清末近代化报刊封建主义法治型发行体制与发行业态；三为民国时期资本主义法治型报刊发行体制与发行业态；四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社会主义计划型报刊发行体制与发行业态；五为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社会主义初级法治型报刊发行体制与发行业态。横向研究，则分为有关政策法规、管理机制、报刊社发行部门及社会发行实体的运行模式、发行业对当时报刊业的影响等几个方面的研究。论著博大精深，充分显示了作者科研的深谋大略及其睿智创见。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通过对我国千余年报刊业的发行体制沿革变化进行全面归纳与分析研究，著作明确揭示中国报刊发行体制变迁的基本规律：报刊发行体制变迁的主要动力源于统治阶层对主流话语权的管控；政治制度、政治路线强制报刊发行体制变迁；政治制度、政治路线决定报刊发行体制样态。这就讲清楚了报刊发行体制变革的动力何在，哪些因素决定了报刊发行体制的变迁和样态，讲清楚了中国报刊发行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也就找准了中国报刊发行体制变迁的基本规律。这也是该书最大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所在。

这本著作同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武志勇以史为鉴，建议当今报刊管理体制变革应关注“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尤其要建立以新闻出版法律法规和《著作权法》为主体及其配套的新闻出版法规体系；实现报刊发行量稽核机制有效运行；构建报刊发行人才培养及专业技术职称体系；加强报刊发行行业协会建设；大力治理摊派发行”等方面。这些建议或高瞻远瞩、或有的放矢、或言之有理、或切中时弊。

笔者与武志勇认识已近20 年，相互交往颇深。他长期潜心于研究新闻传播史，学风严谨扎实，注重史料的考证与查实。他的研究，讲究大处着眼，致力于宏观地把握新闻传播政策及其演进规律；讲究以古资今，将研究的目的设定在让历史服务于当下新闻传播业的健康发展。拜读他的力作，感悟与受启迪颇多。笔者欣然写下书评，愿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