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卫东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12月12日 09 版）
 《1942：饥饿中国》，孟磊等编著，中华书局2012年12月第一版，30.00元 编者按：这是一段被有意无意遗忘的历史。尽管早在1987年，美国记者白修德的回忆录《探索历史——白修德笔下的中国抗日战争》由三联书店引进出版，书中关于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记述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尽管早在1993年，刘震云的调查体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就颇震动了一些读者，此后相关的研究著述（如宋致新编著《1942河南大饥荒》）也陆续出版了一些，让更多人知道了这件事情。但直到2012年岁末，电影《一九四二》公映，这段历史才真正变得“路人皆知”。从这个角度来说，尽管人们对冯小刚的电影评价不一，但他让这段历史进入公众视野的功劳还是应该肯定的。 看过电影的人们或许希望进一步了解历史的真情实况，那么，白修德的回忆录、宋致新的著作就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凭依的读物。而最近由《河南商报》策划的《1942饥饿中国》一书，通过寻访大饥荒亲历者，记录他们的故事，为这段历史增加了很多细节，亦很值得推荐给读者。《1942饥饿中国》新书发布会上，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大饥荒的亲历者吴有良老人，他回忆的很多内容是书中没有的，我们根据录音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饥荒”是一个十分陌生的词语。翻开权威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对“饥荒”的一般释义是：“庄稼收成不好或没有收成。”这样的解释太简单，剥离了饥荒得以发生的社会与政治原因，也抹去了饥荒所造成的惨烈后果。如此说来，也就难怪有小朋友在看电影《一九四二》时，无法理解人们怎么大都被饿死了。 当电影《一九四二》将那一场大饥荒拉入人们的视野时，唯一一部记录这场大饥荒的纪实性作品《1942：饥饿中国》同时上市。这本书是《河南商报》筹备三年后特别策划的“1942”系列报道的结集。今年8月起，七名年轻的《商报》记者，重新踏上1942大饥荒中灾民的逃亡之路，耗时一个半月，奔波三千里，走访近百人，记录了二十多位大饥荒亲历者的故事。 在这些亲历者的讲述中，许多细节穿过七十年的历史烟尘，扑面而来。这些细节真实、生动，也充满了残酷，甚至残酷到不便于在电影中加以艺术表现。 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来自潼关县秦东镇村民宋鹏飞的记忆。当时的少年，实在想象不出小小的蝗虫怎么能遮天蔽日，怎么能从人的嘴里抢走庄稼，让人们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接下来他看到的一个画面，顿时让他忘记了蝗虫，充满了恐惧——在由东往西驶进潼关车站的火车两侧，都挂满了尸体，有的甚至被风干了，如腊肉一般。原来，在火车行进途中，经常遭到日机轰炸和日军大炮的袭击，炸弹形成的冲击波将扒在火车上的灾民震死很多。然而，在火车站等候的灾民似乎看不到恐怖的“人肉挂”，不等火车停下，就争先恐后地往车上爬——在他们看来，陇海线上西去的火车是逃出地狱的唯一通道。 还有一个例子，则是大饥荒中最为常见的场景之一：人吃人。在《商报》记者的采访中，多位亲历者提到人吃人事件。从河南巩县逃荒到陕县观音堂的李凤英老人想起那一年观音堂车站外被遗弃的孩子时，就忍不住落泪：“可怜那些孩子啊，都被逃荒的灾民杀掉吃了，有的还拿去做了人肉包子卖。”当年《前锋报》驻洛阳特派记者李蕤就曾报道过数个人吃人的故事，其中甚至还有杀掉亲生子女的事情。李蕤叹息：“亲聆相食亲子的事，只有愧叹自己以往的孤陋寡闻和感情冷淡。因此我希望坐在暖室华屋里的人，不要忽视这些血的现实。”人吃人，是大饥荒中人性丧失的写照，显露了大饥荒可怖的一面。 《1942：饥饿中国》中记录了许多这样的真实细节，同时还收入美国记者福尔曼和白修德在1943年2-3月间拍摄的近五十幅珍贵的照片，为我们还原大饥荒的历史现场。 历史学家雷海宗曾在《无兵的文化》中说道：“历代人口过剩时的淘汰方法，大概不出三种，就是饥荒、瘟疫与流寇的屠杀。”纵览中国历史上人口与治乱的关系，不得不承认他说的似乎有道理。既然这是历史的淘汰，那么，在1942大饥荒中无声息地死去的数百万民众，他们的命运是不是就不值一提了呢？ 并非如此。法国学者西尔维·布吕内尔说：“饥荒在20世纪夺去了数亿人的生命，其中的大多数本来能够幸免，饥民唯一的过错就在于他们在倒霉的时间成了倒霉群体的一部分。”阅读《1942：饥饿中国》时就会发现，1942大饥荒受难者正是处在“倒霉群体”的位置上——在外敌入侵的当口，他们被政府忽视，或者说是抛弃，从而走向死亡。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研究发现，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但自然条件往往只起到诱发或加剧作用，而权利的被剥夺、信息的不透明、政治体制的不民主等才是加剧贫困与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亡的饥荒得以发生的主要原因。换言之，粮食问题的实质，其实是与政治紧紧相连；饥荒之是否发生，视一个社会采取何种权利与制度设计而定。在大饥荒时期，如果信息不畅，人们完全失去了获取食物的权利与途径，则必然会造成大规模的死亡。 《1942：饥饿中国》为我们详细描述了灾民们跌入深渊的悲惨过程，也证实了阿玛蒂亚·森的研究成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1942年大饥荒，固然有战争及自然灾害的因素，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河南狂征暴敛、实行新闻管制、赈灾系统效率低下、官僚机构贪污腐败、军队胡作非为等等，才是造成惨剧的主要原因。最后，在白修德报道的压力下，国民政府积极行动起来，无数灾民的生命得到挽救。这可与美国神父托马斯·梅根话相印证：“这场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 法国学者西尔维·布吕内尔接续阿玛蒂亚·森的研究路径，在《饥饿与政治》中系统分析了饥荒的三种类型：被否认的饥荒、对外展示的饥荒和人为制造的饥荒。他指出，单纯的自然饥荒已经不复存在，但在一些国家，不受外部监督的政府往往会疏于预防与救援而导致大规模的死亡灾难，甚至利用饥荒作为巩固其政权的手段（将一部分民众划入贱民阶层从而直接掠夺其资源、一边秘密劫掠一边假装救灾以争取不明真相的灾民效忠、展示饥荒吸引并截留国际援助等）。他还列举了20世纪大规模的饥荒，最近者为2000年在埃塞俄比亚的“外示大饥荒”：欧加登地区一千六百万人的生命受旱灾威胁，而大规模国际援助中的一部分却被埃塞俄比亚政府挪作军用。 从布吕内尔的研究来看，虽然如今食物产量丰富，但大饥荒却从未远去。如果我们深入思考大饥荒是个什么东西，如果我们想到自己也有可能在某个“倒霉的时间”被列入“倒霉群体”，那么，1942大饥荒就应该被我们记住。否则就如《1942：饥饿中国》的题记所言：“如果我们总是遗忘，下一场饥荒会将我们埋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