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1-07-07 12:23 来源:文汇报 作者:潘启雯 ![]() 《宅兹中国》 葛兆光著 中华书局 2011年2月第1版 “中国学”,当下几乎已是异域学者们各种新理论阐述的“试验场”,他们用林林总总的视角和五花八门的理论讨论现代中国的形成、现代理论的兴起、现代世界中的中国处境……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认为,这种现象“很时髦很吸引人”!不过,这些异域学者们有时候只是在抽象理论上逻辑演绎,既与历史环境无关,又缺乏史料支持,即“如果只是用一种常识来反对另外一种常识,那我们还将陷在迷信的雾霾里发呆,失去自省的好时机”。 日前,葛兆光在他的《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以一个中国学人的身份,深入思考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乍看,全书内容粗芜杂乱,但细细读完,还是可以看到其中蕴含的一条主线。具体来说,这本书关注和研究的核心问题存在三个方面不绝于耳的争论:一,古代中国究竟是个“帝国”,还是不断变化的“民族—文明—共同体”,或者是个边界清楚、认同明确、传统一贯的“民族国家”?二,历史研究要不要抛开国别史,重新寻找一个“历史世界”?三,“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新理论,是否过度小看了“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延续性和文化同一性?这些争论,各有特点,耐人寻味,对反思“中国学”精髓颇有现实意义。 “宅兹中国”——用的是1963年在陕西宝鸡发现的西周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一句话。《何尊铭》文说的是周武王灭商后营建东都之事,“宅兹中国”的“中国”可能指的是常被称为“天之中”的洛阳。葛兆光说,我只是借它来作为象征,不仅因为“中国”一词最早在这里出现,而且也因为“宅”字既有“定居”的意味,也让人联想起今天流行语中的“宅”,意思似乎是“墨守”,这新旧两重意思,让我们反省,一个身在“中国”的学人,应当如何既恪守中国立场,又超越中国局限,在世界或亚洲的背景中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引发葛教授做这一课题研究的缘起,主要也有三个因素:其一,1895年以后,大清帝国开始走出“天下”,进入“万国”,原来动辄便可以“定之方中”(语出《诗经》)、自信“允执厥中”(语出《古文尚书》)的天朝,渐渐被整编进了“无处非中”(艾儒略语)、“亦中亦西”(朝鲜燕行使语)的世界,继而不得不面对诸如“亚洲”、“中国”和“世界”这样一些观念的冲击。为什么是“亚洲”?究竟什么是“中国”?中国如何面对“世界”?看似平常的常识背后,潜伏着一个又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为重新界定何为“中国”提供了主要的历史背景。其二,当下中国面临着不容忽视的内部和外部问题,迫使学术界开始讨论关于“中国学”的许多问题。其三,在这个“视西人若帝天”的时代,需要人们从中国的历史和背景出发,重新界定“什么是帝国”、“什么是民族国家”,而不应只是从既定概念和先验理论出发。其间很多看似好玩、有意思的故事,当作思想史材料加以细致分析时,现出的不止葛教授的洞察力,还有国人无法回避的苦涩与沉重。 葛教授研究和关注中国的历史论述,潜台词却是“现实中国”。众所周知,18世纪之前,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基本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各领域也一直是周边诸国竞相追逐和模仿的对象。与中国距离较近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等方面更是亦步亦趋,派遣学者来华学习中国文化更是从未间断过,从而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区”。文化、制度方面的相似性以及朝贡体制等因素的影响,造成了中国与周边诸国复杂的国际关系,这些国家的国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复杂而暧昧。 近代之前,周边诸国对中国的认识处于逐步演变的过程中,这种认识的转变,导致了新的复杂的国际关系,并进而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关系、政治制度等的研究大多是从中国内部出发,因此对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文化交流、国民心态等方面的认识往往存在片面和偏颇之处。随着目前中国在世界的再次崛起,对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以及与周边诸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关系需要重新认识。 其实,人群,不论其以文化定义自身,还是以地理疆界区别于他者,总是要为自我存在的意义(合法性)寻找基础。对一个人群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问题更大更紧迫。葛教授也把这种“紧迫”融入到自己的研究之中,并提出中国人“自我认识”的三阶段论:一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天下的时代,当时由于中国的周边没有更强大的文明,中国人总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大,居于天下的中央,于是,就形成了思想上的“天下”观念和政治上的“朝贡”体制。这样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具有文化的自信心,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自我封闭的一面。在漫长的传统时代,中国人的自我认识是自视为“华夏”(“夏”字带有“雅”的意思),而周围都是“蛮夷”。 直至晚明以后,尤其到了晚清,这种“认识”才被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打破。之后,中国人进入了认识世界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以一个整体的西方作为中国自我认识的镜子,中西文化的比较也应运而生。可是,我们也总在怀疑,西方是不是中国唯一的镜子呢?它跟我们的比较,是否就能令我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似乎并不完全如此。所以,我们希望进入第三个阶段,“从多面镜子来认识中国”。也许,当下正是一个需要“多面镜”的时代——由于中国自身的存在,在与世界的互动中,整个世界格局将被重新定义,中国也将因此重新定义自己,这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都不无裨益。 葛兆光从历史、文化和政治三个向度出发,提出了在“中国”研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要点:首先,从历史意义上说,“中国”是移动的。其次,从文化意义上说,中国是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这也是“中国”作为“国家”的存在基础。尤其在它的中心区域,文化相对清晰和稳定,经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明推进之后,具有文化上的同一性。一些政治认同常常会影响到文化认同,甚至历史认同,进而对准确的自我认同造成麻烦。因此,葛教授强调:在“交错的历史”中,把“亚洲”作为背景,“从周边看中国”,能促成一种超越国家的国家历史研究,使我们重新认知一个“历史的中国”、“文化的中国”和“政治的中国”。这三个向度,不仅全面、系统、深刻,而且颇有新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