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良《 人民日报 》( 2011年05月03日 20 版)
2005年1月,来新夏先生接受一家网络媒体的访谈时,我恰在旁边。当网友问及“平生最满意的著作是什么”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原因很简单,它给了很多人以方便。” 《知见录》初版于1983年,是较早的目录学著作,一举奠定了来新夏在图书文献学领域的地位。在此之前,有关年谱目录有王德毅《中国历代名人年谱总目》、杨殿珣《中国历代年谱总录》等。《知见录》虽然略晚,但在簿录群籍的基础上,加入了“辨章学术”的内容,拓宽了年谱目录的学术含量和实用空间。因此问世后受到欢迎,直到近年仍有学者写信求书。 《知见录》初版本涉及谱主680人,叙录778篇,总56万字;增订本涉及谱主1252人,叙录1581篇,总110余万字。此次增订本(2010年12月)和初版本比较,内容扩展了整整一倍。据作者在增订本《序言》中所述,新增年谱之来源主要有四:一是新编新出清人年谱,二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年谱丛刊》,三是上海图书馆藏秦翰才等的稿抄本,四是散藏在高校和公共图书馆的稿抄本和油印本。在增加著录年谱数量的同时,增订本又根据原来未见和后来出版之各种年谱目录,大量增补年谱的版本。所据除王德毅、杨殿珣二书外,还包括黄秀文《中国年谱辞典》(百家出版社,1997年)、谢巍《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中华书局,1992年)以及洪焕椿《浙江历代名贤年谱综录》、孙殿起《贩书偶记》等。其他所见亦随时补入。 不过,《知见录》增订本的学术价值,并非简单体现在数量的“增”上,而更突出地表现在质量的“订”上。一是改正初版本之疏失。例如,《(先大父)泗州府君事辑》,谱主应为张佩芳,初版误为张佩芬;《(先)文靖公年谱》,编者应为孙慧惇,初版误为孙慧恺。凡是发现舛讹,均一一正谬。二是考辨各家著录之疏失。例如,《肯庵自叙年谱》条,杨殿珣著谱主系清乾隆八年(1743)生,作者在按语中考订曰:“谱主生于乾隆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应为公元1744年1月14日。”诸如此类,全书随处可见。三是订补原谱之内容。例如,王廷灿编《潜庵先生年谱》,著录谱主汤斌为安徽来安人,未提其先世自来安迁睢州(今河南睢县)事,后人常因此而生出误会。作者略为点破,阅者疑团顿解。此外,还有一种“不订之订”。如某自撰年谱,记谱主任伪职等事,其亲属多次要求“修正”,此次增订时重新详核并增录谱文佐证之,仍以遗老立场定论,体现了史家实录精神。 《知见录》之成书过程颇为坎坷。20世纪50年代后期,来新夏担负中国近代史教学工作,常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翻读清人年谱。时任馆长的著名学者冯文潜教授,建议他“顺手写点提要,积少成多,将来也能为人节省翻检之劳”。他欣然接受建议,历经五六个寒暑,撰作了50万字800多篇叙录。书稿完成不久,遭逢“文革”,十多本手稿仅残余两册。1970年,来新夏到津郊学农劳动,友人巩绍英前往送行,谆嘱其重新编纂《知见录》,他于是在耕读之暇再理残篇,1975年第二次完成定稿。 来新夏勤于撰述,在历史学、方志学和文献学诸领域,都取得了不小成绩。然而,他十分谦虚谨慎,极少述及自己的治学道路、治学经验和治学思想。仅从吉光片羽的文字中,可约略窥见其治学的“致用”和“为人”意识。致用,指做学问要为有用之学;为人,即是先生自评《知见录》时所说“给人以方便”。他在图书文献学领域的一系列成果,如《古典目录学浅说》、《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古籍整理讲义》、《清人笔记随录》等,都体现了其一贯的思路。《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和《清人笔记随录》,在提供“工具”的同时,都注入了大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内容,除了增厚自身的学术含量之外,实质上给读者提供了更大的便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