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良《 人民日报 》（ 2011年05月03日 20 版）
2005年1月，来新夏先生接受一家网络媒体的访谈时，我恰在旁边。当网友问及“平生最满意的著作是什么”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原因很简单，它给了很多人以方便。” 《知见录》初版于1983年，是较早的目录学著作，一举奠定了来新夏在图书文献学领域的地位。在此之前，有关年谱目录有王德毅《中国历代名人年谱总目》、杨殿珣《中国历代年谱总录》等。《知见录》虽然略晚，但在簿录群籍的基础上，加入了“辨章学术”的内容，拓宽了年谱目录的学术含量和实用空间。因此问世后受到欢迎，直到近年仍有学者写信求书。 《知见录》初版本涉及谱主680人，叙录778篇，总56万字；增订本涉及谱主1252人，叙录1581篇，总110余万字。此次增订本（2010年12月）和初版本比较，内容扩展了整整一倍。据作者在增订本《序言》中所述，新增年谱之来源主要有四：一是新编新出清人年谱，二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年谱丛刊》，三是上海图书馆藏秦翰才等的稿抄本，四是散藏在高校和公共图书馆的稿抄本和油印本。在增加著录年谱数量的同时，增订本又根据原来未见和后来出版之各种年谱目录，大量增补年谱的版本。所据除王德毅、杨殿珣二书外，还包括黄秀文《中国年谱辞典》（百家出版社，1997年）、谢巍《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中华书局，1992年）以及洪焕椿《浙江历代名贤年谱综录》、孙殿起《贩书偶记》等。其他所见亦随时补入。 不过，《知见录》增订本的学术价值，并非简单体现在数量的“增”上，而更突出地表现在质量的“订”上。一是改正初版本之疏失。例如，《（先大父）泗州府君事辑》，谱主应为张佩芳，初版误为张佩芬；《（先）文靖公年谱》，编者应为孙慧惇，初版误为孙慧恺。凡是发现舛讹，均一一正谬。二是考辨各家著录之疏失。例如，《肯庵自叙年谱》条，杨殿珣著谱主系清乾隆八年（1743）生，作者在按语中考订曰：“谱主生于乾隆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应为公元1744年1月14日。”诸如此类，全书随处可见。三是订补原谱之内容。例如，王廷灿编《潜庵先生年谱》，著录谱主汤斌为安徽来安人，未提其先世自来安迁睢州（今河南睢县）事，后人常因此而生出误会。作者略为点破，阅者疑团顿解。此外，还有一种“不订之订”。如某自撰年谱，记谱主任伪职等事，其亲属多次要求“修正”，此次增订时重新详核并增录谱文佐证之，仍以遗老立场定论，体现了史家实录精神。 《知见录》之成书过程颇为坎坷。20世纪50年代后期，来新夏担负中国近代史教学工作，常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翻读清人年谱。时任馆长的著名学者冯文潜教授，建议他“顺手写点提要，积少成多，将来也能为人节省翻检之劳”。他欣然接受建议，历经五六个寒暑，撰作了５０万字８００多篇叙录。书稿完成不久，遭逢“文革”，十多本手稿仅残余两册。1970年，来新夏到津郊学农劳动，友人巩绍英前往送行，谆嘱其重新编纂《知见录》，他于是在耕读之暇再理残篇，1975年第二次完成定稿。 来新夏勤于撰述，在历史学、方志学和文献学诸领域，都取得了不小成绩。然而，他十分谦虚谨慎，极少述及自己的治学道路、治学经验和治学思想。仅从吉光片羽的文字中，可约略窥见其治学的“致用”和“为人”意识。致用，指做学问要为有用之学；为人，即是先生自评《知见录》时所说“给人以方便”。他在图书文献学领域的一系列成果，如《古典目录学浅说》、《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古籍整理讲义》、《清人笔记随录》等，都体现了其一贯的思路。《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和《清人笔记随录》，在提供“工具”的同时，都注入了大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内容，除了增厚自身的学术含量之外，实质上给读者提供了更大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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