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为“宫体诗”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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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 田晓菲著 中华书局2010年1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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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新作】 □书评人 廖伟棠 读一本书,能重新发现一个人所不知的大诗人,可谓神奇。在浩如烟海的中国诗史中,埋藏了多少人的名字,史家的势利、潮流的喜恶甚至许多偶然的天灾人祸,都决定了一个诗人名声的流传。一直被低估甚至误解为颓废文化代表的梁朝和它的诗人们,在史书中蒙尘久也,想不到有一本书把它们拂拭出来。那就是哈佛大学教授、青年汉学家田晓菲的新论,不但为梁朝文学平反,其反思中国文化想象中“南”、“北”观念,也是近年古典诗歌研究一重要创见。 在田晓菲的《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的最后一段,她用诗性的语言再次写及南京郊外梁陵的护陵石兽,为梁朝做了最大胆的正名:“它们是缺席与失落的坐标,以其不可穿透的神秘,沉默而又雄辩地,向我们诉说一个精力旺盛、充满自信的光辉时代。”“光辉时代”的断言对于梁武帝时代是否称得上或有异议,其文化的确辉煌,可惜过于短暂和脆弱,轻易地毁于侯景之乱;但前者却毋庸置疑意义深远———假如我们顺从本书的引导,可以果敢地把“它们”置换成“梁朝诗歌”或习称的“宫体诗”,我们会发现“缺席与失落的坐标”这定义是何等准确,经过田晓菲的钩沉出新,我重新发现了古典诗歌史上被严重忽略的这一坐标。 对于梁朝文学,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昭明太子萧统和后半生无奈地作为北周诗人存在的庾信,但《烽火与流星》点出了一个即使不是更重要的也是同样重要的诗人:梁简文帝萧纲。在精彩的“明夷”一章,田晓菲称萧纲为“诗人中的诗人”,我的理解是,这既是指他(和他大力推动的“宫体诗”)的潜在影响之大,更是指他的诗歌建树之精微、仅能为内行人所明晓和推许。在此章之前,田晓菲先为宫体诗正名,点出它的两个新变的重要性:它对诗歌之用的颠覆,它抵制政治性解读的尝试,在中国诗歌系统中是罕见的异数,此其一;其二,在诗歌方法上,宫体诗重视“幻与照”的来源自佛教的观察与领悟方式,也和儒家正统的务实相异,拓宽了此前一直以隐线潜伏的黑暗空间,这空间曾经存在陶渊明诗中。 这样的诗歌观念和方法,集大成者是萧纲——一个此前一直被我们当作艳情的、二流的诗人。可以说没有《烽火与流星》一书,萧纲就会永埋文学史的尘埃之中,即使他留下了大量一流的诗歌和对诗的创见,比如我第一次读到的、由田晓菲钩沉出来的一段萧纲论诗残篇:“诗者,思也,辞也。发虑在心谓之思;言,见其怀抱者也。在辞为诗,在乐为歌,其本一也。”田晓菲点出“在萧纲的定义里,一首诗也可以仅仅只是‘言辞’。言辞可以‘见其怀抱’,但是言辞不等于‘怀抱’,‘怀抱’必须有待于‘言辞’才能表现。”这一诗观是何其现代! 即使在对已经被孙康宜等名家充分剖析过的庾信,田著也独辟蹊径寻找其独特意义,就像她已经在《尘几录》里对陶渊明所做的一样,田晓菲用诗人之间神秘的通感去尝试抓取那未被言说的黑暗部分。 这是我看过她最动情的一部文学史著作,以至于我作为读者不舍得一口气读完,为了延长最后十多页的阅读,我穿插着读了《梁书》和《南史》还有林怡的《庾信研究》。像庾信一样,我们被萧梁的幽灵紧紧裹缠,其实也是为诗歌在乱世中傲然立命的执着所动罢!隐秘薪传,庾信幸有杜甫之识,萧梁诗幸有田晓菲此书得重生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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