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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历史读本是件宏大而艰辛的事，过去修史的方式约为二类，一是纪传体，按人物或事件作记载，这以《史记》为代表；一是编年体，按年代时间顺序来记录历史事件过程，此以《左传》为滥觞；另还有民间所谓野乘或稗史，则以笔记出之，道听途说随手杂录，可辅佐正史，或供后人考史之谬误，文辞与见解皆有新意。然到近人作历史，又有参考西洋人写史的笔势，但终不离上述二法，无多变化。直到现代考古学科的建立与出土文物的考证，引出历史写作者的新视野与新探索，即从出土文物的角度引证历史，这种新颖的写史方式，往往适宜用文物线索和图片展开历史细节，且由细节叙述出故事或当时的历史背景与状况，可直观当时的文明与艺术成就。不足处在无法从大角度上依历史事件或时间顺序来讲述，文献史料成为辅助，略嫌琐碎。早前有一部《》在香港出版，颇得到一些好的评价，最近北京中华书局将此套丛书重新修订，出版彩色图文本，倒是很值得注意的事，毕竟博物馆学者与历史研究学者观察历史的方式不同，文物见证历史与图片展示的趣味更适合阅读，以使历史的枯燥讲述变成随兴读史，颇可赞许。 这套《》由史前至明清共八册，由国家博物馆的专家编写，朱凤瀚先生在《前言》里说：“类似的著作在中国内地、香港以及日本都出版过，体例并非本书首创，但是由于本书作者们均具有博物馆专家、学者身份，故而本书在文物选择之得当与诠释之准确方面，应该是同类书很难达到的。”又言：“本书虽不属于学术专著，但是，从将文物、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通过文物去研究、阐释历史方面看，本书显然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我认为，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历史学只能称为狭义的历史学，如何将其更好地与考古学相结合，使二者真正成为历史学科研究的双翼，这个问题已开始受到历史与考古学界的重视”。这似姑且视为一种理想的历史研究法，也可当作理想的历史写作，不过要其实现则甚难，毕竟出土文物有限，许多政治经济典章制度等皆要靠文献获得，难得有如此多的实物来愉悦视觉。以此说来，朱先生所谈文物与文献结合写史的理想恐难实现。 此“文物中国史”共为《文物史前史》、《文物夏商周史》、《文物春秋战国史》、《文物秦汉史》、《文物三国两晋南北朝史》、《文物隋唐史》、《文物宋元史》和《文物明清史》，此八册中前六册所收文物多由考古得来，后二册宋元明清部分之文物，则多以传世收藏及宫廷藏品为主，因而考古在这套“文物中国史”所占成分甚多。美国人罗伯特·沙雷尔与温迪·阿什莫尔写过一本厚厚的《考古学》，言考古为“发现我们的过去”，用以“观察古代”。不过林在此书《中译本序》里说：“中国现代考古学是从国外引进的学问，不少基本概念和术语，也是从外文引进的。但在中国考古学本身的实践中，有的概念有许多中国人自己加上去的成分，发生了畸变。”尽管所说为考古，未知这种状况是喜或是忧，难免还会使人警惕，所幸此套“文物中国史”主旨还在依托文物说史，并不涉及考古概念。 由此又可引出一些话题，毕竟依文物谈史须二者兼备，但我们今天的状况则为出土文物颇多，而地面上遗存文物多毁，譬如城墙、庙宇、街道、民居、村庄等等，皆遭拆或改建。商务印书馆在民国廿年出版郑振铎著《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其《序》曰：“我们中国的古物，始终没有经过专门发掘者的有意发掘过，除了几次的农夫农妇偶然的发见之外，一切宝物都是废弃于地，不知拾取。”可知我们一些遗迹废墟未受到保护，而近三十年追求现代化发展致使我们存留的古城皆尽毁灭，也很难想象可用古城文物或建筑古迹再现历史。即便自然景观也无逃劫运，唐诗“芳草萋萋鹦鹉洲”那块鹦鹉洲亦是无迹可寻，后人无复体验芳草萋萋的感受了。倘使我们用文物或遗迹讲述中国史，城市变化在今天则显得尤其重要，过去我们多靠绘制地图来作说明，似乎未想到使用旧城图片进行陈述。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在一个侧面提醒读者任何文明遗存都可述说历史，保护文物应是我们每个人引为责任的事。 “”另还有一个特点，即在文物图片与文字的配合，给读者视觉感受与直观认识历史的好处，这些文物本身的艺术美感，也在表达人类历史进程的艺术特征，从另一方面来说，文物中国史也是一部中国艺术史。由此引申，文物既涵括艺术，又代表历史，因而具备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种二者兼得的属性，使研究者靠文物来论述艺术，亦可藉以讲述历史，读者可获得双重知识。英国人保罗·约翰逊著《艺术的历史》、意大利人翁贝托·艾柯写《美的历史》，皆以文物中的艺术精品作阐释根据，以此可想“文物中国史”在用文物记述历史的同时还具有中国艺术史的功效，倒是很新颖的事，颇值得一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