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死者是别人，这也许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但他偏偏是谢尔盖·基洛夫，苏共政治局委员，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的政治明星，地位一度直逼斯大林。 流言迅速四散，情杀、政治谋杀等说法甚嚣尘上。案件惊动了苏联最高层，斯大林亲自介入了案件的审理。这位领袖昔日的政治对手纷纷被指为案件主使，其中包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已经倒台或流亡的人，一个“反党”“反苏联”的“阴谋集团”随即被“发现”了。 1936年，对这个“集团”的审讯开始进行，他们的罪名包括谋杀斯大林和全体政治局委员等等。 如果案件的审理只控制在高层范围内，它至多是一场权力搏杀。然而从1937年开始，整个苏联都被卷入进来。斯大林使人们相信，在党内存在大量敌对反动势力，因而要借此机会一举清除。一场被称为“大清洗”的运动就此展开。 大清洗很快扩大了范围。告密和诬陷迅速成了一股强大的气流，让许多公民在一夜间令人诧异地变成了“间谍”“特务”。对“嫌疑人”的逮捕、审讯和判决均由内务部负责，伪造的证词、毫无逻辑和道理的讯问、草率的判决制造了大量冤案，无数人被粗暴地枪决、流放、送进监狱，法律在政治运动面前变得软弱无力。 那时，在苏联随处可见一辆黑色的汽车停在某个门前，而后从车上下来一批人，之后就会有人被从房间里带出，随汽车消失在街道的尽头。相当一部分“乘客”再也没能回来。苏联人对这辆汽车恐惧至极，私下称之为“黑色渡鸦”。 在俄语中，渡鸦意味凶兆。 凶兆很快成为严酷的现实：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除斯大林外，在世的9人全部遭枪决；红军5名元帅中的3人被枪决，师长以上级别的将领绝大多数遭难；120万党员被逮捕，比例超过了苏共人数的一半。这些数据意味着：几乎整个苏共都被“敌人”渗透了，它的荒谬性可想而知。 运动一直持续到1938年，随着被捕的人越来越多，局面逐渐失去控制。意识到危险的当局开始采取措施扭转态势，人们暂时告别了一个恐怖的年月。 但大清洗产生的影响无法避免，在随即爆发苏波之战以及二战中，苏联很快就看到了清洗红军将领造成的恶果：缺少优秀指战员使军队战斗力急剧下降，数以百万计的士兵命丧疆场，德国最初之所以在东线战场迅速推进，即得益于此。 多年后，赫鲁晓夫在他那份著名的秘密报告中宣称：“这是斯大林滥用职权所造成的。斯大林开始对党的干部实行大规模的恐怖。”大清洗的深远影响，一直贯穿整个斯大林时期。他的极权统治地位得到巩固，为其此后施行更多的铁腕政策铺平了道路。直到他死后，在大清洗中蒙冤受屈的人们才大规模地被平反、恢复名誉。 但对于那些在运动中罹难的人们和他们的家人而言，死亡、伤害带来的痛楚并未因此终止，且将一直延续下去，成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黑色记忆。 回顾苏联大清洗 《》 回顾苏联大清洗 《》是一本沉重的书。 在上世纪初，许多俄罗斯人背井离乡，跨越国境来到了中国东北，有很大一部分生活在哈尔滨、海拉尔等地。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苏联的诞生、日本势力掌控东北，其中的三万多个俄罗斯家庭选择了回国，伴随他们的，是对新生活的憧憬。 他们确实在苏联度过了几年平静的时光，但从1937年开始，由苏共高层发动的大清洗运动波及民间。由于上世纪初的东北局势极为复杂，日本人、白卫军等势力相互角逐，因而生活在哈尔滨等地的俄罗斯人就成了苏联眼中的可疑分子，因为他们“有可能”被“收买”，而成为反苏的间谍、特务。 于是，一场针对“哈尔滨俄罗斯人”的清洗大规模地展开，不少人被逮捕，据不完全统计，仅被处决者就超过了三万人。 在这些被处决的人中，包括了几个姓奥尼库尔的人。他们的后代玛拉没有随之一起回苏联，而是继续生活在哈尔滨，而后辗转到澳大利亚定居。玛拉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追寻家族的苦难史。她遍寻俄罗斯、中国的几大城市，找到了在大清洗中遇害的家族成员的受审档案，勾勒了其人生的最后轨迹，写成了《》这本书，也将“哈尔滨俄罗斯人”的悲惨遭遇呈现在世人眼前。 该书于2002年推出英文版后，曾获得澳大利亚国家传记文学奖。 极权政治下的徒劳挣扎 从文字的角度来说，《》写得一般，涉及人物众多，结构略显散乱。但它触及的话题太沉重，沉重得足以让人忽视文字上的差距，让人想起不久前去世的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所写的巨著《古拉格群岛》。 国内关于大清洗的出版物不多，从个人视角阐述的更少，况且，它描绘的人物曾在东北长期生活，与我们渊源颇深，至少从这一点看来，它有被我们关注的理由。更何况，书中所讲情形，三十多年前我们不是似曾相识么？ “你属于哪一个外国反革命组织？” “我不属于任何外国反革命组织。” “你在撒谎！” 质问，否认，驳斥。《哈尔滨档案》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对话。它们出自奥尼库尔家族成员的审讯记录。看到冷冰冰的盘问留在发黄的纸页上，会让人设想种种情景：他们是否在逼仄的审讯室中欲哭无泪，是否在拷打折磨后瑟瑟发抖，又是否在偶尔瞥向铁窗外的一刹那，对一只飞过的小鸟的自由艳羡无比？这些设想会给阅读者带来恐怖的感觉，不愿继续读下去。 审讯记录中留下了许多情绪。面对是否曾做过“坏事”的盘问，有人胆怯且犹疑，有人理智且坚定，有人既愤懑又无奈，然而不管他们试图妥协、争取主动也好，向自己身上泼污水也好，或是竭力证明自己清白也好，最终等待他们的只有两个将人心掷入冰潭的字：处决。庞大的国家机器早就设定答案，强权践踏法律后，讯问只是一场表演。《》呈现的政治荒谬与权力嚣张，已经到了丑陋得无以复加的地步。整本书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即小民命运在极权政治大环境面前的徒劳挣扎，后者每一次兴之所至的暴虐，都能让前者刻骨铭心。 在命运金字塔中，“哈尔滨俄罗斯人”处于最底端，沙皇将其逼至中国东北，日本的侵凌又迫使他们返回苏联，好日子没过上几天，同志式的友谊荡然无存，国家公民一下沦为阶下囚。他们从未得到任何一块土地的信任与拥抱，边缘性身份使之成为大清洗中最悲惨的一类人。奥尼库尔家族尚算幸运，他们在海外的后人还能尽力找寻先辈在“大清洗”过后的下落。而对许多被清洗掉、尚有亲族散居异域的“哈尔滨俄罗斯人”而言，他们的苦痛已被永远带入坟墓，不为人所知。当被哀悼、怀念的可能都不存在时，他们的不幸已达极点。 《》志在找寻，对个人和家族史的兴趣，远大于对时代背景的思索，不能指望它对大清洗产生的制度性原因有什么探究。不过相对于那些宏观、具有深度的作品而言，这个来自民间角度的故事提供了最接近真实的景象，使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了这场政治摧残造成的触目惊心的后果，面对审讯档案中的肃杀气息不寒而栗。就像《辛德勒的名单》一样，它冀望黑色画面在让人惊骇之后产生强烈的排斥感，拒绝类似情形在现实中重演。 时间已经昭示了大清洗将面对怎样的审判，人类的命运到底要被执入怎样的轨道。1939年，内务部的头子叶兹霍夫被控以间谍罪而遭到处决，唐代酷吏来俊臣“请君入瓮”的一幕上映了一出苏联版本；斯大林在死后也从神坛跌落，几十年来成为备受争议的复杂人物。奥尼库尔家族的老奶奶切斯娜曾在大清洗中被捕，她在度过几年艰难的牢狱之灾后，侥幸生还。服刑期间她已年过六十，整日挖土豆进行劳动，直至双手麻木。有人问她，为什么在经历过那么多苦难后还能活下来，老太太只说了一句话：“人比石头更坚硬。” 本组撰文 本报记者 张玥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