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这东西，官方和民间的分工很明确，前者提供史料，后者提供解读。所以咱们看到的读史笔记，大多采用民间视角。以这种视角写东西，下笔得讲究分寸，小心翼翼的，所以总像隔着层窗户纸，不敢捅透。古代人尤其在意这个，像张居正曾为明万历帝编纂的皇家读本，虽然皇帝阅读时还小得很，什么都不懂，但张居正也写得比较收敛，多余的话一句不说。 皇帝就没有这层顾虑。老子天下第一，谁敢管我？基本上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没什么好避讳的。下笔自由，是写出好文字的前提，至少在这一点上，皇帝老儿是占了优势的。况且历史所写，多以庙堂上的事情为主，皇帝是当事人，对江山社稷的事情感触最多也最深，他的体验，别人比不了，这又是一大优势。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皇帝与民间的观察角度、思维方式完全不同，对历史的结论就不一样。历史中的事件再大，对于民间而言，也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评点起来大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架势，也就特别圆滑，透着一股子世故劲儿。皇帝不行，历史兴亡虽是昨日云烟，可今朝一个不慎，就会重蹈覆辙，而且毫无转圜余地，不是丢江山就是掉脑袋，因而思考、点评起来，就格外直接、痛切，有时带着股狠辣劲儿，甚至显得十分霸道，目的在于给自己、给旁人提个醒。《乾隆御批通鉴》中体现得就非常明显，乾隆对唐宗宋祖、狄仁杰、于谦等人的评价，与大众完全两样，整本书出乎意料之处颇多。 老百姓看历史，主要是看一个乐儿，看的是谁鬼点子多、打架卖力气，所以《三国》《水浒》才那么受欢迎。层次略高一点的，是学谋略——比如商人，从历史里总结三十六计，没准哪天在生意上就用着了。层次再高一点的，是找心得——比如文人，最擅长的就是借古喻今，一边靠写文章赚稿费，一边借着这些老事儿发发牢骚。 那么皇帝看什么？ 拿乾隆爷的这部一瞧，喔哟乖乖不得了，那层次不是一般人能达得到的，关心的都是什么“正统”“臣节”“立储”一类的大事儿，说白了，就是琢磨自己的江山怎么才能坐稳当了。 历来君王最看重朝代命运的两头儿。 康熙南巡时，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祭拜朱元璋陵墓，一为安抚人心，二为宣示天下：大清得位正统，是从前朝手里传下来的。清初的史书都将李自成攻陷北京作为明亡之年。而乾隆在读《历代通鉴辑览》一书时，特别郑重地指出：应将第二年明福王在江宁被俘作为明亡的象征。他为什么这么做？我想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要否定农民军这类“非正式”政权的合法性，二是要指明自身“代天行令”、推翻腐朽建立新朝的“重任”。乾隆的原文中有这样几句话可作例证：“是非开创者欲究我兵威，而实收成者自失其神器也。”意思就是说，不是大清用强兵击垮了大明，而是它自己没有进取心，该完蛋了。你瞧瞧，是不是有“顺应天命”的意思？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孔老夫子的这句话被书生们膜拜了好几千年，在元、清两代更是常放在嘴边上。清代的皇帝尤其忌讳这句话，也就格外重视自己的正统性。这从乾隆的其他御批中也可看出。在点评宋太祖陈桥兵变一事时，乾隆认为，都说宋太祖是被逼无奈选择了谋反，但他究否参与其中值得怀疑，因而称他“得国之不以道”，即你这个帝位不是好来的。乾隆对唐太宗赞赏有加，然而谈及“玄武门之变”时，亦曾抨击后者“失德”。可见“正位”一事，在乾隆心中有多敏感。 所谓“正统”，往大处说是朝代更迭，往小处说是帝位承袭。康熙、雍正两朝都出现过储位之争，乾隆是亲历者，不能不对此有所感悟和警惕。他在书中三番五次提到历史上的“嫡长子继位”制。汉高祖、唐高祖、明太祖坚持嫡长制，分别导致吕氏专权、玄武门之变和靖难之变，令乾隆得出“嫡庶之虚名”不可拘泥的结论。乾隆一生三立太子，分别是皇次子、九子、十五子（即嘉庆），足见他对嫡长制的排斥。 正统与储位，无非事关江山永固。皇帝不是一个人管朝廷，也要和臣子打交道。除了强调皇家自身的精神文明建设外，乾隆也特别看重“臣节”，在书中屡屡评点。汉代陈平、周勃隐忍导致吕氏乱政，狄仁杰辅佐武则天徐图伺机恢复李唐天下等事，遭到了乾隆的严厉批驳，尤其指责狄仁杰“明是贪生”，还非要摆出一副忍辱负重、虚与委蛇的样子。 康熙朝修《明史》时，曾特意设立《贰臣传》，将那些在明清两朝为官的家伙都收录在内，连洪承畴这样为清廷建功立业的人都没能躲开，形同卸磨杀驴。其用意何在？即警示当世为官者应惕然任事，休要生出那“贰臣”的心思，在史书上落个千古骂名。乾隆在御批中着力宣示于此，和他爷爷的目的没什么两样。其实想想也好理解，《三国演义》里写到孙刘联合抗曹时，鲁肃对孙权说的一番话最明白：我们都能降，您不行，我们降了还能封个官，您降了就剩下喝西北风了。君主既然不想喝西北风，自然要未雨绸缪，吓唬臣子们，好给自己盖一座不怕风吹雨打的铁房子。 本组撰文 本报记者 张玥 《》 作者：爱新觉罗·弘历 出版：中华书局 定价：29.00元 (责任编辑：admin) |
